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航空公司的班機平安抵達目的地便是「狗咬人」，傳播媒介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相反地，如果班機誤點、出事、飛錯了地方，傳播媒介就會大登特登。
華航事件正是一件「人咬狗」的好例子：這架飛機應該經香港飛到台北，但它卻偏偏飛到了「最不應該」去的廣州降落了。民航機因故跑錯了地方，地主國在調查事件、弄清楚真相後，理應自動讓人、機、貨離開，完成其預訂的行程。但這次剛剛相反，地主國硬是不肯放人、放機，反而「反其道而行」，將飛機弄到了離預訂目的地更遠的北平。
因此，華航事件固然是中華航空公司與「中國民航公司」間的「業務」談判，也是台灣與中共間的「政治」過招，而且還是一件徹頭徹尾的新聞傳播事件。由於華航貨機在廣州降落，事後又在香港由華航與中航談判解決，從它的「傳播」本質中，正可以讓我們多認識一下中共、香港、台灣的資訊流通和三個地方的形象。
董邱被迫「通航」
進入八十年代，中共「通郵、通商、通航」之聲越叫越響，郵、商早已在香港轉手，「航」則未通，王錫爵的貨機直落廣州白雲機場，這豈非「通航」之「壯舉」，中共的傳播媒介向來唯黨中央的政策、方針是瞻，於是就大登特登，大寫王錫爵如何「想親人想瘋了」、如何「對通航和祖國的統一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頁獻」。至於王錫爵是用什麼「激烈」手段達到「通航」目的，以及董、邱兩人被迫「通航」的事實，則由於「不利通航」的主題，自然也就拋諸腦後了。
中共要求自己的新聞媒介為「三通」努力，自然易如反掌折枝，但在廣州跑來跑去的香港記者，則未必有此義務，負責處理事件的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便得小心謹慎的應付了。對大陸記者而言黨中央的政策一訂下來，說停就停，所有非新華社的記者便交由「中央統籌發稿」，堅決相信新華社記者的獨家消息了，而王錫爵暴力劫機的事實就在字裹行間消逝得無影無蹤。
最妙的莫過於王錫爵在北平記者招待會上所說的一段話，控訴台海政治腐敗、治安不好、交通混亂、華航管理有問題，這都是中共罵台灣的好材料，但大陸的新聞媒介卻也隻字不提，倒似乎讓人覺得王錫爵是個「國特」，利用記者招待會「指桑罵槐」，否則實在想不出有什麼不加報導的理由。
新聞界「沒有紀律」
和大陸的新聞傳播一比，台灣的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單位可就「太沒有紀律」了。王錫爵開了架飛機到大陸去，不管是什麼原因，對台灣而言終究不是好消息。而王錫爵的時間尤其選得不好，從大陸駕軍機到韓國的陳寶忠才剛同台灣沒幾天，正是喜事當頭的時候，華航貨機事件卻大殺風景。似乎台灣的新聞應該大登特登陳寶忠，而讓王錫爵字裏行間消逝才對。但台灣的新聞界沒有這麼做，除了新聞的來源和香港略有不同外，其「沒有紀律」、大登特登的情形，實在與令港人自豪的新聞界不遑多讓。
大致上說，台灣對華航事件的報導非常全面，不但有報導，而且有評論與分析－來自世界各地學者的評論與分析，談王錫爵為什麼會到大陸去？華航有什麼問題？與中共談好，還是不談好？此外，立法院裏的質詢也相當熱鬧。
華航最後答應與中航在香港談判，香港不少人都說，這是台北政府在輿論和民意影響下才不得不同意的。這個看法固然沒錯，但也說明了台北政府仍然有它的可愛處，一個肯順應輿論和民意的政府，總不該是個壞政府吧？香港的輿論和民意固然兇悍，但香港政府又有幾次向它低頭呢？至於中共大陸呢？不說也罷！
其實，近十年來，台灣對大陸資訊的控制已經相當放鬆，好幾家大報都設有「大陸研究室」，不過，台灣報章的大陸消息分析評論多過對事件本身的平舖直敘報導。而且這類分析評論學究氣太濃，雖然深入而周詳，但總不如香港中文報章短小精悍的報導和怪論歪批來得生動有力和有說服性。這倒是台灣應該向香港媒介學習的。
道聽途說當新聞
對華航事件的報導，台灣新聞界當然也有敗筆。在事情真相不明朗的時候，新聞媒介也常會把道聽途說當做新聞，但這麼做也得有個取捨，否則為後來的發展所否定，則反而不美了。
譬如，台北的新聞媒介最初曾提到「有人看到三個人自華航貨機走下來，其中兩個人還扣著手銬」，證諸董、邱之言，這個目擊者的存在便叫人懷疑了。還有董、邱在中正機場的記者招待會，台灣的電視沒有做立即現場實況直播；其實，董、邱兩人不受誘惑，堅決要同台灣，興高采烈地下飛機，這些都足以說明沒什麼好瞞，也不需要瞞。台灣也應該從這裏汲取些教訓。
對香港而言，華航事件又一次證明了新聞自由可愛，而香港位於海峽兩岸之間，正是占盡了地利，所以對台灣和大陸的反應都可以做立即而全面的報導，而記者東奔西逐拚搏的形象在電視螢光幕上更表露無遺。
香港的新聞媒介表現雖好，卻並非毫無瑕疵，那就是董、邱末在香港舉行記者招待會。我們固然不能知道真正的原因，但香港政府的暗示，新聞媒介的明說，很可能是董、邱記者會開不成的原因。其實，香港的可貴正是能暢所欲言，如果說為了怕得罪中共，那和在香港開記者會本身無關，因為最令中共難堪的是董、邱所要報導的暴力劫機真相，而非在什麼地方開記者會。
香港最後的防線
再者，假如華航居然向香港政府申請要開記者會，萬一港府不准，豈不正應了報紙上「受到壓力將不舉行記者招待會」的猜測？跛腳鴨政府豈不更跛了？而「不做第二權力中心」的權力豈不更大了？此外，為了怕對中共不利而對新聞做某種的控制，則將來的政府也可以用同樣說辭來對香港新聞做某種的控制。香港的末來如果說是一個沒有殖民之名而有殖民之實的地方，則其唯一的最後防線便是自由而獨立的新聞媒介了。
「察其言，觀其行，「國」焉瘦哉！」華航事件的報導正是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裏，我們看到了台灣、香港和中共的資訊活動，也看到了他們的不同形象。
（朱 立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傳播學部主任）
