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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會有麵包嗎?

文 / 李慧菊    
199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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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會有麵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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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0年革命紀念日當天,列寧格勒的攝影師基卓維奇(Grigory Gitsovich),開車找了三家商店,卻買不到一塊麵包。他「砰」地一聲關上車門,反諷地說:「你看,共產主義就是這麼美妙。」

五年多前,整個蘇聯的商店貨架上,充滿貨物;除了酒以外,沒什麼東西需要排隊買(因為戈巴契夫一上台就禁酒之故)。現在莫斯科的居民常開玩笑,蘇聯的母雞,一定開會決定不生蛋了,因為去年冬天,整個莫斯科商店裡完全看不到雞蛋。

「美妙」的共產主義,和不徹底的經濟改革,不但像魔術師一樣,把貨品「變」不見了;更創造獨特的經濟模式。

以物易物,不只是蘇聯對外的主要貿易方式之一;現在更是大部分國營工廠生存之道。從西伯利亞到立陶宛,從列寧格勒到基輔,幾乎每一家工廠都在互相交換產品。

列寧格勒地區的金屬工業工會,是一個擁有五十個工廠、四萬八千員工的龐大組織。工會主席史崔可夫(Yuri P. Strelkov)不諱言,三年多來,整個原料供應體系,簡直一團糟,每個廠都必須各顯神通找出路。

戲票換白蘭地

現在,金屬工會必須親自跟各個原料廠打交道,用工會生產的鐵管、鉛管,想辦法換鋼材等原料;更重要的是,為了保持工人的生活水準,還得拿這些金屬管,交換鞋子、肉、蔬果、嬰兒用品……。

「總會有食品工廠需要換管線,如果他們真的不需要,我們也只好用錢買。」由工人選舉出來的史崔可夫認為,造成供應混亂的導火線,是愈來愈多的企業自由了,不再接受中央指派的主管,大都由工人選舉產生。

這些有民意基礎的經營者,從此不太接受中央的命令,因為沒有利潤;而中央也拿他們沒辦法,因為無權取消他們的職位。「舊的控制系統不管用,新的方法又還沒建立,這是我們最大的困境。」史崔可夫說。

長期生活在民生物資不足下,人民早就學會建立他們自己的交換市場。據中央計畫局(Gosplan)的估計,蘇聯活躍的地下經濟,金額高達一千多億美元,相當於國內總生產(GDP)的一成。其中房屋、電器、家具的維修是大宗;此外,在蘇聯每新蓋十幢房子,就有一幢半是「違章」,沒有經過官方核准。

這種黑市交易,有時在私人間進行。莫斯科一個經濟學教授,為了請客,用大歌劇院的戲票換了一瓶白蘭地,用自家種的水果跟鄰居換一個蜂蜜蛋糕。 有的時候,得靠走後門。各大旅館的廚房,是熱門場所。

樓高十幾層的立陶宛旅館(Lietuva)、是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us)最大的國際飯店均每天晚上,廚房總是有成串男女進進出出,他們空手進去,然後公然拿著一瓶酒,或提著一個箱子出來。

在基輔市中心,靠革命廣場不遠的一家麵包店,兩個婦女前後進入麵包房,出來的時候,手裡捧著一盒雞蛋,上面還蓋著白布。她們的臉上,沒有一點購物的喜悅,旁邊排隊買麵包的女人臉上,也沒什麼表情。

改一半,不如不改

黑市匯率更是地下經濟最好的佐證。官價匯率,一美元只能換0.六盧布;但到銀行換錢,就可以換到五個多盧布;如果願意跟飯店服務生、街上投機客換錢,則一美元可以換十五到二十五盧布。高低價格相差二、三十倍。

令外界好奇的是,戈巴契夫上台之後,不斷推出新法令,例如土地法、國營事業法、合作社法等,也大致上朝向企業自負盈虧、鼓勵個體農戶的出現發展。但走訪這塊歐亞大陸,卻往往發現,法令落實的程度非常低,以致五年來收不到什麼效果。

英國一位經濟學家分析,造成這種理想與現實落差的根本原因,是戈巴契夫的改革,往往只做一半;他認為部分的改革,比完全由國家控制還要糟糕。

依照馬克標的構想,為了杜絕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一切生產資源必須由國家控制。列寧於是首創全世界第一套計畫經濟,設立大型國營事業。

到今天,整個蘇聯只有七十萬家企業,是美國的一%。在嚴密計畫下,許多地區只有一個超大型縫紉機廠、一個菸廠、一個鑄鎔廠、一個家具布面廠等,因此,工廠即使只缺一種零件,也得全面停工,造成缺貨。

