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動盪不安的國際局勢，為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專家製造了不小的言論市場，但也設下許多難堪的陷阱。譬如據時代雜誌報導，在波灣戰爭開打以前，九０%在各種媒體露面的美國學者，都認為這場戰爭對美國不利，不宜進行。其中又以中東問題專家最堅持這種看法。
反觀國內，在部分記者苦苦逼問「會不會打？」「什麼時候打？」之下，有的專家學者固然一戰成名，卻也有不少人中箭落馬。如此這般，讀書真的無用嗎？迷信專家真的不如跟著感覺走嗎？
學者是學習的人
其實，專家本來就是相對於一般人而言的一個名詞，而學者更應該承認自己是永遠在學習的人。
人的智慧有限、體力有限，誰能真正全面掌握、洞察，乃至預測某個事件呢？國內事務尚且複雜到經常讓人覺得撲朔迷離、真相不明；那麼如何能期望沒有千里眼與順風耳的人，去猜測幾千里外的事情呢？因此，學者專家過分膨脹自己的角色，固然不對，過分被苛責，也不見得公平。
季辛吉這位學而優則仕的專家曾在回憶錄中寫道，他進入白宮以後才發現，實際的外交政策遊戲，遠非外界所能想像。不過在暗自汗顏之餘，他也承認學者專家對某個具體政策或事件或許欠缺足夠的認識，但對大趨勢、大方向的思考仍然值得參酌。事實上，用今天的眼光看，季辛吉的後半段話還要打個折扣才行。
原因有三。第一，季辛吉是個權力論者。在敵我分明的冷戰時期，不管國際體系是「兩極」、「三角」或「多元」，國家的行為總有一套以權力競爭為根據的邏輯。但在後冷戰的九０年代，敵友不再分明，競爭與合作相交錯，結果國家行為與國際關係的趨勢當然就更難掌握。
第二，便重要的，今天隨著國際權力分散的趨勢，各國國內的權力也在分散，而各國外交政策受到他國(尤其是敵國)行為影響的成分愈來愈少，受到本國內政牽制的成分愈來愈多。
不論共產國家或民主國家、開發中國家或發達國家，我們都可發現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的影響力在降低；執政黨對政治的影響力在降低；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力在降低；而政府對外交的影響力也在降低。既然如此，如果不是對某國內政有長期而深入的觀察，如何遽而推斷呢？
趨勢難研判
第三，貫穿國際與國內兩個層次的是個人思想的多元化。這是一個人人想做英雄，人人卻又反權威的時代。隨著環境的加速變遷與資訊的快速流通，人的記憶、價值、情誼都在縮短。愈來愈多的人與外國人有共同的語言，卻與本國人有重重的心結。國家的距離縮短了，人與人的距離卻加大了。這一切使得國內問題更難解決，當然也使國際問題更複雜。
在上述情況下，別說個別事件的真相不易瞭解，即使是趨勢都愈來愈難研判。正因如此，國際關係學者專家的謙沖自抑已經不只是私人修養的問題，而是職業道德的問題。同理，一般人不必也不應該過分求全責備。畢竟以或然率而論，這些專家命中紅心的機會或許較前減少，但上靶的機率仍然遠遠高於一般人。
如果國際知識的生產者、消費者與仲介者都因最近的事件而學到知所止的教訓，那些中箭落馬者的血也就沒有白流了。
(蘇起為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