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歲的崔永賢坐在床上，正在練書法，她已經在北京朝陽區的八里庄街道托老所住了11年，「來這兒住才活得下來，」她感恩十足說道。她的6個子女中，5個生了病，只有1個兒子在上班賺錢。曾罹患腦積水的崔永賢，一度無法下床，大小便失禁，為了不給子女添麻煩，她自願到養老院住。
八里庄街道托老只有56張床位，房間設計如同住集體宿舍，是間小而美的公辦養老院。乾淨明亮，老年活動豐富，開設各種課程，還有一小方綠地，可以種蔬菜、養小白兔，每月費用依房型不同，每人約1600元到2200元人民幣，包吃包住。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沒有附設醫護人員，看病，得打電話叫子女來帶老人去醫院。
崔永賢從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到如今恢復健康、臉色紅潤，歸功於院方精心的照料。同時，崔永賢要慶幸的是，11年前就獲准入住，如果現在要申請，「早就一床難求了，」所長李鳳華說。
公辦養老院一床難求
根據中國老齡辦2008年的統計，中國大約有6～8％的人需要到養老機構養老，總共需要900～1200萬張床位，然而，全中國各種養老機構的床位加在一起，僅有173萬張，遠遠不足。
隨著老化狂潮的洶湧澎湃，養老機構不足的問題，也愈來愈嚴重。截至2010年底，大陸各類養老機構約4萬2000多家，養老床位共314.9萬張，比起2008年，瘋狂增長了近一倍。然而，每千名老人擁有床位數為17.7張，「供應」仍舊令人發愁。
換算下來，中國養老床位數占老人總數比例，僅為1.77％，既低於已開發國家5～7％的比例，也低於一些開發中國家的2～3％。再從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來看，中國各地每千名60歲以上老人擁有床位數，超過30張的省分有只兩個：江西和北京。超過20張、不足30張的省分有13個，有6個省分每千名老人擁有床位數不足10張。
護理員不足，有空床也不收
另一個矛盾是，部分公辦養老院有空的床位，但還是拒收老人。「因為護理人員不足，」位於上海的楊浦敬老院院長金海臨說。
成立於1988年的楊浦敬老院，歷經兩次擴建，床位數達到1000床，床位費從1040元到6000元人民幣不等，不算昂貴，卻沒有完全收足，目前只住了600位。金海臨解釋說，原因就在於招不到更多醫生和護理人員。按照他任職10年的經驗判斷，以眼下10位醫生和護士、100位護理人員的編制，尚夠應付，若是開放更多老人入住，醫療和照顧品質就會下降。
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養老院在中國，不僅床位不足，照顧老人必備的專業護理及醫療也匱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在2011年公布的〈全國城鄉失能老年人狀況研究〉中，披露了怵目驚心的事實。報告指出，在醫生的配備上，超過五成的養老機構是空白；經過護理及相關專業系統訓練的護理員，不超過30％，取得養老護理員資格證書者，亦不足1∕3。「養老服務設施總量不足、產品種類少、服務層次低、政策不完善，」中國老齡社會保障與產業研究室主任陶立群指出，這些問題迫在眉睫。
老了之後的日常護理包括醫療，現狀也不樂觀。根據中國老齡科研中心2011年的一項調查，中國60歲以上老人餘壽中有2∕3時間處於「帶病狀態」，失能老人有3300萬人。然而，截至2011年底，中國註冊護士總數僅為224.4萬。目前，中國每千人口護士數為1.66。
民辦養老院，補助小多虧損
