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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一年-幻滅的中國夢

蕭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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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 辛

198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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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一年-幻滅的中國夢
 

本文出自 1986 / 12月號雜誌 第006期遠見雜誌

問:怎麼會想到要去中國大陸教書的?

答:我去南開教書,說來實在很偶然。兩年前的春天,由於我懂得一點木刻的雕蟲小技,參加了一個露天的工藝展,突然廣播器說:「亨利.陶齊,請到樹下的皮革匠處,有人找你!」樹下的皮革匠?真是怪了。原來是一位遠方親戚的新丈夫,沒見過面,他曾去「中國」教過書,聽說我是一個自逐下鄉、回歸自然、半隱居的大學教授,所以打聽一下我有沒有興趣去「中國」教一年書。

他告訴我有兩個機會,一個是武漢的師範大學,一個是天津的南開大學。南開有一個剛成立不久的旅遊系,系的名稱缺乏學術性,當初要辦不辦爭得很兇,辦了以後不很順利。現在為了加強語言課程要開碩士班,所以找美國教授去教書。

被神秘的中國吸引

對我來說,「中國」代表了悠久的歷史與文化,有它的神秘感與吸引力。而且,我喜歡農莊的生活,既然「中國」還很落後,我倒希望去親自看一看。

問:南開大學的現況怎麼樣?

答:過去南開是一所很有名氣的大學,一九一九年建校。現在南開有將近七千五百個大學生,七百多個研究生,一千七百位左右教職員。校中有二十一個系,四十二個專修科,十個研究所,最近剛成立了經濟學院。

南開有二十五位左右外籍教授與講師。有德國人、美國人、日本人。日本人教日文及經濟。我們這些外籍教授,都住在被公認為全國最現代化的教授賓館,是一幢有熱水、暖氣、地毯的新式公寓,還有餐廳,很方便。在住的方面,我們毫無抱怨。

問:外籍教授的待遇如何?

答:我們的薪水約為當地教授的三倍多。外國講師拿一百六十美元月薪,我是教授拿兩百多。每次發薪水的那位小姐,提了厚厚一大疊換好的人民幣來交給我,實在有點不好意思,有些像特權階級。

鳥語花香只在書中

問:剛到南開的感覺怎麼樣?

答:剛去「中國」時我個人最深的感受是對大城市不習慣。南開在天津,天津是一個大城市,人實在太多了,到處在修建,灰砂塵土,沒有新

鮮空氣、沒有清水,令我失望。

我對「中國」一直有鳥語花香的嚮往,但去了那邊才發現只存在書本上。我喜歡田野與大自然。我曾騎了自行車去鄉下看看,短小的樹木,樹木的下部漆了白漆,看了很不習慣,田野也不美,只看到幾隻麻雀。我的學生笑我怎麼喜歡去聽鳥叫、去看豬圈、去鄉下?

我嚮往東方的田園,但沒有找到。而我的中國學生卻渴望來美國,也不容易來,使我有一種複雜而又難過的心情。

最使我有挫折感的是,沒有行前的準備,中國話一點也不懂,感覺到自己矮了半截,笨了許多。不瞭解的事情常常發生,茫然不知中常誤解了別人,也被誤會。現在回想起來,那份納悶感是很嚴重的。

我去年八月抵達中國大陸,到了十月,陌生與不習慣使自己變得很低沈,懷疑能不能教完一年書......天津的天氣還好,十二月時仍是好太陽。我的學生不多,研究生七個人,冬天冷時就請學生來有暖氣的公寓上課。

問:生活上有什麼娛樂?