所以,當戈巴契夫放寬價格控制時,在獨占未打破的情況下,各企業第一個反應是提高售價;再把賺來的錢用來加薪,而不是再投資。企業一連串的反應,曾使得蘇聯首都居民,買不到便宜的肥皂,只能買五倍貴的高級香皂。

國營事業法也給企業支配四0%產品的自由,但這個美意的結果,到目前為止還是很混亂。

許多工廠不敢嘗試自由。整個西伯利亞區唯一的發電機廠生產主任說,他雖有四成的支配權,但中央給他的任務額度並沒有改變,使他並未獲得彈性運用的空間;而部分大膽的經營者,則乾脆自行把產品外銷、賺外匯,間接造成國內貨品缺乏的惡性循環。

私人的合作社企業、農貿市場,在最近幾年,逐漸成為蘇聯人民愛恨交集的地方。

在這些商場裡,有國營商店看不到的酪梨、蜂蜜、大蘋果、肉、新鮮蔬菜;還有牛仔褲、真皮皮包、皮鞋(一般國營商店大多只有塑膠製品)。

「這些商店什麼都有,但我們很少去,太貴了。」新西伯利亞一個家庭主婦說,她寧願多花點時間排隊、找東西,也不願意多花三到五倍的價錢到私人商店去。

連年通貨膨脹和實質購買力的下降(見表一),增加社會不安的情緒。基層百姓,理所當然地怪罪黑手黨跟官方勾結,以致國營事業的產品流到私人企業去。

戰時經濟結構的惡果

官方則抱怨民眾不理性的搶購,才造成國營商店缺貨。莫斯科市副市長史坦基維奇(Sergei Stankovich)指出,蘇聯的儲蓄率高達七0%,已經存下五千億盧布,「他們錢太多,才驚惶失措地把東西搶光。」

根據一項民意測驗,莫斯科每一個家庭,平均有十九磅糖備用;中亞一個工人因為皮膚過敏求醫,經過診斷和詢問,才知道病因是他家囤積太多肥皂。

撇開互相指摘的控訴,要瞭解今天蘇聯經濟,不得不從昨天看起。

「長遠來看,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戰時經濟結構所造成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共黨組召集人畢英賢認為,長期忽視民生工業的投資,終於導致今天生產不能滿足人民需求的惡果。

馬克思主張國家控制資本,卻沒有建議把資源偏重投資於重工業。蘇聯之所以長期漠視輕工業,有它的歷史因素。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甘迺迪(Paul Kennedy)在「世界霸權的興衰」一書中,詳細敘述這段背景。

列寧經過三年內戰,才真正擁有貫徹的統治權。但世界各國並不歡迎這個共產主義新苗,使得列寧加強軍工業、重工業投資。

但到了這位蘇聯國父晚年,他已經發現生產力降落、官僚作風興起的警訊。於是在一九二一年採行「新經濟政策」,放寬私人企業、農戶成立,並接受外資。

這個調動人民積極性的新措施,很快有了回報。一九二八年,工業生產也回到戰前水準。 但新經濟政策,後來也成了政治血腥鬥爭的導火線之一。列寧死後,史達林反對這個「修正路線」,結果他鬥倒列寧親信,掌握政權,將一切又收歸國有。

拉回離站的火車

一方面,史達林雄心勃勃想趕上西方工業水準;一方面他感受到日、德的敵意,因此加速對重工業投資。從此自成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不與西方貿易,拒絕外資、技術,完全自力更生。

三0年代,西方平均每人以八0%收入,用在個人消費;而蘇聯人民只花一半的錢在這方面。當時,已經出現有錢買不到東西的怪現象。

但早期經濟成長快速,是計畫經濟的一大特色(見表二)。實施二個五年計畫後,蘇聯國民所得已經翻兩番。

直到今天,計畫經濟仍有絕大影響力。

新西伯利亞市郊,成立不到兩年的眼科醫院,就是中央計畫下的產物。莫斯科規定他們一年做一萬三千次手術,根據這個目標給預算,即使多做手術也不能再給錢。

醫院的女發言人說,事實上病人不只此數,他們只好想辦法招攬國外生意,賺外匯來貼補國內病患的費用。

「如果不是史達林的強勢發展重工業,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見得能勝過希特勒,他唯一的錯誤是戰後沒有把這個結構調整過來。」北京社科院蘇東所所長徐葵評論這段歷史,覺得史達林有功也有過。

史達林的錯誤,造成今天蘇聯經濟難以診治的局面。

「要挽回蘇聯崩潰的經濟,就像要把已離站的火車拉回來一樣難。」一位蘇聯人民代表感嘆。

生產力低落、品質下降、國營企業普遍虧損,近年石油在國際市場跌價,政府大量補貼社會福利,在在造成財政收支困難、外匯短缺的窘境。

新西伯利亞的科學圖書館,已經半年付不出國外的購書款;而莫斯科地區唯一的雅瓦(Yava)菸廠,已經六年拿不到外匯買零件、新機器,以致生產嚴重落後。菸廠主任西尼里柯夫(Leonid Sinelnikov)懊悔地說:「我唯一的罪,是漠視獨立自主經營的重要,現在要承租工廠,也已經來不及。」 遺害經濟最深的,或因天生對市場經濟的排斥;或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而對舊有意識型態的執著。