養老機構和專業照護不足的困境，照理可以透過市場化的運作來解決，但是，一個可悲的現況是，民辦養老院大都是虧損的。浙江南潯，中國第一老年城，坐落於太湖南岸，1996年創立，被譽為「開創中國社會化養老先河」。
只要預繳6萬元人民幣押金，每個月再交300元人民幣的物業管理費，就能住進35平方公尺的老年公寓，一家一戶，室內有一廳一臥一廚一衛。若是退住或一旦往生，6萬元押金原封不動退還，可說是比住旅館還便宜。
老年公寓旁邊，設有老年俱樂部，可以跳舞、唱平劇、打牌、打桌球、上健身房，各式娛樂一應俱全，每月會費只要1元人民幣，收費比當地計程車起步價3元人民幣還低廉。老年公寓100公尺處，特設有老年醫院，每年為老人免費體檢一次，若半夜身體不舒服，按下床邊的呼叫器，醫生便立刻上門診治。
由於辦得好，89套公寓全數已「賣出」。87歲的女詩人張蘊昭，在這裡過得十分愜意，許是心情好，臉上沒什麼皺紋，每天快快樂樂寫十幾首新詩。
當年，浙江久安公益事業執行董事暨總經理朱倍得發現，退休教師、醫生和專業人士，每個月的退休金只有700、800元，買不起房子，也住不起養老院，晚景堪慮，激發朱倍得從事慈善事業。
但其實，朱倍得不是有錢人，全家積蓄不過20萬元。他算了這筆帳：中國第一老年城總投資4000萬元，他向銀行貸款1600萬，押金收入600多萬，政府捐款168萬，加上支付利息等雜項，目前總負債3500萬元。
幸好，他另外蓋了江南水鄉一條街、千翁賓館和文園，以觀光、星級飯店和旅遊景點的收入，恰好足夠支付銀行每年300多萬元的利息和維護成本。即使負債，卻也堅持經營，充滿愛心的朱倍得還積極培養自己的兒子和兒媳婦接班。
民辦養老院要想不虧損，不是像朱倍得另覓財源，就是得走豪華養老院的模式。公辦與民辦養老院之間競爭，是不對等的，前者往往有政府固定撥款補助，後者卻沒有。即便是北京最近公布了民辦養老院的補貼政策，一張床位一年補貼1萬6000元人民幣，不過，由於有條件限制，最後只有三家民辦養老院受益。
托老所盛行，白天去晚上回
電影《桃姐》裡，年邁的桃姐對乾兒子說：「我幹不動了，我要去老人院。」乾兒子反問：你真的想去老人院。畫面中，神經繃緊的桃姐擠出兩個字：「願意。」
誰真正想去養老院呢？據調查，大陸願意住養老院的長者，只占總體老人的5％。「讓老人在家中享受樂齡年華，其實更符合中國老人的需求，」樂齡合作社創辦人王豔蕊說。樂齡，便是北京新崛起的「日托所」，老人白天在這裡，有人陪伴照顧、健康護理，晚上再回家。這本是立意良善的制度，也合乎人性，但，王豔蕊實際經營起來，挑戰不少。
2006年底成立的樂齡，屬於民間公益組織，政府初期提供了10幾萬元的獎勵資金，王豔蕊個人投入20多萬，投資無障礙設施等設備花了不少。每個月的經營成本需要2萬元，全職人員3名。但目前只收到4位健康老人，年費每位1500元，以及2位半自理老人，年費每位980元，收支一加減，政府不補助的話，很難持久。
像樂齡這樣的托老所，北京計劃扶持500家，到目前為止，真正算得上「有意義運作」的，只有個位數。現實中，因為缺乏人手和資金，不少日托所或日間照料室早已廢棄。
愚公眾益老年公益研究中心董事總經理王帥，長期觀察居家養老的發展，他指出，養老問題只有NGO做，或是只有政府做，都是不夠的。「像樂齡，已經做了四、五年，始終掙扎在四、五個人的規模，」王帥說，如果政府認同它的模式，應該大量複製。
但養老機構，勢必不是防禦老人狂潮的主戰場，大陸政府於是把腦筋動到了「居家養老」。
近年來，上海、廣東提出「9073」養老服務體系，北京則提出「9064」養老服務模式的口號。「9073」是指90％的老人居家養老、7％社區日間照料、3％機構養老。「9064」依此類推。
「政府必須結合社會組織、引領企業投入，現在這已經是個大方向，」王帥說。養老，何時不再一床難求？何時能夠醫護完善？何時出現公平可行的政策？壓力從四面八方逼來，考驗著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