答:我們的娛樂是打網球、打排球、散步、騎自行車,和上街買東西。我在那邊造了個排球場,是我找到一片空地和幾個學生動手造出來的。學生告訴我不要去請示什麼人,做了再說,還有一個推鉛球的泥地也是我們搞的花樣。

在那裏生活上沒有什麼特別約束。出門也沒有被跟蹤的感覺。我們所接觸的中國朋友、同事、與學生,很少談到「中」美的國際關係,對政治好像不太感興趣,或者不肯談,學生們好奇的仍是時髦的西方音樂、美國的生活方式。

我的七個研究生,他們都是共產黨員,家長也都擔任政府公職,衣著很時髦,有六個女研究生和一個男生。

語言障礙與文化隔閡

問:在南開的一年,有什麼特別值得回想的?

答:我在南開的一年,常常會發脾氣,現在回想起來很後悔。主要是誤解別人的動機與表情。一方面是語言不通,另一方面是規章模糊不清。我常因為得不到預期的回答或者效果就失去了耐性。我想不同文化中的舉止、言語、禮貌有出入時就會鬧得不愉快。

我一方面不願被人以特權接待,而另一方面又像特權份子一般,常發點牛脾氣。當時沒沈得住氣,現在很懊惱。

有一次我和一位日本同事打網球,兩個中國人就跑進球場,這種把單打變成雙打的情形常常發生。我那天可真的生氣了,揮手叫他們不要打,他們不懂。我一氣之下,把球網拆了,他們呆住了,說怎麼回事?我用生硬的中文說:「你們太不客氣!太不客氣!」(這是我學會的幾句中國話,很有用。)後來我發現他們兩位是網球教練;而我當看他們的學生面前發脾氣,使他們很沒有面子。我應該把他們叫到一邊悄悄地抗議。而他們之所以加入,是有兩個學生說,我們不在乎他們加入;才造成這樣的誤會。

但話說回來了,有時中國人也把外國人當傻瓜似的看好戲。一方面他們對我們很禮遇;另一方面,又佔我們外國人的便宜,當傻瓜來笑,也令我們吃不消。在自由市場上我們買的東西常常都比人家貴,他們就得意地笑我們,我們明知被佔了便宜,又急又氣,錢是小事,上當卻不好受。

外籍教授的疏離感

問:再談談南開的校園生活。

答:說實在的,校園通常很雜亂、很差。但有貴賓來時,一道命令下來,洗的洗、漆的漆,整個學校煥然一新,可見效率可能是有的,只需要一個藉口,或者一些壓力。這是一個肯不肯做的問題。

生活上,外籍教授很有疏離感。他們只能根據一些浮淺的印象來判斷事情。我容易生氣,主要原因來自壓力與不安。不懂文字、語言,缺少與當地同事的溝通,自然會神經兮兮的。我觀望四周的外國人,也是如此。大家都感到浮躁不安。

有時我在校園裏跑步,有機會接觸到工人或別的學生,他們愛問我:「你有幾個孩子?」「你幾歲了?」「你在美國有沒有家庭生育計畫?」工人想知道在美國是否有生孩子的自由。他們愛問諸如此類切身的問題。有些問題如:「你賺多少錢?」使我啼笑皆非。

在天津住得久一點的外國人,成見更多。有位美國同事,在那邊已待了四、五年,和我們出去吃館子時,提醒大家要自備筷子,使我們很不瞭解;他說那家館子很出名,但不衛生,因此要防肝炎。我們問別人,像他這樣一個有成見、好埋怨的外國人,怎麼願意久待中國呢?好幾個人認為,他是為了一份虛偽的「重要感」留在南開。

在南開,埋怨的人很多。譬如我的學生常常埋怨別人收入多,有點眼紅。我對他們說,那你們就改行啊!去街上賣雜物賺錢好了。但是,學生還是覺得做買賣有失身份。這就是東方人的矛盾心情罷!

美國客看中國規矩

大學生進了大學,很容易混,很少沒畢業的,好像進了大學就保證有了「唸書人」或「知識份子」的資格,很有面子。所以我看所謂「自由」與「不自由」是主觀的。要自由就是有勇氣打破傳統,如果不肯越界冒險,就是放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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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南開教了一年書覺得很有貢獻嗎?

