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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人做有用事

文 / 林蕙娟    
199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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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人做有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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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重度殘障者和植物人的崇愛教養院,預定在中和市力行里落址,竟使里民不分男女老少,發揮了空前的向心力來反對;負責協調的政府官員,對里民說理不成又動之以情,里民仍鐵著臉。社區裡高掛白布條,「抗議」、「堅決反對」的字體漆得斗大,他們亟力維護自覺一向「安寧的生活環境」,並且要「避免疾病傳染」。

「殘障者像是洪水猛獸,異形入侵,」局外人冷眼觀察:「身強體健的人準備捍衛家園。」

力行里對殘障者的抗爭,只是社會上眾多類似事件的一例。

走進益祥企業行,幾個員工抬起頭衝著訪客露齒笑,「工作上難免受氣,但這些孩子純真得好讓人窩心,」五十歲的許東藏,開了一家只收殘障者的網版印刷社。

「有人說我們一定有什麼企圖,有人說我們傻里傻氣。」許太太微笑著,輕描淡寫一語帶過。

「傻氣」的許家夫婦,卻是社會上對待殘障者的特例。

「別人看我,好奇、漠視、輕蔑,」一位患腦性麻痺的年輕人,斷斷續續道出比外表更殘障的心事。「恐懼」則是他初入社會找工作的心結。

法令強制不了的心態

顏面傷殘的陳明里到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工作前,「每次找工作,老闆一看到我,連聊上三句的時間都不給我,」陳明里曾經自嘲,應該在風景區搭個棚,自己站在裡面,外面掛個「看一次十元」的牌子,「這樣收入一定很好。」

恐懼和自嘲並非沒來由,幾項數據將殘障者的困境具體呈現:近幾年台灣整體失業率維持在三%以下,但成年殘障者每兩位便有一位失業;六四%的工商企業沒有雇用任何殘障員工,公營機構提供的工作機會更少,超過七成沒有雇用殘障者。

在去年殘障福利法修正通過前,舊法常被專家與殘障團體譏為「本身就很殘障」,對殘障者工作權保障的規定是「公、民營事業機構,雇用殘障者人數超過其雇用總人數百分之三以上者,應予獎勵。」

一般認為,這項規定缺乏強制性,獎勵不具體,公、民營機構平均每雇用一百位員工中,用不到一位殘障者。

而改頭換面的新法已有強制性的規定:五十人以上的公營機構,和一百人以上的民營機構,至少必須雇用一位殘障者。這項規定將在今年七月一日開始執行。

行政院勞委會去年做過抽樣調查,超過九成的中小企業對具有合格職能的殘障者並不排斥;但近四分之一持拒斥態度的企業中,大型企業的比例最高。如果採強制性規定,有三分之一的企業表示不以為然。高雄某大公營企業負責人就曾坦言:「我們寧願被罰繳差額費。」

伊甸殘障福利基金會歸納廠商不願雇用殘障者的疑懼是:殘等於廢,不能勝任工作;懷疑殘障者的行動能力,不能準時上班、可能健康狀況不佳,常請假;特別敏感、退縮,同事也不接納;並且害怕提高成本,要為殘障者改變辦公室的空間、設備……。

像許東藏那種只為殘障者開大門的老闆畢竟太稀有,但也有不少廠商,體會到對殘障者的刻板印象只是偏見。

技術重於肢體

電子裝配人員、手工藝品製作員、作業員等,在就業市場上一向難求,雇主退而求其次--用殘障者試試,一用之下,發現殘障者「穩定性高」也「容易管理」。宏廣公司員工近九百名,其中肢障和聾啞有三十幾位,公司人事部經理張維和表示:「這些殘障員工普遍表現不錯、很努力,我們公司歡迎殘障者進來。」

建弘電子公司超過二%的員工是殘障者,人事課長張彌弘說明,公司雇用員工的原則是「要求技術,身體缺陷沒關係」。

生產線正忙碌,張彌弘在一旁抱怨,時下年輕人寧願做一萬元起薪的會計,也不願做一萬二千元起薪的作業員。望著下肢殘障而雙手靈巧、工作人神的員工,他半掩著口,低聲說:「說實在,我對他們的印象比正常人還好,他們特別勤奮。」

建弘電子對員工一視同仁,只要能通過晉升考試,就可升職,殘障者亦然。患小兒麻痺的周如仁,在建弘柱杖十二年,從技術人員升到初級工程師,「希望不要被認為是累贅,堵了其他殘障者的路,」他說。

山葉機車董事長謝文郁和盲人重建院院長曾文雄有私交,只要曾文雄推薦的視障者,山葉不會拒絕。「我向一般廠商推薦,通常十家裡七、八家退票,二、三家半信半疑,」曾文雄先是直稱這類經驗很不好、很不好,繼而面露喜色:「謝先生曾對他的員工說,考慮大家戴眼罩上班,因為盲人員工效率比明眼人高。」

即使是殘障,也可能化工作上的阻力於無形,有些類型的工作,殘障者比正常人更適合。

涓涓的執著

二十年歷史的大台北牙科成立以來,便訓練聽障者做齒模,目前六位技工中,有四位是聾啞。「齒模機器發出的噪音很大,一般人很難耐得住,」負責行政工作的陳麗卿認為,聽障者反而可以專心,技術也抓得穩。

