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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百年, 發現創新的智慧與勇氣

百年仰望論壇〉文化與整合的力量
文 / 柯曉翔    
20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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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百年, 發現創新的智慧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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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遠見》雜誌創辦人王力行

演講人

中山大學榮譽教授 余光中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周功鑫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陳芳明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高希均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 覺培法師

《遠見》雜誌創辦人王力行透露,2010年下半年,她與另外兩位創辦人高希均、張作錦思考,做為一個出版業,在中華民國建立百年之際,可以做些什麼事情。《百年仰望》一書因此誕生,邀請20位名人描寫心目中的民國人物,透過對「時代人物」回憶與描摹,仰望百年典範。

「百年仰望論壇」可以說是這本書的現場精華版。五位來自不同領域大師,用文學、文化、藝術、經濟與宗教的角度回味百年。

重量級文學家、中山大學榮譽教授余光中是與談貴賓之一,在論壇上暢談中華文化百年,他說,台灣已培養許多人才,將來要靠最有發展潛力的語系──中文,在世界發揮影響力。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陳芳明,剛以12年光陰完成《台灣新文學史》。他以自身流亡海外經驗為例,印證台灣從封閉走向開放,台灣的寬容與多元,可包容多元價值,期待下一輪文學盛世。

另一位與談貴賓、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曾任故宮院長祕書、展覽組組長長達27年,2008年出任院長,也為故宮帶來嶄新的面貌。由這位「故宮人」回顧故宮百年,最恰當不過,周功鑫也點出故宮近年在文化、創意、產業等三個領域整合的創新突破。

《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則從經濟觀點仰望百年,台灣和大陸在1949年代還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如今經濟騰飛,前者痛苦指數最低,後者成為世界經濟龍頭之一。

而原定出席的星雲大師因身體微恙無法到場,由弟子覺培法師代為出席。覺培法師是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也積極推廣閱讀,擔任人間佛教讀書會執行長。她特別帶來星雲大師的墨寶「龍天護佑」,讓參加夜談的來賓都得到這個驚喜的小禮物。

在2個小時的夜談裡,大師交鋒,讓人意猶未盡。以下為論壇精采內容:

〈主持人〉王力行:今天夜談取名為「百年仰望」,希望透過幾位文學、文化與藝術的老師,跟我們談談,百年以來,在他們專精的領域裡,有哪些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我們先歡迎余老師。

中文,是中華文化的載體

〈與談人一〉余光中:回顧100年前,辛亥革命後,是政治改革,文化還有待開展。新文學、新文化運動,把西方新觀念介紹到中國來。西方有什麼東西值得中國迎頭趕上呢?當然就是民主、科學,當時叫做德先生、賽先生。

現在回頭看,賽先生滿發達的,德先生還在實驗階段,有很多後遺症。另外有個孔先生,現在在華人世界各地是否很受歡迎,很難說。幾個月前我看報紙,孔先生回來了,出現在天安門廣場,跟孫中山、毛澤東相對,我心想,這下子終於到了。沒想到不到一個月,他又不見了。孔先生在大陸實在身分不明。但他化成了幾百個孔子學院,到海外去,不是去講學,而教中文去了。

中華文化現在在華人世界面臨很多壓力,第一就是政治,政治人物是否歡迎、重視中華文化,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危機就是大家都在學英文,不要輸在起跑點。是不是你的孩子英文好,前途就更光明,也不一定。還有,科技愈來愈發達,語文、文化、文學與藝術相對受到冷落。

中華文化是一個大的圓,圓心無所不在,圓周無處可循,半徑愈長,圓畫得愈大。半徑,就是中華文化的載體,中文。這一百年來,白話取代文言,其實我一直覺得文言並沒有退位,每天要講幾句成語,這就是文言,改變身分留在我們生活之中。

五四以來,新文學都用白話來寫了,白話還要鍛鍊過,胡適當時講過要有國語的文學,先要有文學的國語。

如果用政治術語來形容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第一世界應該在大陸,那是母體;第二世界才是台灣和香港;第三世界在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或海外華人地區。其實中國大陸漢字的砥礪,遠不如在台灣和香港地區。