港報評中共對華航事件的新聞處理
華航事件自今年五月三日發生後，做為中共喉舌的
「人民日報海外版」怎樣處理這件新聞呢？
五月二十八日的香港「信報」逐日分析三周以來
這個中共只對外、不對內的黨報如何發揮「統戰」。
如果留意一下「人民日報」海外版關於華航事件的報導，該是一件挺有意義的事情。
五月四日這一天，香港的報章都以顯著的版位報導華航事件，並且特別報導華航貨機副駕駛員董光興、機械師邱明志是「被迫的」，他們要求回台灣。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林若「重申」政策：「來者歡迎，去者歡送，來去自由。」但是，中共官方通訊社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對這些消息竟然隻字不提。這是為什麼呢？已經「通晒天」的消息，中共還要捂住，不免使人產生懷疑，中共是在極力設法「統戰」董、邱二人。
五月五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只有一條約一百七十字左右的「本報廣州五月四日專電目和一則不足五百字的「中國新聞社廣州五月四日電」，電訊完全沒有提及華航委託國泰全權處理貨機事件，也沒有提到中共駐香港代表人許家屯「多渠道」解決問題的談話，更沒有提到台灣輿論界的反應。電訊只側重報導王鍚爵「回祖國大陸是多年的願望」和陳開枝讚許王錫爵的「孝心」，希望「新聞界轉告台灣當局，儘快能同北京接觸」。
五月六日，中共官方通訊社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完全沒有華航事件的新聞報導。
五月七日，這是「人民日報」海外版在報導華航事件中占用篇幅最多的一天，不過，任其怎麼多，兩則電訊總共也不超過一千六百字，比較香港報紙，遜色多了。「人民日報」海外版這天刊登的兩則電訊，主要是透過五月六日王鍚爵駕駛華航貨機飛抵北平表示「通航」已實現「首航」，以及借中共官方權威人士的接見談話，高度評價王鍚爵的行動。
五月八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有一則「本報香港五月七日電」的消息，報導了台灣立法委員提緊急書面質詢的倩形，編者以「華航貨機降穗震動台灣」為主題，副題以「埋怨當局禁止人民回大陸探親」標出。明眼人一看，這種斷章取義的報導，是以「統戰」為框框去攝取的。五月八日這一天，可算是中共發動強烈的「統戰」攻勢的一天。
五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一連三天，「人民日報」海外版都沒有華航事件的半點報導。這三天，香港的報紙不乏這類事件的報導和評論。
五月十二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全文刊登了中國民航局五月十一日再次致華航的電報，在不足四百字的電文中，中航向華航提出：什麼地方合適談判，也可以提出來商量。並聲稱中航已不堅持北平為談判地點，但仍堅持「不必經過第三者」。
以統戰為框框
五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又一連三天，「人民日報」海外版沒有華航事件報導。
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口海外版刊登新華社香港五月十五日的兩則短訊，宣布中航與華航商定於五月十七日在香港商談貨機等交接。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沒有華航談判的消息。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新華社香港五月十七日一則短訊，簡略報導中航和華航「在友好氣氛中商談」。
五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新華社香港五月十八日一則短訊，報導中航與華航繼續商談，中航宣稱，「兄弟之間沒有不可解決的問題。」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新華社香港五月十九日一則短訊，宣布中航與華航達成協議，華航貨機等將在香港交接。
簡略的報導
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新華社香港五月二十日兩則電訊，宣布中航與華航簽署的會談紀要全文。
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新華社北平五月二十一日的一則電訊，報導華航貨機將於是日下午由北平飛往廣州裝貨，然後飛香港交接。
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沒有相關消息。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三則短訊，一則是新華社廣州五月二十三日電，報導華航貨機由廣州起飛前的簡況；另兩則是新華社香港五月二十三日電，報導華航交接書的全文和華航貨機抵達香港簡況。三則電訊僅八百字左右。同香港各報以整版篇幅報導相比，中共這一海外喉舌，遜色太多。
五月二十五日，香港傳播媒介詳盡報導了華航貨機副駕駛員董光興、機械師邱明志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華航客機上和在中正機場向記者發表的談話，揭露了王錫爵以暴力劫機的真相。中共官方通訊社，「人民日報」海外版，卸一點勇氣都沒有，隻字不報導，使人們看清楚中共的新聞手法，是以有利統戰作為準繩，有利有報導，沒有利就不報導。
（原文由歐 烈執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