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多年的「愛盟」又動起來了。
這一批以「鬥性」頑強著稱的中生代國民黨菁英，再度重整出發，在今年五月正式登記為政治團體；時值國民黨內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權力競爭，分外引人注目。
特別是被視為與「非主流派」較為接近的「愛盟」，在成立宣言草案中說到：「如果朝野兩黨無法大步前進，滿足民意需求，本盟樂於見到其他健全的現代化民主政黨出現。」瞬時，引起不少的猜疑；甚至有人認為，想籌組第三黨的其實就是「愛盟」本身。
組黨爭端
追溯過去，「愛盟」的同志，以「保釣」結緣。在一九七０年代，保釣運動席捲海內外時，「愛盟」在海外與左派分子嚴陣對峙，高喊「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的口號，以鮮明右派前鋒的姿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其後，部分盟員相繼返國，分散在黨、政、學界服務。
關於「組黨」的爭議，「愛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陳義揚表示，以「愛盟」的專長、人力、物力，談不上組黨，也沒有組黨的意願與計畫。這位交通大學的教務長緩緩地說：「至少短期之內，組黨不是我們考慮的一個方向。」
事實上，「愛盟」自海外保釣運動、回台成立聯誼會，以迄於今的政治團體三階段，其組成的成員並非全然相同；以成立政治團體而言，內部就有許多爭論。
原「愛盟」聯誼會成員、現國民黨立委黨部總幹事朱大可自稱不願加入「愛盟」，以免為少數政治野心分子利用，做為晉階籌碼。他認為，「愛盟」不可能組黨，因為「愛盟」的盟員幾乎都是國民黨員，不可能與現存體制對抗。而且「愛盟」以知識分子為主，「他們都有專門職業，不可能放下手邊的一切，專門操作「愛盟」的政治事宜。」
一些政治核心分子，如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馬英九、政大國關中心主任張京育等，過去均是「愛盟」的大將，這次都沒有加入改組後的「愛盟」政治團體。而亦是「愛盟」聯誼會會員的立委林鈺祥更表示，「愛盟」是國民黨的外圍組織，其基本主張在國民黨的主張之下，「如果「愛盟」不成為政黨，它的特色脫離不了整個國民黨的特色；而如果將來變成政黨，我也會留在國民黨，不會去參加「愛盟」的政黨。」他說。
外省勢力最後集結？
「「愛盟」要組黨，除非國民黨分裂。」焦仁和，這位被媒體記者認為貌似年輕時代宋楚瑜的總統府機要室主任說。
因此，在「愛盟」成立的第一天宣言草案審議大會上，經焦仁和堅持表決，主席陳義揚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最後決定在正式宣言中，刪除上述那一段引起「組黨」聯想的文字。
從數量的角度來看，台灣住民八成是本省籍，但有二百七十餘人的「愛盟」，外省籍盟員卻占八０%以上，使得這一個改組成立的政治團體常被貼上「外省籍第二代集結」的標籤。
據「愛盟」執行委員之一的台大教授尹建中表示，盟員之所以多數是外省籍，有其歷史緣由。「當年在海外參加保釣運動的人，都是政治意識較強的人；而外省子弟因為多半有逃難的經驗，所以對政治的意識較強。」
身為「愛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的立委郁慕明則認為，「愛盟」並無省籍意識的問題；今天省籍問題被刻意挑撥出來，就是一種歧視。
但在台灣政壇及社會「本土化」的潮流下，同為執行委員之一的中視新聞部副理張勤，仍感慨地說：「天氣非常寒冷，我們只是聚在一塊兒取暖啊！」
因此，儘管焦仁和嚴厲地斥責：「誰挑起省籍問題，就是歷史的罪人！」也仍然擋不住外界的刻板印象。
混血情結
爭議點之三，是「愛盟」高度的國民黨色彩。這個特徵，部分盟員坦承不諱；但部分盟員則解釋，只是內部一些成員對國民黨有「堅強的認同感」。「愛盟」的非國民黨籍成員，亦為民權時報社長謝正一卻指出：「如果這個堅強的認同感仍然擺在「愛盟」裡，只會使「愛盟」變成國民黨的次級團體。」
因此，儘管「愛盟」主席陳義揚表示，歡迎不同黨派、不同省籍的人士加入「愛盟」，以超越國民黨，讓更多的人監督執政黨。但「愛盟」內的非國民黨人士仍然非常稀罕。
同樣是外省第二代子弟的民進黨籍立委林正杰指出，「愛盟」是一個國民黨右派老團體。因其「反共愛國聯盟」的歷史淵源，使得「愛盟」更像一個兄弟會；盟員聚會時，不時回憶過往，談論保釣運動的「童年往事」。
「畢竟人老了都會懷舊，聚在一起難免唏噓過往。」尹建中坦白的表示，但若過分的懷舊，就會造成新盟員沒有歸屬感，無法融合。
而「愛盟」盟員本身對更新團體所造成的異質性，多有難以平衡的矛盾；既希望「愛盟」能藉新血加入，以防止團體老化，又礙於「保釣情結」，冀望「愛盟」血統純正。
反共定位模糊不清
一九七八年，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中國大陸，中共與美國建交的趨勢益顯明朗；同時，前台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等人，在選舉期間，發表當時看來頗「激進」的改革言論，批評政府無能，國家的民主、法治不夠，使得已陸續回國的「愛盟」盟員再度結合，反擊陳鼓應。
中美正式斷交後，「愛盟」在台北成立聯誼會，二十多位盟員不時餐敘，間或舉辦專題研討；早年，為許多留學生所熟悉的「大鵬營」，便是由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出錢、「愛盟」出力所舉辦的。
在這次靜極思動、組織政治團體以前，「愛盟」的政治色彩，實際上，已被聯誼性沖淡許多。
「反共」、「愛國」自保釣運動迄今，一直是「愛盟」秉持的原則，然而時空的轉移，政治環境的變化，使「反共」的定位早已模糊不清。
焦仁和表示，當年「保釣」左右派對峙的情形，絕對是拚個「你死我活」；但今天，「反共」沒什麼值得標榜的，因為已經很少人願意接受共產黨的統治。所以今天的「反共」，可以採取一種和平的、漸進的手段；但基於「反共」是「愛盟」的原色，所以「我還是贊成在「愛盟」中旗幟鮮明地標示出來。」焦仁和說。
時代在變，政治生態環境也在變，「「反共」已不是這個時代的語言，大家都往大陸跑，誰還講「反共」。」林正杰批評說，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早在六０年代就說「非共而不反共」，非常實際。所以「愛盟」延用當初的名稱，並不一定符合現在的事實；因此，除非它的本質改變，否則很難有大作為。
「政治上向來少講舊情綿綿。」林正杰說，過去大家一起印傳單、搖旗吶喊；今天各人利害、背景不同，誠如作家張系國在追憶「保釣」的「昨日之怒」一書中所說：「一個人只能年輕一次，時間一旦過去，熱血逐漸冷卻，激情的心境就再難追尋！」
「愛盟」的再出發，源自於國民黨高層的分歧，雖然它結合了一批憂時憂國的知識分子；但是，在當前的局面中，「愛盟」能為自己凝聚出何種新的使命與共同的方向？對這個社會，能著力的空間又將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