大陸自從三反五反、文革,所有作家學者都被打入冷宮,甚至被批為牛鬼蛇神,雖然是中華文學的母體,卻喪失第一世界的領導地位。這時候台灣的教育和文學方面還是很強的。

英語、漢語和西班牙語等三大語系中,我們的中文最有發展的潛力。台灣這麼多年經文化界、知識界努力奮鬥,我們已經培養很多人才,我們的作家、學者已經具有相當高水準,將來怎麼在世界上起作用,還要靠我們的中文。

善用整合,文化充滿無限創造力

〈與談人二〉周功鑫:故宮1925年成立,跟中華民國國運同步。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被日本占領,那時大陸北方受到日本很大的壓力,一群故宮的前輩們商議故宮文物南遷。1933年先到上海,1936年到南京,1937年到西南重慶。當時從北平到上海,一共運出1萬9500多箱文物,1948年年底,運到台灣將近4000箱。

這86年來,故宮博物院在中華文化傳播、保存、宣揚與推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談的是創新,獨一無二。如何讓創新和獨特能夠在行業裡面獲得實現,最有效的方法是整合。對象可以是不同領域或技術,透過操作機制發揮整體效用。文化內涵原來就是多元的,如果善用整合,創造力是無限的。

文化創意產業時代是文化、創意、產業等三個領域的整合,在這樣一個時代中,故宮博物院也不缺席。 我把民國100年我們的兩個展覽,和各位分享。在座可能不少朋友參觀過「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我們結合六個博物館,也結合年輕藝術家,創造富春山居3D多媒材展示,把一個古典的藝術內涵整合當代裝置和多媒材,轉換成另一個新的創作。

另一個是現在展出的「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特展。我們組合18個博物館, 10月15、16號還和當代傳奇劇場合作歌劇,結合台灣和法國兩個劇團,融合台灣崑曲京劇和法國巴洛克歌劇,呈現兩個君王當時的故事。

文化整合的效益無限,不但能創造新的文化內涵,也可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期待下一輪的台灣文學盛世

〈與談人三〉陳芳明:我走過台灣文學史,或者台灣歷史,我覺得它最能夠代表創新和突破的意義。以我個人命運來說,我也映證歷史從封閉走向開放。我曾在海外流亡近18年,終於有一天可以回到台灣。如果我在海外流亡,沒有倒下,那麼我回到自己土地,就能夠站起來。

余光中老師今天下午參加我的新書《台灣新文學史》發表會,他提到,文學需要一個非常寬容的環境,才可能繼續發展。

今天我們看台灣文學遺產,是由兩股歷史匯流在一起,一個是殖民史,一個是民國史,當中有很痛苦的磨合,從磨合到結合,其實就是台灣文學發展最漂亮的歷史一頁。

當我寫這本書,我自己也不知道台灣文學居然這麼豐富。從五四開始,我們用白話文,如果永遠停留在白話文,今天台灣文學成就可能就不會那麼高。白話文學1949年跟著中華民國來到台灣。我小時候閱讀的散文就是1949年以後,大量外省作家所寫的散文,例如梁實秋、張秀亞,我們是讀這樣的文學長大的。

1965年我進入大學,台灣文學進入另一種變革──現代主義,內在的慾望、被壓抑的感情,透過精煉的文字表達。當時還在威權時代的台灣,戒嚴令檢查作家思想和文字,但作家在追求藝術時,為了達到最高標準,並不在乎外在權力的干涉。

在1960年代的高壓統治下,透過文字技巧鍛鍊出來的作品並不只教育我們這個世代、下一個世代,一直到現在這個世代。

1980年代台灣中產階級的誕生,使政治改革願望提升,伴隨民主改革運動,文學慢慢放大空間,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與海外華人文學爆發。台灣已經創造寬容社會,一個可以包容多元價值的空間。

