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０年革命紀念日當天，列寧格勒的攝影師基卓維奇(Grigory Gitsovich)，開車找了三家商店，卻買不到一塊麵包。他「砰」地一聲關上車門，反諷地說：「你看，共產主義就是這麼美妙。」
五年多前，整個蘇聯的商店貨架上，充滿貨物；除了酒以外，沒什麼東西需要排隊買(因為戈巴契夫一上台就禁酒之故)。現在莫斯科的居民常開玩笑，蘇聯的母雞，一定開會決定不生蛋了，因為去年冬天，整個莫斯科商店裡完全看不到雞蛋。
「美妙」的共產主義，和不徹底的經濟改革，不但像魔術師一樣，把貨品「變」不見了；更創造獨特的經濟模式。
以物易物，不只是蘇聯對外的主要貿易方式之一；現在更是大部分國營工廠生存之道。從西伯利亞到立陶宛，從列寧格勒到基輔，幾乎每一家工廠都在互相交換產品。
列寧格勒地區的金屬工業工會，是一個擁有五十個工廠、四萬八千員工的龐大組織。工會主席史崔可夫(Yuri P. Strelkov)不諱言，三年多來，整個原料供應體系，簡直一團糟，每個廠都必須各顯神通找出路。
戲票換白蘭地
現在，金屬工會必須親自跟各個原料廠打交道，用工會生產的鐵管、鉛管，想辦法換鋼材等原料；更重要的是，為了保持工人的生活水準，還得拿這些金屬管，交換鞋子、肉、蔬果、嬰兒用品……。
「總會有食品工廠需要換管線，如果他們真的不需要，我們也只好用錢買。」由工人選舉出來的史崔可夫認為，造成供應混亂的導火線，是愈來愈多的企業自由了，不再接受中央指派的主管，大都由工人選舉產生。
這些有民意基礎的經營者，從此不太接受中央的命令，因為沒有利潤；而中央也拿他們沒辦法，因為無權取消他們的職位。「舊的控制系統不管用，新的方法又還沒建立，這是我們最大的困境。」史崔可夫說。
長期生活在民生物資不足下，人民早就學會建立他們自己的交換市場。據中央計畫局(Gosplan)的估計，蘇聯活躍的地下經濟，金額高達一千多億美元，相當於國內總生產(GDP)的一成。其中房屋、電器、家具的維修是大宗；此外，在蘇聯每新蓋十幢房子，就有一幢半是「違章」，沒有經過官方核准。
這種黑市交易，有時在私人間進行。莫斯科一個經濟學教授，為了請客，用大歌劇院的戲票換了一瓶白蘭地，用自家種的水果跟鄰居換一個蜂蜜蛋糕。 有的時候，得靠走後門。各大旅館的廚房，是熱門場所。
樓高十幾層的立陶宛旅館(Lietuva)、是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us)最大的國際飯店均每天晚上，廚房總是有成串男女進進出出，他們空手進去，然後公然拿著一瓶酒，或提著一個箱子出來。
在基輔市中心，靠革命廣場不遠的一家麵包店，兩個婦女前後進入麵包房，出來的時候，手裡捧著一盒雞蛋，上面還蓋著白布。她們的臉上，沒有一點購物的喜悅，旁邊排隊買麵包的女人臉上，也沒什麼表情。
改一半，不如不改
黑市匯率更是地下經濟最好的佐證。官價匯率，一美元只能換０．六盧布；但到銀行換錢，就可以換到五個多盧布；如果願意跟飯店服務生、街上投機客換錢，則一美元可以換十五到二十五盧布。高低價格相差二、三十倍。
令外界好奇的是，戈巴契夫上台之後，不斷推出新法令，例如土地法、國營事業法、合作社法等，也大致上朝向企業自負盈虧、鼓勵個體農戶的出現發展。但走訪這塊歐亞大陸，卻往往發現，法令落實的程度非常低，以致五年來收不到什麼效果。
英國一位經濟學家分析，造成這種理想與現實落差的根本原因，是戈巴契夫的改革，往往只做一半；他認為部分的改革，比完全由國家控制還要糟糕。
依照馬克標的構想，為了杜絕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一切生產資源必須由國家控制。列寧於是首創全世界第一套計畫經濟，設立大型國營事業。
到今天，整個蘇聯只有七十萬家企業，是美國的一%。在嚴密計畫下，許多地區只有一個超大型縫紉機廠、一個菸廠、一個鑄鎔廠、一個家具布面廠等，因此，工廠即使只缺一種零件，也得全面停工，造成缺貨。
所以，當戈巴契夫放寬價格控制時，在獨占未打破的情況下，各企業第一個反應是提高售價；再把賺來的錢用來加薪，而不是再投資。企業一連串的反應，曾使得蘇聯首都居民，買不到便宜的肥皂，只能買五倍貴的高級香皂。
