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社會輿論對這一代年輕人的批評多為：自我中心、缺少對他人關懷、讀書不求甚解、創造力不足、好高騖遠及經不起挫折。然而，就像每一個時代，有迷失的羔羊，也有滿懷理想的有志青年。仔細分析，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實源於所受的教育不同。
杜威的「教育即成長」哲學，在中華民國升學主義下，歷任教育部長的努力是，以「公平競爭」取代「人盡其才」；採「共同必修科目實施要點」的限定，使台灣地區各大學成了只有一所「教育部的大學」，更遑論規畫一套彌補聯考缺失的教育辦法！
民國七十年八月，台大校長虞兆中任職後，有感於「學生急於追求考試高分而疏於社會使命感」，開始搜集較接近我國大學制度的美國大學通識教育改革資料。
飽受「共同必修」之苦的學生於是喜出望外。台大青年社、台大人試刊號、研究生協會等八個社團更是熱烈響應，關心教育的台大教授，如楊維哲、曹亮吉等也靜坐學生群中，聆聽虞校長「大學教育的目標和功能」演講，自傅斯年去世後，台灣的學生、教授、校長再度關切大學教育的真精神。
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台大十一位教授，向學校行政當局提出「台大通才教育之建議」及具體改進方案。校方於是在校務發展規畫委員會中，成立「通才教育工作小組」，並由哲學系郭博文教授擔任召集人。
經過十多位教授的多次討論，決定：改進現存有關課程；新開人文與社會科學導論；舉辦系列演講。
用課程海報吸引學生
七十二年九月台大校務行政會議決定該學年度開設：(一)社會科學大意，由葉啟政教授主持，請李亦園、胡佛、楊國樞、王作榮、葉啟政、王澤鑑和郭博文分教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和社會科學的哲學，對象是理、工、農、醫學院的大二、三同學；(二)自然科學大意，由沈君山主持，另請吳大猷、謝清俊、譚天錫共同傳授。
消息傳出，沒多久有關機構對社會科學大意教授多為「自由派教授」，而嚴肅關切，虞校長堅定回答：「教授名單已定，難以更改。」此為教育理想與政治考量交鋒後仍暫贏的佳話。
在「理想非一蹴可幾」的原則下，同年十月，校方又訂定中程計畫－－全面檢討現存教育部共同必修課的教學宗旨和學習動機；長程計畫－－重新全盤考慮台大學生應具備何種基礎知識和教養。
七十三年五月，台大就五類通識領域(文學與藝術、歷史與比較文化、社會與哲學分析、數學與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增設十三門選修通識課，課程設計有哈佛大學的理想，兼具中國教育的風格。有的教授甚至每週精心設計海報，吸引學生。
這股重視教育的新朝氣於一年後感染到他校，師大思言社在校內舉辦「大學通才教育的理論和實際」座談會，師大學生提出不少問題，對通識教育的改革更寄予厚望。該校於七十二年第二學期開設四門通識課。
承襲大陸「水木清華」通識觀的清大也樂於響應。民國七十三年清大成立人文社會學院後，即在院內設置「共同學科」，肩負推行通識教育重任，並於七十三學年度開設十門通識課。
教育部有鑒於此，於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五日發布「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規定各大學院校在七大學術範疇內開設選修科，自此各大學勉為其難因應。
自力救濟辦通識
七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各大學教授群集清華大學，參與「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台大教務長羅銅壁，對每年三千多名新生入學，要面臨一學期開五十班通識課的問題，在會中報告：「台大自七十三學年度開始，請各系至少提供一門通識課，以勉強應付局面。」
「可惜的是被教育部管了多年的大專院校，不會認真地規畫。其實可按各校師資，經討論決定適合各校特色的可行方案。」東吳大學物理系的劉源俊教授語重心長地指出。