答:我不知道,應當讓學校或學生來回答。

我在旅遊系的碩士班教書。旅遊系是由英文系分出來的。當時人事糾紛很多。研究生的英文不錯,但對中西文化瞭解不夠。光會說英文是不夠的,與外國人交談是一種文化交流,他們是代表東方「中國」,有傳播文化的責任,必須要有文化常識。尤其在「中國」,世界觀太缺乏,許多人仍以為「中國」是全世界的中心。「自我中心」的狹窄觀念仍然很重。旅遊系的研究生應該有中西文化的知識,做個中西文化的使者。目前這個碩士班的課程很弱,「中國」教授也不喜歡學生多。學生多,工作也增多,他們不歡迎,反正就是賺那麼幾個錢。

我對旅遊系的碩士課程很認真地提出了書面意見,可惜沒有按照「中國」規矩提出來。說實話,我沒摸清門路。我應該學當地的那一套:請吃一頓飯,找幾個關鍵性的人物當面談談。甚至犧牲美國人「只找喜歡的人」的習性,連不喜歡的人也找來聊聊。我實在應該入境問俗,學學當地人的為人辦事之道。這是我失策之處。到我離開時,我還不知道我的意見書的命運。

另一方面來說,我也曾仔細想過:到「中國」的目的,不是要我自己做一個中國人,因為要做中國人,要弄清大事小事:誰是主管,誰有權,誰是決策者,這都要花我很長的時間。即使我認清誰有影響力,我也很難去溝通,因為他們多半不會講英文。所以我到「中國」去是做一個美國客,有關我理想性的建議,提出來算是盡了責任,我不需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他們也不必同覆我,讓他們自己去辦吧!

旅遊系不太受尊重

他們常常不懂改進的辦法,新的做法他們沒有經驗過,文化大革命也剝奪了他們受高等教育與學習技能的機會。他們也知道自己對新知識的無知。所以我的熱心也只有做到建議為止,「良藥」讓他們自己去尋找吧!

問:一般中國人對旅遊系的看法怎麼樣?

答:旅遊系在大學裏聽起來很職業化,不太受尊重。

旅遊事業在「中國」發達起來還需要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首先要問的是是否「中國」老百姓喜歡和外國人往來。我們深受歡迎,因為我們人數少。如果要應付成千成萬的遊客,可能態度就會不同。西班牙當地人就不喜歡太多的遊客。

「中國」人不是不信任外國人嗎?雖然商人和政府可能喜歡外幣,老百姓卻可能會有反感。我個人幸運地受到很多的禮遇,但千百萬人遊「中國」就不同了。一個國家的經濟應不應該太靠旅遊賺來的外匯呢?如果太靠旅遊賺外匯是很危險的。

大陸問題的癥結

問:中國大陸存有各種問題,根據你的一年體驗,你認為癥結到底在那裏?

答: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以我的體驗,問題來自傳統的影響與共產制度。

譬如任何一個機構都有那麼多的人力,但是為什麼每一個地方總是那麼不乾淨?到商店買東西,為什麼十次有九次店員的態度都是愛理不理?要辦通一件小事,為什麼不是要等好久,就是必須要找關係?(我在臨走前,才拿到一份正式的聘書,)為什麼我碰到的一些負責人只會講「不行」,沒有人說「就這樣做吧!」

最令我困惑的是,在那個制度裏,為什麼沒有新鮮的空氣與乾淨的水?西方社會的公害是來自資本家的貪婪,為什麼共產制度下的國營工廠會更嚴重?

