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重度殘障者和植物人的崇愛教養院，預定在中和市力行里落址，竟使里民不分男女老少，發揮了空前的向心力來反對；負責協調的政府官員，對里民說理不成又動之以情，里民仍鐵著臉。社區裡高掛白布條，「抗議」、「堅決反對」的字體漆得斗大，他們亟力維護自覺一向「安寧的生活環境」，並且要「避免疾病傳染」。
「殘障者像是洪水猛獸，異形入侵，」局外人冷眼觀察：「身強體健的人準備捍衛家園。」
力行里對殘障者的抗爭，只是社會上眾多類似事件的一例。
走進益祥企業行，幾個員工抬起頭衝著訪客露齒笑，「工作上難免受氣，但這些孩子純真得好讓人窩心，」五十歲的許東藏，開了一家只收殘障者的網版印刷社。
「有人說我們一定有什麼企圖，有人說我們傻里傻氣。」許太太微笑著，輕描淡寫一語帶過。
「傻氣」的許家夫婦，卻是社會上對待殘障者的特例。
「別人看我，好奇、漠視、輕蔑，」一位患腦性麻痺的年輕人，斷斷續續道出比外表更殘障的心事。「恐懼」則是他初入社會找工作的心結。
法令強制不了的心態
顏面傷殘的陳明里到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工作前，「每次找工作，老闆一看到我，連聊上三句的時間都不給我，」陳明里曾經自嘲，應該在風景區搭個棚，自己站在裡面，外面掛個「看一次十元」的牌子，「這樣收入一定很好。」
恐懼和自嘲並非沒來由，幾項數據將殘障者的困境具體呈現：近幾年台灣整體失業率維持在三%以下，但成年殘障者每兩位便有一位失業；六四%的工商企業沒有雇用任何殘障員工，公營機構提供的工作機會更少，超過七成沒有雇用殘障者。
在去年殘障福利法修正通過前，舊法常被專家與殘障團體譏為「本身就很殘障」，對殘障者工作權保障的規定是「公、民營事業機構，雇用殘障者人數超過其雇用總人數百分之三以上者，應予獎勵。」
一般認為，這項規定缺乏強制性，獎勵不具體，公、民營機構平均每雇用一百位員工中，用不到一位殘障者。
而改頭換面的新法已有強制性的規定：五十人以上的公營機構，和一百人以上的民營機構，至少必須雇用一位殘障者。這項規定將在今年七月一日開始執行。
行政院勞委會去年做過抽樣調查，超過九成的中小企業對具有合格職能的殘障者並不排斥；但近四分之一持拒斥態度的企業中，大型企業的比例最高。如果採強制性規定，有三分之一的企業表示不以為然。高雄某大公營企業負責人就曾坦言：「我們寧願被罰繳差額費。」
伊甸殘障福利基金會歸納廠商不願雇用殘障者的疑懼是：殘等於廢，不能勝任工作；懷疑殘障者的行動能力，不能準時上班、可能健康狀況不佳，常請假；特別敏感、退縮，同事也不接納；並且害怕提高成本，要為殘障者改變辦公室的空間、設備……。
像許東藏那種只為殘障者開大門的老闆畢竟太稀有，但也有不少廠商，體會到對殘障者的刻板印象只是偏見。
技術重於肢體
電子裝配人員、手工藝品製作員、作業員等，在就業市場上一向難求，雇主退而求其次－－用殘障者試試，一用之下，發現殘障者「穩定性高」也「容易管理」。宏廣公司員工近九百名，其中肢障和聾啞有三十幾位，公司人事部經理張維和表示：「這些殘障員工普遍表現不錯、很努力，我們公司歡迎殘障者進來。」
建弘電子公司超過二%的員工是殘障者，人事課長張彌弘說明，公司雇用員工的原則是「要求技術，身體缺陷沒關係」。
生產線正忙碌，張彌弘在一旁抱怨，時下年輕人寧願做一萬元起薪的會計，也不願做一萬二千元起薪的作業員。望著下肢殘障而雙手靈巧、工作人神的員工，他半掩著口，低聲說：「說實在，我對他們的印象比正常人還好，他們特別勤奮。」
建弘電子對員工一視同仁，只要能通過晉升考試，就可升職，殘障者亦然。患小兒麻痺的周如仁，在建弘柱杖十二年，從技術人員升到初級工程師，「希望不要被認為是累贅，堵了其他殘障者的路，」他說。
山葉機車董事長謝文郁和盲人重建院院長曾文雄有私交，只要曾文雄推薦的視障者，山葉不會拒絕。「我向一般廠商推薦，通常十家裡七、八家退票，二、三家半信半疑，」曾文雄先是直稱這類經驗很不好、很不好，繼而面露喜色：「謝先生曾對他的員工說，考慮大家戴眼罩上班，因為盲人員工效率比明眼人高。」
即使是殘障，也可能化工作上的阻力於無形，有些類型的工作，殘障者比正常人更適合。
涓涓的執著
二十年歷史的大台北牙科成立以來，便訓練聽障者做齒模，目前六位技工中，有四位是聾啞。「齒模機器發出的噪音很大，一般人很難耐得住，」負責行政工作的陳麗卿認為，聽障者反而可以專心，技術也抓得穩。
同事相處上，聽障者比較敏感，自我防衛心重，「剛開始比較難溝通，」目前陳麗卿已學會了手語：「瞭解彼此之後，日久見人心。」
而企業公益形象良好的麥當勞進軍台灣市場不久，就以具體行動證明，智障者也可以是很好的服務員。
