「政治要花錢」是日本政治人物一貫的論調。
現任外務大臣的渡邊美智雄在瑞案曝光、輿論鼎沸的當時曾說：「(花錢的政治)那裡不好？」「對國民生活有何相干？國民變窮了？薪水少了？經濟不景氣了？(瑞案)只不過是一個小現象罷了！」一九八九年二月的眾院質詢上，類似的發言使他再度成為議場的眾矢之的。
如果說政治人物最大的開支是選舉，似乎只說對了三分之二。根據「朝日新聞」的調查，一場選舉的行情是兩億元(約新台幣四千萬元)，這只是宣傳、雇人幫忙花的費用；那麼，沒有選舉的時候，錢是不是就不花了？答案是：平常要套交情，更不能不花錢。花多少？一億日圓！
首先是選區內外的婚喪喜慶。「朝日新聞」的調查顯示，含議員本人親自參加、夫人或秘書代替出席在內，一個月平均要參加葬禮二十六，五次，喜宴六．六次。逢到年末、年初的忘年會、新年會，更是一天趕好幾場，平均是一百十六次。
這些場合統統不能空手，林林總總加起來，一百四十萬日圓的慶弔費和交際費，每月固定地消失。這些還不包括自行企畫的集票活動，例如茶會、歌謠秀、球賽、運動會、卡拉OK大會等。全部加起來，至少需要四、五千萬日圓。
第二大筆的開銷是後援會的人事費用。政府給每位議員派有二位秘書，由政府支薪；但是兩個人辦不了什麼事，議員必須自行雇用秘書、辦事員和駕駛。在議員的選區裡，也需要有秘書不斷與地方勢力保持關係。「朝日新聞」的調查指出，每位議員手下的工作人員平均有十六人，人事費用一年至少要花上三千到四千萬日圓。
最後加上租辦公室、往來東京和選區之間的交通，都要花錢。這些大約要再耗掉一、兩千萬日圓。
渴望金錢援助
為了支應每年上億的固定費用和選舉花費，日本議員對於錢的渴望，套句日本的俗諺：「從喉嚨裡都想多伸出一隻手來」；因此，弄不到錢就意謂著與政壇無緣。為了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議員只有繼續設法籌錢。
議員的收入有三種：一、國費援助，將近兩千萬日圓。二、黨本部、派閥、有力政治家的支援。黨每年給兩次，一次約二至三百萬日圓；派閥也是一年兩次，金額相差不遠。有力派閥或有力政治家往往聚財力強，至於聚財力差的派閥或人物就難逃物競天擇的命運了。這也是派閥政治不易剷除的原因之一。
第三種是自行籌措。一般分為「獻金」和「派對」，這兩者的收入占去總收入的五九%。 「獻金」又分為小口和不定期的大口。議員在京阪或地方上，另外設有一個或多個有別於集票後援會的「資金後援會」，加入該會的企業每月繳納五千至兩萬日圓不等的「會費」，這是小口。通常後援會總有數百家企業參加，如此聚少成多，構成後援會的財政基礎。愈是規模大的派閥，或者議員的名氣響亮，爭先恐後加入的企業就不絕於途。
「派對」可以說是「資金後援會」的延伸，參加者有會員也有非會員，以鼓勵、慶賀等各種名義前來。「派對」券當場販賣，一夜間籌來的錢常常得用大麻袋或紙箱裝。
政商掛勾有共識
企業不惜花大把鈔票支持議員的道理非常簡單，保持與政治的良好關係，更進一步獲得政策上的恩典。然而令人驚異的是，連企業界上上下下似乎都認為我出錢，你一定會出力。
在瑞案的搜證過程中，日本電信電話公司(NTT)有一個「自願基金」被掀了出來。該基金自一九八五年成立以來，至八八年共在社內籌集了的八億日圓，分別交給宮澤派、中曾根派、安倍派、竹下派等等。
這些錢是按NTT的職員等級徵收的，高級職員兩萬圓、股長級五千圓，統統由年終獎金中扣出。三年裡，NTT的職員從自己的口袋裡被迫掏錢出去，竟然無人有異議。除了感歎日本人對企業的忠順外，也印證了一般員工對於政商靠攏不論是默許，還是積極贊助，在他們心裡似乎早已存在著一種「共識」。
政商一旦掛勾，腐臭自生。去年十一月底因逃稅被判刑的原環境廳長稻村利幸，就是明證。
金權政治影響所及，政壇永遠只被有錢的政治人物及其子子孫孫所把持，形成一個平常百姓難以參與的絕緣體。這些政治面的不良後果，從新首相每由各派閥在檯面下折衝產生，就可以看出。
無怪乎宮澤上台後第二天，華盛頓郵報有一段辛辣的諷刺：「這個週末突然發生的事，似乎證明了三十六年來控制日本政府的政黨，雖然名為「自由、民主、黨」，實際上是最保守的政黨。「黨」，只是五個鬆散的派閥所聚集而成；名為「民主」，自民黨內部的運作，一點都不民主。」
再從經濟面看，企業一旦有政治撐腰，漸漸有恃無恐。
一九九０年底日本股市暴跌後，證券公司為大企業彌補巨額的投資損失，而不顧眾多散戶利益的作法，卻只換來政府輕罰停止營業數天了事，證明連日本政府也不敢將大企業的虎鬚。其次，政策制訂往往保護、圖利了企業，而且是保護和圖利那些交得出錢的大企業，至於中小企業，只有任憑大企業宰割。
當一個國民的年終獎金無端少了幾萬圓，或投資股票的錢被證券公司拿去填補大企業的損失，或者只能望著不動產的天價興歎時，渡邊美智雄二年多以前的話，實有修正的必要：金權政治怎會與國民生活毫不相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