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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國際學者是千里眼?

文 / 蘇 起    
199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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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國際學者是千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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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動盪不安的國際局勢,為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專家製造了不小的言論市場,但也設下許多難堪的陷阱。譬如據時代雜誌報導,在波灣戰爭開打以前,九0%在各種媒體露面的美國學者,都認為這場戰爭對美國不利,不宜進行。其中又以中東問題專家最堅持這種看法。

反觀國內,在部分記者苦苦逼問「會不會打?」「什麼時候打?」之下,有的專家學者固然一戰成名,卻也有不少人中箭落馬。如此這般,讀書真的無用嗎?迷信專家真的不如跟著感覺走嗎?

學者是學習的人

其實,專家本來就是相對於一般人而言的一個名詞,而學者更應該承認自己是永遠在學習的人。

人的智慧有限、體力有限,誰能真正全面掌握、洞察,乃至預測某個事件呢?國內事務尚且複雜到經常讓人覺得撲朔迷離、真相不明;那麼如何能期望沒有千里眼與順風耳的人,去猜測幾千里外的事情呢?因此,學者專家過分膨脹自己的角色,固然不對,過分被苛責,也不見得公平。

季辛吉這位學而優則仕的專家曾在回憶錄中寫道,他進入白宮以後才發現,實際的外交政策遊戲,遠非外界所能想像。不過在暗自汗顏之餘,他也承認學者專家對某個具體政策或事件或許欠缺足夠的認識,但對大趨勢、大方向的思考仍然值得參酌。事實上,用今天的眼光看,季辛吉的後半段話還要打個折扣才行。

原因有三。第一,季辛吉是個權力論者。在敵我分明的冷戰時期,不管國際體系是「兩極」、「三角」或「多元」,國家的行為總有一套以權力競爭為根據的邏輯。但在後冷戰的九0年代,敵友不再分明,競爭與合作相交錯,結果國家行為與國際關係的趨勢當然就更難掌握。

第二,便重要的,今天隨著國際權力分散的趨勢,各國國內的權力也在分散,而各國外交政策受到他國(尤其是敵國)行為影響的成分愈來愈少,受到本國內政牽制的成分愈來愈多。

不論共產國家或民主國家、開發中國家或發達國家,我們都可發現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的影響力在降低;執政黨對政治的影響力在降低;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力在降低;而政府對外交的影響力也在降低。既然如此,如果不是對某國內政有長期而深入的觀察,如何遽而推斷呢?

趨勢難研判

第三,貫穿國際與國內兩個層次的是個人思想的多元化。這是一個人人想做英雄,人人卻又反權威的時代。隨著環境的加速變遷與資訊的快速流通,人的記憶、價值、情誼都在縮短。愈來愈多的人與外國人有共同的語言,卻與本國人有重重的心結。國家的距離縮短了,人與人的距離卻加大了。這一切使得國內問題更難解決,當然也使國際問題更複雜。

在上述情況下,別說個別事件的真相不易瞭解,即使是趨勢都愈來愈難研判。正因如此,國際關係學者專家的謙沖自抑已經不只是私人修養的問題,而是職業道德的問題。同理,一般人不必也不應該過分求全責備。畢竟以或然率而論,這些專家命中紅心的機會或許較前減少,但上靶的機率仍然遠遠高於一般人。

如果國際知識的生產者、消費者與仲介者都因最近的事件而學到知所止的教訓,那些中箭落馬者的血也就沒有白流了。

(蘇起為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出自 1991 / 06 月號

第060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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