國營事業法也給企業支配四０%產品的自由，但這個美意的結果，到目前為止還是很混亂。
許多工廠不敢嘗試自由。整個西伯利亞區唯一的發電機廠生產主任說，他雖有四成的支配權，但中央給他的任務額度並沒有改變，使他並未獲得彈性運用的空間；而部分大膽的經營者，則乾脆自行把產品外銷、賺外匯，間接造成國內貨品缺乏的惡性循環。
私人的合作社企業、農貿市場，在最近幾年，逐漸成為蘇聯人民愛恨交集的地方。
在這些商場裡，有國營商店看不到的酪梨、蜂蜜、大蘋果、肉、新鮮蔬菜；還有牛仔褲、真皮皮包、皮鞋(一般國營商店大多只有塑膠製品)。
「這些商店什麼都有，但我們很少去，太貴了。」新西伯利亞一個家庭主婦說，她寧願多花點時間排隊、找東西，也不願意多花三到五倍的價錢到私人商店去。
連年通貨膨脹和實質購買力的下降(見表一)，增加社會不安的情緒。基層百姓，理所當然地怪罪黑手黨跟官方勾結，以致國營事業的產品流到私人企業去。
戰時經濟結構的惡果
官方則抱怨民眾不理性的搶購，才造成國營商店缺貨。莫斯科市副市長史坦基維奇(Sergei Stankovich)指出，蘇聯的儲蓄率高達七０%，已經存下五千億盧布，「他們錢太多，才驚惶失措地把東西搶光。」
根據一項民意測驗，莫斯科每一個家庭，平均有十九磅糖備用；中亞一個工人因為皮膚過敏求醫，經過診斷和詢問，才知道病因是他家囤積太多肥皂。
撇開互相指摘的控訴，要瞭解今天蘇聯經濟，不得不從昨天看起。
「長遠來看，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戰時經濟結構所造成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共黨組召集人畢英賢認為，長期忽視民生工業的投資，終於導致今天生產不能滿足人民需求的惡果。
馬克思主張國家控制資本，卻沒有建議把資源偏重投資於重工業。蘇聯之所以長期漠視輕工業，有它的歷史因素。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甘迺迪(Paul Kennedy)在「世界霸權的興衰」一書中，詳細敘述這段背景。
列寧經過三年內戰，才真正擁有貫徹的統治權。但世界各國並不歡迎這個共產主義新苗，使得列寧加強軍工業、重工業投資。
但到了這位蘇聯國父晚年，他已經發現生產力降落、官僚作風興起的警訊。於是在一九二一年採行「新經濟政策」，放寬私人企業、農戶成立，並接受外資。
這個調動人民積極性的新措施，很快有了回報。一九二八年，工業生產也回到戰前水準。 但新經濟政策，後來也成了政治血腥鬥爭的導火線之一。列寧死後，史達林反對這個「修正路線」，結果他鬥倒列寧親信，掌握政權，將一切又收歸國有。
拉回離站的火車
一方面，史達林雄心勃勃想趕上西方工業水準；一方面他感受到日、德的敵意，因此加速對重工業投資。從此自成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不與西方貿易，拒絕外資、技術，完全自力更生。
三０年代，西方平均每人以八０%收入，用在個人消費；而蘇聯人民只花一半的錢在這方面。當時，已經出現有錢買不到東西的怪現象。
但早期經濟成長快速，是計畫經濟的一大特色(見表二)。實施二個五年計畫後，蘇聯國民所得已經翻兩番。
直到今天，計畫經濟仍有絕大影響力。
新西伯利亞市郊，成立不到兩年的眼科醫院，就是中央計畫下的產物。莫斯科規定他們一年做一萬三千次手術，根據這個目標給預算，即使多做手術也不能再給錢。
醫院的女發言人說，事實上病人不只此數，他們只好想辦法招攬國外生意，賺外匯來貼補國內病患的費用。
「如果不是史達林的強勢發展重工業，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見得能勝過希特勒，他唯一的錯誤是戰後沒有把這個結構調整過來。」北京社科院蘇東所所長徐葵評論這段歷史，覺得史達林有功也有過。
史達林的錯誤，造成今天蘇聯經濟難以診治的局面。
「要挽回蘇聯崩潰的經濟，就像要把已離站的火車拉回來一樣難。」一位蘇聯人民代表感嘆。
生產力低落、品質下降、國營企業普遍虧損，近年石油在國際市場跌價，政府大量補貼社會福利，在在造成財政收支困難、外匯短缺的窘境。