坐在火山口上

蘇聯最高經濟策畫者、副總理阿巴金,在制訂土地法時,雖然使私有土地合法,卻在最後不忘加上一條:「一切土地交易、利用,不能有剝削。」使得對土地財產權保障不夠,降低農人、商人承購土地的意願。

一位曾與阿巴金同事過的經濟學家說,阿巴金在學校教了幾十年的「共產主義經濟學」,對他影響甚深,在轉向市場經濟時,仍不由自主顯露他心底真正的意念。

到伯力投資的香港商人胡天寶,更因此有慘痛教訓。在他新成立的公司裡,蘇聯幹部三個多月就花掉一七0萬盧布,名目也列得頭頭是道。「他們說以為資本家都是來這裡剝削他們的,再加上原來就沒有成本概念,當然花錢像流水。」胡天寶為了處理這件事,軟硬兼施、大費周章。

會計、法律、貿易、行銷及經營管理人才的大量缺乏,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要轉型的困境之一。到今天為止,全蘇聯仍然沒有一本俄文的市場經濟教科書。

蘇聯開放初期,西方曾對蘇聯有合資熱潮,深怕趕不上這班車。但日子久了,面對節節下降的經濟成長(見表三)、不穩定的政策、缺乏資本主義常識的合作對象,他們漸漸感覺跟蘇聯做生意,像「坐在火山口上」,隨時有狀況發生,也都減緩探詢的步伐。一九八九年,登記合資廠商多達一千家,但九0年只有前一年的六成左右。

另外,為了表示對蘇聯鎮壓波羅的海國家的不滿,歐市、美國都有意延緩對蘇聯的經援計畫。西方政府、民間資金輸入減緩,無疑使這個共黨老大哥的經濟雪上加霜。

正如一個歷史哲學家所指,蘇聯的經濟問題,可能是一切問題的答案。如果經濟有轉機,不但安撫人民飽受挫折的心,使政局穩定;更可藉以號召各加盟共和國,重新成立一個以經濟合作為主體的聯邦。

但到目前為止,不斷要求加權的戈巴契夫,還沒有交出像樣的成績單。一月底,他為了抑制民間投機風氣,竟突兀地宣布作廢五0盧布以上的大鈔,民眾默默承受,有的一邊流淚,一邊到銀行換小鈔。

這個措施到底能收到多少成效,是個大問號。但毫無疑問的,戈巴契夫是藉此宣告,他仍是蘇聯的主人,看來,全世界以及受苦難的蘇聯人民,只能屏息等待他的下一步,並祈禱會有個好結局。

合資公司總裁:不用擔心,不會賴賬

我們是家新的合資公司(與瑞典),主要代理烏拉山區、西伯利亞的天然資源、產業進出口生意。跟我們來往的廠家有一百家左右,我們幫他們倣進出口的業務。

烏拉和西伯利亞這兩個地區物產之豐,冠於全蘇聯。儘管工廠每年只允許五%的產品外銷,但那已經意味著一年兩百億美元的生意了,空間大得很。

這個區域有許多軍事工業,但現在他們最重要的任務,是生產輕工業產品,最需要的是生產彩色電現機、錄音機、鞋子、紡織品和磚塊廠的生產設備。我知道台灣在這方面有很好的成就,我希望將來有公司有興趣做我們在台灣的總代理,跟我們合作。

到這裡來做生意,最需要的是勇氣。因為交貨之後,都得等上一年半載才能拿到貨款。但不用擔心,烏拉區的人很講信用,不會賴賬。

我一點也不擔心政治動盪,可以說一點感覺都沒有。因為現在跟過去不同了,我們有了法,也有機會,蘇聯。俄羅斯共和國都對進出口事項立了法,我們也得到許可,更何況烏拉區的地方領導對經濟的活動認識得很清楚,他們知道他們需要外資,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我再強調一次,外商一點風險都沒有,只需要勇氣,而且在蘇聯最需要你的時候,你進來了,反而有比較好的優勢,例如可以得到比較大量的天然資源出口等。

在莫斯科與我們相同的公司有三百多家,但整個烏拉、西伯利亞地區太大了,根本不必擔心競爭的問題。現在我們有發揮的機會和自由,可以為自己做事,這樣已經很滿足了。

(李慧菊採訪整理)

本文出自 1991 / 03 月號

第05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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