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讀《紐約時報》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專欄的人，一定同意他是位徹底「有愛國心的」的新聞人。今年初，他和政治學者曼德鮑（Michael Mandelbaum），在美國國力衰退的關鍵時刻，合著《我們曾經輝煌》（That Used to Be US）一書，深入剖析美國的衰退和如何重建輝煌。
兩位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好友，細述美國建國以來的成功方程式：普及提升教育、持續現代化基礎建設、開放移民、支持研發基礎科學，和規範市場經濟。遺憾的是，這些實現美國夢的方程式並未隨全球化和資訊科技革命而更新升級，造成美國今日節節衰敗。
讀了《我們曾經輝煌》一書，彷彿看到了另一個縮影：台灣。他們談到教育，談到媒體和政治，歷歷在目。
早年美國傑佛遜總統、林肯總統，下放教育權給州政府，制定「莫里爾法案」大量將公地捐贈辦大學和職校，轉化菁英教育成為普及國民教育，奠高人才素質的基石。
然而，2010年前華府教育局長卸任後指出：「我們教育上有重大的危機卻沒有察覺」。新加坡把教育當成經濟方案中「首要戰略」，美國卻把它當成「社會議題」。
OECD每隔三年針對工業國家15歲學生所做的閱讀、數學和科學理解測試，也就是PISA的評估成績。美國學生在閱讀上分數低於國際平均值；在科學方面是落於中間程度，遠低於上海、新加坡和芬蘭。 追究原因，一位心理學者指出：一是美國教育資源和態度；二是教師品質不良。
很少人注意到教師對學生未來成就的影響會這麼大。根據美國統計，「教學品質在最前端15％的好老師，教出來的學生未來年收入會多出2萬美元。」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報告也指出：新加坡、芬蘭等成功國家的大部分老師都是高中或大學前10％的畢業生。佛里曼在書中提到，虎媽式教育或有爭議，但她有兩點做對了，一是讓孩子維持最高標準，另一是家長參與學校事務。
政治人物更和國家教育有關係。兩位作者期待：「他們要成為教育家，教導這個國家，了解我們生存的世界。」「讓我們的孩子有批判性思考，可以閱讀，可以創新。」 佛里曼談到美國媒體，就更真切。「24小時播出的新聞和任何人都是記者或評論家」的媒體生態，使美國政客從上任第一天起就準備連任；為討好選民，無法減稅，無法修改健保，一心要做全能政府。
新媒體強化的對立，癱瘓了美國政治。佛里曼在書中說：「他們把新聞當娛樂，把政治當運動。瞄準有限的觀眾，是所謂的『窄播』。」這種提供爭議性走偏鋒的做法，完全與「國家需要的措詞審慎、冷靜客觀討論美國未來公共政策複雜議題的正確方式」背道而馳。
在憂心美國興亡的兩位作者眼中，兩黨政治已變了型。「現在兩大黨幾乎成了兩個意識型態陣營，」「新媒體的出現放大了最響亮、也最具黨派之見的聲音。政治報導就像運動新聞，唯一重要的是誰贏了比賽。」 作者緬懷過去美國的光榮，更提醒現在正處於「更新方程式」的關鍵時刻。 「愛國心」不只存在閣員胸中，更繫於每個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