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對中國人而言，是政治上的分水嶺，也是歷史變遷的源頭。從那一年起，「民族國家」成了共同價值，中國再也沒有一家一姓的專制皇朝。
辛亥革命完成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及「結束君主政體，建立共和民國」兩大任務。在共和國裡，由誰來作皇帝呢？中山先生的想法是，「用人民來作皇帝，用四萬萬人來作皇帝。」
「中國有四萬萬個皇帝這個觀念，在當時是個具革命性的想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玉法認為，基本上中國也有西方「君權神授」的觀念，皇帝的權力來自天。雖然中國有民本思想，但民本思想與民主制度往往是背道而馳的；猶如子女不能取代父母角色一般，中國傳統政治主張愛民，但絕不可能將權力讓給人民。
然而歷史演變至清末，清廷積弱不振，漢人的民族意識勃興，民主觀念也開始萌芽。中國的天朝觀念面臨了空前的考驗，君主王朝的合法性也遭到嚴重的質疑。
「在那段時期，能引發及帶動社會情勢的，主要是排滿。」台大教授胡佛指出。
中山先生在革命之初就兼具「建立民國」及「驅逐韃虜」的觀念。初期，他結合幫會力量，以武力反清；後來因「民族主義」價值觀念，與光復會、華興會等知識分子目標一致而結合。
皇帝退位民主上台
辛亥革命成就了什麼?
「最大的成就是皇帝思想的消退。」張玉法肯定地表示，這是歷史的潮流。
此時大家已將民主視為宗教，雖然多數人不知民主為何物，但一聞「反民主」即立刻反對。後來連最專制的共產主義，也要稱自己實施的是「民主」。
以袁世凱力量之大，欲圖皇帝美夢，黃袍加身了八十三天，終不免破碎。張勳運用軍隊力量，進行復辟，不旋踵亦敗亡。
影響所及，再有皇帝思想的人，也不敢稱帝。
中山先生曾痛陳南方的陳炯明有「日月抱持負少年」的皇帝思想；而北方的曹錕及廣西的陸榮廷也都有皇帝心態。但此時共和觀念已深植人心，皇權不能合理化。
歷史再往後推，蔣介石及毛澤東都曾集大權於一身，但一個是總統；一個是主席，也都不是一家一姓的皇帝。
皇室推倒了，皇帝沒了，共和國裡，四萬萬人如何當「皇帝」？
辛亥後，有了民選的國會。「選舉」在當時是一件大事。為獲一張選票，或開設私墊，教選民寫候選人姓名；或預印名片，以便選民攜人臨摹；或張貼海報、標語；或登報宣揚政見；或到各地發表演說；或優待免繳黨費；或金錢買票，備船轎迎送，贈送金徽章、燕尾服、鴉片。
選舉之日，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九０%的投票率，但亦有搗毀投票場、重複投票、搶票、代人寫票，而由選舉引發的訴訟，層出不窮，甚至有控告候選人不付賄款者。
這些現象，足見選舉尚在起步，多有不成熟之處，但中國總算首次有了全國代表性的議員，大總統是由他們在議會中選舉產生的。
國會開幕，大總統頌詞中說：「我共和民國，由於四萬萬人民之心理所締造，正式國會，亦本於四萬萬人民心理所結合，則國家主權，當然歸之國民全體。」
歷史尚待考驗
「兩黨政治」出現了。一是由立憲派演變而成的進步黨，一是革命派組成的國民黨；兩黨在國會中勢均力敵，頗有民國開國的新氣象。
不幸的是，袁世凱帝制自為，解散國會，兩黨政治從此煙消雲散。後來國民黨執政，「政黨政治並沒有發展出來，」張玉法遺憾地表示。直到五年前，中國的政黨政治才在台灣萌芽。
辛亥革命所抱持的民主理想，一是議會政治；一是對基本人權的保障(如集會、結社、言論自由)。民國元、二年有了初步的實現。直到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下令鎮壓，一切的民主制度付之一炬。「中國從此陷入了近八十年漫長的反動時期，」張玉法說，自此政黨政治孫中山不談了，蔣介石不談了，毛澤東更不用說。
辛亥後短暫的民主制度，猶如曇花一現，能發揮的功效畢竟有限。胡佛表示：「傳統極權主義倒了，但中國傳統文化及制度並不能改變。」許多人並不瞭解中山先生的民主理念，讓他感到相當的無力，也使他的「民權主義理想，只能算呼呼口號罷了。」
民主是中山先生革命的理想，但是如何實行？如何讓四萬萬人當皇帝？張玉法的答案是：「中山先生當時沒有提出具體的辦法。」後來民國體制受挫，中山先生修正了他的政治理念，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步驟，造成了國民黨的革命性格。
但我們不能以狹隘的心來看歷史，認為部分的失敗，就四萬萬個中國人當皇帝，主要是發現了每個人的尊嚴，每個人都有生活的尊嚴。
全盤否定。張玉法仍然樂觀地表示，對現在的中國人、不論在大陸或台灣，所要追求及發揮的，「就是辛亥革命之初的民主精神。」
政大哲學系主任沈清松以哲學的觀點做了歸結，四萬萬個中國人當皇帝，主要是發現了每個人的尊嚴，每個人都有生活的尊嚴。
如何活得有尊嚴？我們都還在學習，但可以肯定的是，以民主的規範來保障是最佳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