我對「中國」原有的幻覺全都破碎了。我說過我不想再回去的一個最基本原因是:我需要新鮮的空氣與乾淨的水,這兩樣我最珍惜的東西那裏都缺乏。

在美國社會裏,利己的念頭與利潤的追求是重要的動力。但我覺得那太物質化了,所以我回到了農場,表示我無言的抗議。我以為在共產制度下,不需要利己與利潤的觀念,社會仍然可以進步,但我看到的情形卻相反,不是領了工資馬虎工作,就是用各種手段來追求並不一定合法的收入。

那邊年輕學生對美國的嚮往也令我驚奇。除了有一對年輕夫婦不要出國以外,我碰到的學生每一個都要我寄美國大學的資料。我回來以後最大的負擔就是要找那些資料寄給他們。

從遠處來看「中國」,「中國」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很羅曼蒂克。從近處來看,從實際生活經驗中來看,一些傳統也許需要修改,共產主義則更需要修改。

最大的收穫是友誼

問:當你在南開時,有沒有向負責人做這些建議呢?

答:我不願向有關單位建議這個建議那個,我不願背負洋和尚干涉內政的罪名。

在南開的教授賓館餐廳裏,每天例行的「公事」是相互交換所碰到沒有效率的故事。無數的時間都消耗在這上面,成了一個很可怕的習慣,整整一學年就這樣過去了。

我不喜歡批評別人,但也參加了批評的行列,我覺得很不對勁。我們對當地情形瞭解太少;但是人人都在批評埋怨,自己也難免牽引進去。評論是非是很壞的習慣,因為曉舌後,整個人的心情都走惡劣的。一旦決定隨遇而安,好像什麼也都看得順眼多了。

這使我聯想到,凡是我所看到或批評到有效率或沒有效率的地方,可能都有些背景與原因是我這個外國人所不瞭解的。當地有效率的事也有,如要樹立一個紀念碑,或要清理環境迎接貴賓參觀。

問:同想起來,有什麼事使你最留戀?

答:友誼,中國朋友的友誼令我感動。這是我「中國」之行最大的收穫。

我沒想到中國人這麼熱情。相形之下,我太冷酷了。但我要補充:中國人的友誼似乎建築在相互認識上,對不認識的人,我常見到他們大聲爭吵。

問:中國大陸最缺乏的是什麼?

答:最缺乏的是:每個人不要佔便宜,不要講關係,自己紮紮實實地工作。

遠離浮生同歸自然

問:何到美國後,有什麼感觸?

答:我厭倦了在大學教書,自我放逐來到鄉間已經有十多年了。

我記得許多中國的詩,記載文人對世事失望,遠離浮生、回歸自然,我就是這麼一個例子。

我對年輕人以及他們的問題失去了興趣。我想靜下來想想自己。我不想教書,也不想寫作。學學手工藝,偶而在小型展覽會把它們賣掉來維持生活。我不覺得自己仍是個學者,我已經落伍了,對我來說,活著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繼續做下去,我到目前為止是朝這個方向走。

我的目標是:越來越不靠錢。想想看一個人為了多賺錢,要費多大的勁?我呢,訓練自已越來越不需要錢,能夠在「簡化人生」中做自己愛做的事。

譬如說,我比較過使用電動鋸和手工鋸的優、缺點。前者快,但易壞,壞了要開車去修,還要花時間等,等的時侯也不能工作。手工鋸子就沒有這個毛病。長期比較下來,仍然是原始的工具好。我已經五十歲了,沒有欠債,有屬於自己的時間,過得很不錯。在美國社會有這樣的「成就」,不是很值得安慰嗎?

用雙手做事,過簡單的生活,是一種優雅的人生。我在劈柴時,欣賞自己的體力,呼吸新鮮的空氣,在自我欣賞之中,柴也劈好了,可以冬天取暖用,筋骨四肢也活動了,覺得很舒暢。「簡化的人生」就是美的人生。

去了一趟「中國」回來,更喜歡我這個農場,不想再去了。回來唸點有關中國的書籍就夠了,在那邊反而常常找不到我要讀的書。

我是嬉皮之前的嬉皮人物,過去曾研究一些易經的道理,我問我的學生有沒有唸過易經,他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後來才說可能是他們祖父母輩談過的迷信,我只能苦笑。看來,我是無法在「中國」尋求中國古典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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