同事相處上,聽障者比較敏感,自我防衛心重,「剛開始比較難溝通,」目前陳麗卿已學會了手語:「瞭解彼此之後,日久見人心。」

而企業公益形象良好的麥當勞進軍台灣市場不久,就以具體行動證明,智障者也可以是很好的服務員。

麥當勞目前在台有四十六家分店,乎均每家分店雇用二位智障者或腦性麻痺患者,工作時數依個人能力不同,但福利、工資、訓練方面,與一般服務員沒有差別。

二十六歲的張涓涓在麥當勞民生店工作六年,號稱麥當勞「最資深的智障服務員」。「涓涓剛開始比較閉塞,」民生店副理陳文瑜觀察:「現在她可以很自然地面對客人,看到媽媽帶小孩進來,會上前幫忙端餐盤。」

涓涓只是動作比一般人慢,但工作得比一般人更執著,她一定要把桌子擦得非常非常乾淨,下班時間到了,也堅持「我要把這批漢堡做完再走。」

腦性麻痺患者常被誤認為智能不足,也在麥當勞做服務員的陳彥任,不否認以前很自卑,他突然開心地笑:「現在覺得自己和一般人沒有差別嘛!」他樂於參加麥當勞辦的員工家庭聚會和郊遊活動。分店主管對他的評價是:「比別人更努力、更開朗。」

國外有例在先,似乎也能刺激在國內的廠商。桃園原田公司是家中日合作的工廠,最近特別開了條殘障者生產線,提供二十個名額,透過各殘障職訓機構求才。做決定的顧問羅豐鶴表示:「日本方面也有設殘障者生產線,成品質與量都和正常人一樣。」

別讓失能變殘障

一切只是心態問題。事實上,國人習稱的「殘廢」只是「失能」(disable)--失去部分能力而已,只因國內沒有引進更多、更先進的科技輔助工具,無障礙環境未建立,「使原來只是「失能」的人「殘廢」了,」伊甸就業輔導員鄭芬芳指指自己的兩眼,「其實如果拿掉隱型眼鏡,也一樣「殘廢」了。」沒有輔助工具、不能適才適用,一般人也會殘障;而若有輔助工具、能適才適用,殘障人也跟一般人一樣。

要使「失能」的人在工作上不變成「殘廢」,提供輔助工具與無障礙的環境只是治標;改變內在的障礙--社會歧視與殘障者自處的態度,才是治本之道。「殘障者也是人,要以對人的尊重來尊重殘障。」幾位與殘障者共過事的人這樣有感而發。

許東藏擁抱智障人

妻子形容許東藏「「他不抽菸、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幫助人。」當許東藏在不惑之齡時,開始將唯一的嗜好變成事業。

十年前,台鳳「許課長」公餘之暇,便到高雄市傷殘服務協會幫忙,「但總覺得還不夠,」許東藏認為協會辦的活動大部分屬於休閒娛樂性質,而不是讓殘障朋友有一技之長,「那他們的父母如果過去了,誰來照顧他們?」

那時許東藏開始學網版印刷,打算開班授徒,「這個工作危險性低,殘障人容易學,」他思考過才做選擇,「他們已經受了一次傷,不能讓他們再受傷。」不久,公司開除了一位因車褐傷殘的課員,「實在不公平,」他毅然辭職,專心將副業扶正。

民國七十五年許東藏當選全國好人好事代表時,他的員工幾乎全是肢障者,電視節目主持人來採訪,他說:「殘障者都是聰明人。」但現在他的員工,都是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智障者。

「智障比其他殘障更不容易找工作,」許東藏因此在三、四年前開始廣收智障者。原來的員工呢?「他們很受不了我用智障的,陸續走了,」這些多數在家裡備受呵護的智障者,要訓練他們工作著實不易,原來的員工耐不住他們的笨手笨腳、時而大吼大叫,「有幾位正常員工跟我談判似的:「你要我們還是要他們?」我還是要那些傻孩子,」許東藏回憶:「就這樣。」

抓到每個孩子個性

經過許家夫婦三、四年的投入,即便是今天教明天忘的智障者,心智也會成長,「我們沒學過特殊教育,全靠自己摸索,」許東藏說。像談自已的孩子般,許太太望著已能獨立作業的員工:「每個孩子的個住都抓到了,」她想起第一批智障者剛來時,傻傻地坐成一排盯著她看:「我們就一個個帶到旁邊溝通。」

怎麼和智障者溝通?這是日積月累的工夫,「常常跟他說話,什麼都說啊,」許太太表示,有些員工的家長告訴地,孩子在家悶不吭氣,「不會啊,他在這裡有說有笑啊!」這裡是個大家庭,許東藏要員工稱他們夫婦「許叔叔、許媽媽」。

工作之外,生活訓練不可少,早上一上班,員工要負責灑掃,範圍包括與附近學校共享的草坪;中午一起開伙,每個人盛自己的飯、洗自己的碗;許太太還準備很多新牙刷,誰沒洗澡、刷牙就來上班,一定要先進浴室徹底洗乾淨,「我們告訴他,人要活得很尊嚴,不要臭臭的。」

辦的不是救濟院

讓許東藏感到挫折的,從不是智障者,而是少數家長和一般人,曾有三位家長誤以為許東藏辦的是救濟院,剛開始把許東藏捧成菩薩,把孩子帶走後又把他貶得一文不值,「我一再跟家長說,孩子來這裡絕對不是做廉價勞工,是訓練他們能獨立,」許東藏強調。

當了近二十年義工的家長陳龍山,畢竟較能體會許東藏的心情,他皺著眉「有人說他靠這些孩子賺錢,哪裡是!你看孩子弄壞的、印錯的,比賺的還多!」

許東藏自稱「槍手」,孩子們常印不完,他和太太趕工到凌晨一、二點。然而許東藏還是沒有對智障者失望,他打算六月再收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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