麥當勞目前在台有四十六家分店，乎均每家分店雇用二位智障者或腦性麻痺患者，工作時數依個人能力不同，但福利、工資、訓練方面，與一般服務員沒有差別。
二十六歲的張涓涓在麥當勞民生店工作六年，號稱麥當勞「最資深的智障服務員」。「涓涓剛開始比較閉塞，」民生店副理陳文瑜觀察：「現在她可以很自然地面對客人，看到媽媽帶小孩進來，會上前幫忙端餐盤。」
涓涓只是動作比一般人慢，但工作得比一般人更執著，她一定要把桌子擦得非常非常乾淨，下班時間到了，也堅持「我要把這批漢堡做完再走。」
腦性麻痺患者常被誤認為智能不足，也在麥當勞做服務員的陳彥任，不否認以前很自卑，他突然開心地笑：「現在覺得自己和一般人沒有差別嘛！」他樂於參加麥當勞辦的員工家庭聚會和郊遊活動。分店主管對他的評價是：「比別人更努力、更開朗。」
國外有例在先，似乎也能刺激在國內的廠商。桃園原田公司是家中日合作的工廠，最近特別開了條殘障者生產線，提供二十個名額，透過各殘障職訓機構求才。做決定的顧問羅豐鶴表示：「日本方面也有設殘障者生產線，成品質與量都和正常人一樣。」
別讓失能變殘障
一切只是心態問題。事實上，國人習稱的「殘廢」只是「失能」(disable)－－失去部分能力而已，只因國內沒有引進更多、更先進的科技輔助工具，無障礙環境未建立，「使原來只是「失能」的人「殘廢」了，」伊甸就業輔導員鄭芬芳指指自己的兩眼，「其實如果拿掉隱型眼鏡，也一樣「殘廢」了。」沒有輔助工具、不能適才適用，一般人也會殘障；而若有輔助工具、能適才適用，殘障人也跟一般人一樣。
要使「失能」的人在工作上不變成「殘廢」，提供輔助工具與無障礙的環境只是治標；改變內在的障礙－－社會歧視與殘障者自處的態度，才是治本之道。「殘障者也是人，要以對人的尊重來尊重殘障。」幾位與殘障者共過事的人這樣有感而發。
許東藏擁抱智障人
妻子形容許東藏「「他不抽菸、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幫助人。」當許東藏在不惑之齡時，開始將唯一的嗜好變成事業。
十年前，台鳳「許課長」公餘之暇，便到高雄市傷殘服務協會幫忙，「但總覺得還不夠，」許東藏認為協會辦的活動大部分屬於休閒娛樂性質，而不是讓殘障朋友有一技之長，「那他們的父母如果過去了，誰來照顧他們？」
那時許東藏開始學網版印刷，打算開班授徒，「這個工作危險性低，殘障人容易學，」他思考過才做選擇，「他們已經受了一次傷，不能讓他們再受傷。」不久，公司開除了一位因車褐傷殘的課員，「實在不公平，」他毅然辭職，專心將副業扶正。
民國七十五年許東藏當選全國好人好事代表時，他的員工幾乎全是肢障者，電視節目主持人來採訪，他說：「殘障者都是聰明人。」但現在他的員工，都是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智障者。
「智障比其他殘障更不容易找工作，」許東藏因此在三、四年前開始廣收智障者。原來的員工呢？「他們很受不了我用智障的，陸續走了，」這些多數在家裡備受呵護的智障者，要訓練他們工作著實不易，原來的員工耐不住他們的笨手笨腳、時而大吼大叫，「有幾位正常員工跟我談判似的：「你要我們還是要他們？」我還是要那些傻孩子，」許東藏回憶：「就這樣。」
抓到每個孩子個性
經過許家夫婦三、四年的投入，即便是今天教明天忘的智障者，心智也會成長，「我們沒學過特殊教育，全靠自己摸索，」許東藏說。像談自已的孩子般，許太太望著已能獨立作業的員工：「每個孩子的個住都抓到了，」她想起第一批智障者剛來時，傻傻地坐成一排盯著她看：「我們就一個個帶到旁邊溝通。」
怎麼和智障者溝通？這是日積月累的工夫，「常常跟他說話，什麼都說啊，」許太太表示，有些員工的家長告訴地，孩子在家悶不吭氣，「不會啊，他在這裡有說有笑啊！」這裡是個大家庭，許東藏要員工稱他們夫婦「許叔叔、許媽媽」。
工作之外，生活訓練不可少，早上一上班，員工要負責灑掃，範圍包括與附近學校共享的草坪；中午一起開伙，每個人盛自己的飯、洗自己的碗；許太太還準備很多新牙刷，誰沒洗澡、刷牙就來上班，一定要先進浴室徹底洗乾淨，「我們告訴他，人要活得很尊嚴，不要臭臭的。」
辦的不是救濟院
讓許東藏感到挫折的，從不是智障者，而是少數家長和一般人，曾有三位家長誤以為許東藏辦的是救濟院，剛開始把許東藏捧成菩薩，把孩子帶走後又把他貶得一文不值，「我一再跟家長說，孩子來這裡絕對不是做廉價勞工，是訓練他們能獨立，」許東藏強調。
當了近二十年義工的家長陳龍山，畢竟較能體會許東藏的心情，他皺著眉「有人說他靠這些孩子賺錢，哪裡是！你看孩子弄壞的、印錯的，比賺的還多！」
許東藏自稱「槍手」，孩子們常印不完，他和太太趕工到凌晨一、二點。然而許東藏還是沒有對智障者失望，他打算六月再收十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