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讀罷奏疏，其震怒的情狀自然可想而知。傳說他當時把奏摺往地上一摔，嘴裡喊叫：「抓住這個人，不要讓他跑了！」旁邊一個宦官為了平息皇帝的怒氣，就不慌不忙地跪奏：「萬歲不必動怒。這個人向來就有癡名，聽說他已自知必死無疑，所以他在遞上奏本以前就買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訣別，僕從已經嚇得統統逃散。這個人是不會逃跑的」。嘉靖聽完，長歎一聲，又從地上撿起奏本一讀再讀。(見一四八頁)
前面所引述的文字，那個剛正直諫的「癡人」正是海瑞；而這段文字既不是出自高陽的歷史小說，也不是成為文革導火線的吳唅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卻是極獲好評的史學著作，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在當代史家中，黃仁宇也許是最受史學圈外人喜愛的一位。一般的史學論著，除非同行的專家，讀來多半詰屈贅牙，古注今疏，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即使勉強終篇，也往往難以領受。學術專業分工愈細密，則學科間的隔閡愈甚，史學界與非史學界，彷彿用文字築下了一道障礙。
因此，如何使史學專業能夠普及化，讓專家的研究與行外的人有對話與溝通的可能，近年來逐漸成為史學界重視的課題。一九八五年「萬曆十五年」中文本在台北出版，更提供了歷史寫作的另一種範本。
「萬曆十五年」最為人稱道的是，作者重建了歷史敘事的藝術。中國傳統史學中的敘事藝術，司馬遷的史記是個典範，讀「刺客列傳」，慷慨悲歌的燕趙男兒如在眼前；讀「游俠列傳」與「貨殖列傳」，國家與社會在「力」與「貨」兩種角力場上的競逐躍然紙上；「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則分別描繪了沒落貴族與新興平民交會的兩種氣象與命運。
活生生的歷史
現代史學著述中，強調論證的嚴謹、客觀，都僵化了歷史的想像，也窄化了歷史寫作的空間。當然我絕不是說史學論述不必嚴謹客觀，而是，在嚴謹客觀之餘，還有另外一些可以進一步做到的。
歷史中的人物也許已經作古，但是他們卻是在活著的時候創造了他們的歷史。換言之，歷史是一個個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感情、慾望，也有理性、計算的人所創造出來的，歷史的研究不是方程式的演算，歷史的寫作自然也不能是僵硬冰冷的因果判定。只有能深入歷史情境，對歷史人物有「同情的瞭解」(sympathetic understaning)的研究者，才能體會到「活生生」的歷史，也才能寫出「活生生」的史學論著。
「萬曆十五年」的寫作，適切地掌握了學術的嚴謹要求和敘事的生動活潑之間的分際，黃仁宇的文字有歷史小說的臨場感，卻沒有小說家的穿鑿附會。作者描寫歷史人物，觀察細膩入微，深入人性幽微。如海瑞上奏疏指摘嘉靖之後，嘉靖將奏章留中不發，也沒有給海瑞任何處罰，但是：
皇帝的情緒顯得很矛盾，他有時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時又痛罵他為「那個咒罵我的畜物。」有時他責打宮女，宮女就會在背後偷偷地說：「他自己給海瑞罵了，就找咱們出氣！」(見一四九頁)
嘉靖那種道德、理性、情感重重矛盾的糾結，歷歷如繪。
另外，萬曆時張居正權傾一時，有人上奏彈劾張居正，遭到廷杖的處分。黃仁宇這麼描述：
這時張居正顯示了他的寬容。他懇請對犯官免加體罰，改為流放到邊遠省分，受當地官吏的監視。這種雅量使萬曆極為感動，無端遭受別人的攻擊，還要代這個人說情，可見他確實是不計個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風。然而萬曆所不會理解的是，權傾朝野的張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滿的人，已經用不著他親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內外官員對此人投井下石，以此來討好首輔。果然，在幾年之後，萬曆皇帝獲悉當日免受杖刑的這位官員，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極端可疑。(見一八頁)
整段文字看下來，「寬容」和「雅量」都成了對張居正的嘲諷，同時也是對讀史者的警示，許多歷史人物說的一套，做的一套，若非結合事前事後的蛛絲馬跡細細觀察，則易於為其外在言行所幻惑。同時一些歷史上的政治強人，事實上在他周圍已構成了一整部強人機器，有些事不待強人的指示，機器會自動運轉，而強人卻不因此而可以卸責。
歷史不計片面得失
黃仁宇除了寫作「活歷史」之外，他的另一項特色是「大歷史」(macro-history)觀點。如果說前者是細膩的工筆畫，那麼後者便是氣勢雄渾的潑墨山水。
黃仁宇強調將歷史的縱深增長，歷史家的視界也會擴大。如此「過去很多事蹟，以前看到是不合理的，現在從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的條件下，看來則為合理，而且其因果也會前後聯貫。」(見「放寬歷史的視界」，二八三頁)
在「大歷史」的觀照下，才可能確切地看到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的結構與節奏，及其牢不可破的特點。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首先，舊有的傳統是一堅固而整體的結構，它與新時代所崇尚的價值背後的條件相距過大，因此，在時代的轉型之際，所有的改革創造，不可避免地要面臨地覆天翻的局面。
其次，當我們把一個個歷史人物擺回「大歷史」的舞台之中，每個人都只是隨著歷史的大潮流浮沈。個人的一切作為，都不足以與大潮流抗拒。因此「萬曆十五年」書末，黃仁宇這麼寫著：
一五八七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是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宏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身敗而兼名裂。(見二五四頁)
在大時代的結構籠罩之下，個人是無力的，也因此作者不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見「自序」第一頁)。
質疑與期許
黃仁宇「大歷史」的觀察給予讀者不少的啟發，我們很容易發現，四百年前的那個大結構，至今仍深深地籠罩著我們的時代。我們也發現，個別歷史人物都只是在一定劇場舞台形式中扮演其角色，台步一有閃失，便跌跌撞撞，但也改變不了舞台的布置。但是讀者也難免要質疑，在「大歷史」的觀點下，個人的自主空間還留下了多少？進一步要問的是，這裡是否還存在著歷史人物的責任問題？因為黃仁宇的書中提供了太多歷史人物脫罪(責任)的途徑。
此外，「萬曆十五年」所展現給讀者的那個以禮儀與道德為主的「大歷史」，究竟是在何種條件下建立？從行政與法律的觀點批判儀禮與道德，自然暢快淋漓，但是若回到後者的立場，儀禮就只是無謂的形式，而道德真只是「無可認真」的嗎？還有文官體系背後代表的是社會結構中那一部分的力量？文官體系與皇權之間的制衡關係，只是限制一個有為君主的創意嗎？
這些問題，有的是作者未曾明確交代的，有的是作者的歷史觀必然會出現的質疑。
從歷史專業的立場，「萬曆十五年」仍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就一般讀者而言，作者至少也必須回答上述的幾個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與其說是對作者成就的質疑，毋寧說是在肯定之餘的期許；這份期許，同時也及於史學圈內圈外的所有人。
也許這本「萬曆十五年」正是打破內外藩籬的一個契機。
(黃俊傑為台大歷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