新西伯利亞的科學圖書館，已經半年付不出國外的購書款；而莫斯科地區唯一的雅瓦(Yava)菸廠，已經六年拿不到外匯買零件、新機器，以致生產嚴重落後。菸廠主任西尼里柯夫(Leonid Sinelnikov)懊悔地說：「我唯一的罪，是漠視獨立自主經營的重要，現在要承租工廠，也已經來不及。」 遺害經濟最深的，或因天生對市場經濟的排斥；或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而對舊有意識型態的執著。
坐在火山口上
蘇聯最高經濟策畫者、副總理阿巴金，在制訂土地法時，雖然使私有土地合法，卻在最後不忘加上一條：「一切土地交易、利用，不能有剝削。」使得對土地財產權保障不夠，降低農人、商人承購土地的意願。
一位曾與阿巴金同事過的經濟學家說，阿巴金在學校教了幾十年的「共產主義經濟學」，對他影響甚深，在轉向市場經濟時，仍不由自主顯露他心底真正的意念。
到伯力投資的香港商人胡天寶，更因此有慘痛教訓。在他新成立的公司裡，蘇聯幹部三個多月就花掉一七０萬盧布，名目也列得頭頭是道。「他們說以為資本家都是來這裡剝削他們的，再加上原來就沒有成本概念，當然花錢像流水。」胡天寶為了處理這件事，軟硬兼施、大費周章。
會計、法律、貿易、行銷及經營管理人才的大量缺乏，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要轉型的困境之一。到今天為止，全蘇聯仍然沒有一本俄文的市場經濟教科書。
蘇聯開放初期，西方曾對蘇聯有合資熱潮，深怕趕不上這班車。但日子久了，面對節節下降的經濟成長(見表三)、不穩定的政策、缺乏資本主義常識的合作對象，他們漸漸感覺跟蘇聯做生意，像「坐在火山口上」，隨時有狀況發生，也都減緩探詢的步伐。一九八九年，登記合資廠商多達一千家，但九０年只有前一年的六成左右。
另外，為了表示對蘇聯鎮壓波羅的海國家的不滿，歐市、美國都有意延緩對蘇聯的經援計畫。西方政府、民間資金輸入減緩，無疑使這個共黨老大哥的經濟雪上加霜。
正如一個歷史哲學家所指，蘇聯的經濟問題，可能是一切問題的答案。如果經濟有轉機，不但安撫人民飽受挫折的心，使政局穩定；更可藉以號召各加盟共和國，重新成立一個以經濟合作為主體的聯邦。
但到目前為止，不斷要求加權的戈巴契夫，還沒有交出像樣的成績單。一月底，他為了抑制民間投機風氣，竟突兀地宣布作廢五０盧布以上的大鈔，民眾默默承受，有的一邊流淚，一邊到銀行換小鈔。
這個措施到底能收到多少成效，是個大問號。但毫無疑問的，戈巴契夫是藉此宣告，他仍是蘇聯的主人，看來，全世界以及受苦難的蘇聯人民，只能屏息等待他的下一步，並祈禱會有個好結局。
合資公司總裁：不用擔心，不會賴賬
我們是家新的合資公司(與瑞典)，主要代理烏拉山區、西伯利亞的天然資源、產業進出口生意。跟我們來往的廠家有一百家左右，我們幫他們倣進出口的業務。
烏拉和西伯利亞這兩個地區物產之豐，冠於全蘇聯。儘管工廠每年只允許五%的產品外銷，但那已經意味著一年兩百億美元的生意了，空間大得很。
這個區域有許多軍事工業，但現在他們最重要的任務，是生產輕工業產品，最需要的是生產彩色電現機、錄音機、鞋子、紡織品和磚塊廠的生產設備。我知道台灣在這方面有很好的成就，我希望將來有公司有興趣做我們在台灣的總代理，跟我們合作。
到這裡來做生意，最需要的是勇氣。因為交貨之後，都得等上一年半載才能拿到貨款。但不用擔心，烏拉區的人很講信用，不會賴賬。
我一點也不擔心政治動盪，可以說一點感覺都沒有。因為現在跟過去不同了，我們有了法，也有機會，蘇聯。俄羅斯共和國都對進出口事項立了法，我們也得到許可，更何況烏拉區的地方領導對經濟的活動認識得很清楚，他們知道他們需要外資，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我再強調一次，外商一點風險都沒有，只需要勇氣，而且在蘇聯最需要你的時候，你進來了，反而有比較好的優勢，例如可以得到比較大量的天然資源出口等。
在莫斯科與我們相同的公司有三百多家，但整個烏拉、西伯利亞地區太大了，根本不必擔心競爭的問題。現在我們有發揮的機會和自由，可以為自己做事，這樣已經很滿足了。
(李慧菊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