台大前校長虞兆中認為：「台大辦通識教育的兩大困難是：在各系間建立共識及經費問題。我們開始做時全憑教授熱忱支撐。台大在我任上三年的推動，只是個起步，還沒有全然實現。」
其實，各校條件不同，教育部管得太多，台大根本難以施展真正的教育理想，其他大學也有困難。
台大社會系葉啟政教授感慨：「虞校長離開台大後，我們才深知當年民風未開，辦通識教育，實多虧他有擔當、具理想，一人扛下不少外界政治壓力。」
對目前的台大缺少規畫，任由各系自開通識課(如寵物保健、珠寶評鑑等)，葉啟政評價說：「簡直是一塌糊塗，是台灣在高等教育史上的天大笑話，沒有品質！」
曾任台大通識教育工作小組召集人、台大哲學系郭博文教授談到：「各系專業課太重，如數學系想培養數學家，歷史系想培養歷史家，所以通識學分插不進去。現在台大各系開給外系的通識課，完全沒有規畫，很亂。校內要辦好通識教育，最要緊的是各方的積極配合。」
現任台大歷史系主任徐泓回憶說：「現在大家爭論極多的共同必修課，虞校長當年即有改革初案；我們最近也提出歷史系開各種斷代史課程，讓學生多選擇，絕不是營養課。可惜台大規畫改革後的公文送到教育部，連試辦都不准。」
建議審長眠於教育部
其實，教育部曾設「大學共同科目規畫」研究小組，特請沈君山、李亦園擔任召集人，另有孫震、茅聲燾、章孝慈、董大成、黃堅厚、黃俊傑六位委員。為了務實改革，這個小組又另分歷史、國父思想兩個教學諮詢委員會，並在六次會議中，就國文、英文、科學導論、歷史、國父思想，充分討論，提供六點建議：
包括取消大學入學考「三民主義」；成立國文、英文、歷史、國思四科的教學改進評鑑委員會；增列「生命科學導論」和「物理科學導論」；歷史課程應做彈性安排；由教育部指定一、二所大學進行實驗後，提出改進報告，作施行參考。
這份十六頁的建議書一直「長眠」於教育部，尤其對爭議最大的國父思想課，曾明確指出教學上不宜有統一課本；且得比較三民主義與其他相關思想、制度的異同；師資應具備社會科學的基本訓練，至少專精於政、法、經、社四門學問之一，以「協同教學」方式授課。
「當前我國通識的最大問題是這些共同必修和通識課二者之間的貫穿性。毛部長想讓各校決定，但未必每個大學均有自主力。最糟糕的是有些老師只會教國父思想，去掉必修課，他們之中不少人會失業，所以反對聲浪特別大，我們雖可體諒，但課程改革在台淺的悲慘結果，往往是非理性的居多。國父思想等必修課在時代進步潮流中，不可長久地以必修當保障，一定要能與其他學科共同競爭，才可成為大學中的正常科目。」負責撰寫建議書的李亦園教授指出。
不少人分析毛高文部長有新一代的觀念，常找教授談大學教育改進辦法，可惜這批教授雖有滿腹理想卻不在體制內，幫不了多少忙。而毛部長以下的不少官員有保守、服從權威的習性，但缺少改革開創的魄力。
不可為而為之
許多人認為問題癥結在於教育部的人事、經費又和行政院人事室、主計處、審計部相關，再不怕燙手山芋的教育部長也動彈不了多少；加上國內的高等教育研究不深入，沒有確切數據，供施政參考。
然而關心台灣高教改革的呼聲也愈來愈響，各大報意見欄也多有文章針砭時下教育通弊。
有人挖苦說：「關心教育改革的人比關心憲政改革的人還多。」
不管體制改革何時啟動，不少教授仍只問耕耘。台大電機系馬志欽教授，費了不少工夫準備他在政大新聞系開設的「自然科學概論」，他講課只談理念，不談太多知識，讓學生先感興趣，由哲學、宗教來看科學、物質、心和宇宙。
清華大學宋文理教授雖知清大科系少，仍努力設計，請學養豐富的兼任教授來清華教通識課，他認為：「要有教育理念的教育家，才會教得好通識課。」言談間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
遠在美國的許倬雲教授也在長途電話中說：「台灣要辦好高等教育，在經費上不成問題，要緊的是掌握人才。」
然而，國內學者被澆了幾次冷水後，也筋疲力竭，無力感團團籠罩，讓知識分子教育理想難以發揮。如何再度點燃這事有志人士的熱心，倒成了最重要的關鍵。
五四後的中國知識分子風骨，在政治考慮與經濟掛帥下，如同爛泥中的種子，埋了四十年！何時可「雨過天青」，踏出「通識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步伐，讓中華民國下一代百花齊放、美不勝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