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後來成為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浪潮的啟蒙，當年許多導演把他的作品改編成電影，如《兒子的大玩偶》《鑼》《莎喲娜拉．再見》《我愛瑪莉》等，被各界公認為當代最重要的鄉土小說家。
今年76歲，一頭飄亂白髮的黃春明，依舊精神充沛，習慣自己一人往來各地趕場，說起故事來眉飛色舞、肢體動作相當豐富，讓人很容易進入他的故事情境，跟著他的節奏一起歡笑、哭泣、或省思。難怪不少人都封他為「台灣最會說故事的歐吉桑」！
比起寫書賺錢、成名，黃春明更希望作品能感動人。有次在校園演講，一位女學生遞給他一封信，寫道自己曾想自殺，很令父母擔心，直到讀了他的小說，才卸下念頭。還有癌末病人，希望在臨終前見他一面，期盼他繼續創作觸發人心的小說。
在台北創作，5年不敢回家
然而，在創作道路上，黃春明的發跡不算順遂，他從21歲開始投稿，直到34歲才出版第一本個人小說集《兒子的大玩偶》。
民國55年，他舉家從宜蘭搬到台北，第一份工作在廣告公司，薪水只有1200元，光房租就600元。那時候他剛結婚、小孩才出生、父親又臥病在床，家裡負擔很大，曾有長達五、六年的時間，他都不敢回羅東老家，「因為付不起親友的紅白帖！」但家鄉親友總認為，在台北的他，應該過得比較好。
為了要貼補家計，他做過一堆工作，到電器行當學徒、廣播電台編輯、拍紀錄片、電影及兒童劇導演、編劇，而且還賣過飯包，他笑說自己從事過台灣最早的便當生意。
每晚下班後，他還不斷寫文章，投稿到各大報，希望賺點稿費。那時候，他們窩在寧夏路公廁後方、只有幾坪的狹小空間裡。後來他一共搬了七次家，才買了生平第一次房。
有一次小孩生病，為了到一位美國回來的醫生開的兒童醫院看病，他太太把家中的收音機、小孩周歲的金鎖片、還有電唱機全拿去賣掉，看一次病就花光了。
在那麼辛苦的環境下，他仍然堅持寫作。因為家裡太小了，所以他常跑到當時文藝青年聚集的明星咖啡屋寫稿，口袋有錢就點一份午餐，沒錢就點一杯咖啡，一直寫到晚上10點打烊才回家。
即便自己生活清苦，他與太太還是很有愛心。有天清早，黃春明聽到屋外有奇怪的聲音，原來是罹患腦麻痺的小孩喊肚子餓，他跟妻子在家裡東翻西找，好不容易才籌了幾塊錢，拿出去買飯給他吃。
不斷的努力工作與創作，黃春明一步步累積專業，也提升收入，更在文壇嶄露頭角。十多年前從職場退休前，最高月薪是12萬，剛好是第一分工作的100倍。而之前各式各樣的工作經驗，更成為創作時的豐富素材，讓他了解底層人物的心聲與生活樣貌。
教育要改革，豐富生活感知
從一無所有到台北打天下，黃春明對於時下的年輕人有哪些觀察呢？
黃春明分享，以前的人找工作，憑的是一身憨膽、不太會算計，大家都把老闆看成衣食父母，感激老闆提供機會、發薪水。
「但現在不少年輕人一天到晚換工作，就像感情可以隨時劈腿一樣！」他憂心，社會氣氛變得愈來愈機械化、功利化，每件事都習慣換成貨幣計算，找工作也可以跟消費商品一樣，愛換就換、不再需要珍惜。
而從小到大的教育訓練，都只要求年輕人考好試、顧好成績，卻忽略其他層面的文史體驗與生活教育。「我們為了追求物質的生活，犧牲了好多精神的東西，」黃春明擔憂，整個社會都沈溺在低級的感官享受，年輕人哪能不沈淪？
當然，大家不可能、也不需要要求年輕人回到以前貧苦的年代，黃春明認為，需要改革的是台灣的教育，才能改善更深層的積弊。
因此，過去20年來，他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兒童文學、戲劇、及社區營造，打算藉由推廣閱讀、生活教育、鄉土體驗的方法，豐富孩子的心智感受以及美學理解能力。
「不必抱怨年輕人，我們應該從源頭開始改變！」他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