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省籍問題像營築了四十年的馬蜂窩被搗破似地，又群蜂飛舞起來；政治人物開記者會、民間社團開座談會；報章雜誌、新聞報導都在炒省籍問題。有人從學術的普遍性角度，將國內引發的省籍問題界定為族群問題。
從傳播觀點來看國內的族群問題，至少可以觀察到兩個較鮮明的現象。不論歷史背景、生活體驗或學術實證研究結果，似乎都顯示；國內確實有族群差異的問題存在－－雖然這種差異已有逐漸淡化的跡象。但過去三、四十年來，國內掌權的政治大人們卻像說謊的放羊小孩一樣，一再傳播；沒有族群問題；而且嚴禁民眾討論、傳播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這些掌權的政治人物可能又體認到族群差異存在的事實及其不應該存在的願望，於是自顧自地將國內的族群文化意識區隔等級，然後透過國家機器(如法律、武力)和意識工具(如教育系統、大眾媒介)，持續且粗魯的打壓其所界定的次等族群的文化意識。
傳播模型閉塞
這些政治人物對待、處理族群問題的傳播模型是閉塞而非開放式；是系統模控而不是系統自發式的；是獨話(monologue)而非對話(dialogue)式的。這樣的傳播模型糾結上台灣獨特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的族群結構，免不了會造成族群間持續性的晦澀、緊張關係。
人類因族群差異而產生晦澀、緊張關係的歷史，和人類本身的歷史幾乎一樣長久。這麼說，是對族群差異事實的一種無可奈何的體認；但族群差異是不是命定、無可挽回的會造成族間的緊張衝突？驗諸史實，似乎又不是那麼悲劇式的。
中國的西藏、印度的喀什米爾、以色列的西屯區、錫蘭塔米爾的動亂，以及蘇聯共和國中小國的獨立運動、南非黑白及黑人間糾葛，甚至最近賴比瑞亞的政變，自然都可以追尋到族群問題，但各族群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之閉塞、模控、獨話式的傳播模型必然也扮演了誘發性、決定性的因素。
同樣是由數目不等族群組成的許多歐美國家，如加拿大、美國、比利時、瑞士等，由於及早體認族群差異的事實，而透過自發式、民主對話式的傳播過程，建立了合理的處理機制。如此雖無法完全化解族群間的差異，但至少減緩、沖淡不少族群間的緊張衝突。
需要開闊胸襟
和上述許多國家的族群問題相比，台灣族群間的差異顯然地輕淡了不少，但為什麼歷經四十幾年的同生共活，台灣的族群問題卻一直揮之不去，反而有愈演愈烈的現象？這當然可以從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角度去追因探果，但政治人物的傳播模型無疑的也要被記上一大筆。
國內的政治人物為了鞏固或爭取權力，常將族群差異視為毒蛇猛獸或做為政爭的工具，連帶地不少民眾也談起族群差異就為之色變。其實，族群差異固有其負面的意涵，但也是一種難得的資產，至少可使社會人互擷長短，使生活、文化更具多元、繁富。
前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哈金斯，在三十幾年前曾說過，沒有任何人或族群有特權強迫任何人或族群接受其意志，「力」本身並不能結合不同的世界，而是要靠文明的對話、傳播。
今天，居住在這蕞爾島上的人－－尤其是政治人物，其是需要有這樣的體認和襟懷。
(鄭瑞城為政大新研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