歷史常常講的是政治史的興盛和衰亡,文學史只有不斷累積、整合與鍛鑄,產生新的形式。很多人認為你在台灣看不到整個世界,恰恰相反,台灣非常開放,在小的地方,看到廣大的視野。我相信在未來台灣會更寬容、多元,各種差異性價值都可以存在,在21世紀,下一輪的文學盛世還會誕生。

談經濟,台灣可受人尊敬

〈與談人四〉高希均:如果要從狹義經濟來談過去百年,當然從1949年中國大陸談起。1949年後出現兩個地區,中國大陸與台灣,如果以一個每人所得來做標準的話,當時的大陸與台灣,乏善可陳,是典型的第三世界。

1936年我在南京出生。13歲時,跟著父母來到台灣。十年之後,在台灣念完大學,到美國去念書。1959年,一個23歲的年輕人來到美國,看到那時不可理喻的富裕,回想自己在南港眷村的清寒生活。 那時眷村2000多戶,沒有一家有冰箱、電話或電視。當我搭24小時飛機從台灣到美國,我的房間什麼家電都有,24小時,改變你生活的一切,你就知道什麼是富裕,什麼是落後。

誰能想到,20多年過去,今天中國大陸能有這麼樣的經濟的成長和發展,不可思議。台灣因為相當程度的開放和自由經濟,以及政府非常努力推動經濟發展,198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我們常說,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資本主義救了中國;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共產主義救了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大陸已經從當年的貧窮,成為現在世界經濟的龍頭。

我用兩個數字,讓在台灣的朋友們也能有很大的自信。有一個指標叫痛苦指數(Misery Index),是失業率加上通貨膨脹率,台灣失業率4.2%,通貨膨脹率不到2.3%,加起來痛苦指數全世界最低,美國和歐盟都超過12。

另一個數字,是台灣平均每人所得將近2萬美元,根據購買力和物價調整的話,我們是4萬200美元,北歐國家、德國、法國、英國、澳大利、紐西蘭、日本等國都比我們少。 換句話說,1959年充滿自卑的一個留學生,今天生活在台灣,我們應當感覺到21世紀,台灣有機會變成受人尊敬的國家。

我念的是經濟,我最關心的是教育,可我最憂慮的是戰爭。我在戰爭裡長大,千萬不能有戰爭,一個國家領導人最大的責任是和平。如果兩岸和平關係穩定繼續交流,台灣、大陸與兩岸一定會有更好的21世紀。

創新,需極大的勇氣和智慧

〈與談人五〉覺培法師:我今天就來談談我的師父。我們生在一個和平的時代,師父很擔心,我們這一代青年不知道戰亂的可怕。他出生時正好是徐蚌會戰,10歲時遇到蘆溝橋事變,從小目睹殺戮殘忍的畫面,和平成為他一輩子的目標。

師父說,之所以不能和平,是因為沒有平等,因為世間強欺弱,貧富不均,所以不平則鳴。

佛教過去給人感覺消極灰暗,到一路走來不斷革新。家師一輩子宣揚人間佛教,不惜走出傳統佛教框架。50年前,他毅然決然成立青年歌詠隊,希望讓年輕朋友透過音樂的傳唱認識佛法。1962年,又開啟電視弘法的先驅。他還帶著青年環島布教,成立青年學生會,首創佛化婚禮。

當時台灣醫療不發達,於是師父開創雲水醫院,在一部車裡面有護士、醫生,還有法師,這樣的行動醫院開到山區,讓偏遠地方的病人可以得到醫療。10多年前更以雲水書車,讓更多的孩子享用知識。

師父為了奠定佛教由制度領導的風範,1985年毅然提出退位這件事。當時蔣家還是執政年代,提退位在那個年代非常不被允許,但他認為,一個組織要永續發展,制度領導非常重要。他率先讓弟子改以民主選舉的方式,首創住持任期制度,讓佛教弘法擔子不斷接棒下去。

退位後,大師走出台灣,才有今天駐足在全世界五大洲,將近80個國家,約200多個關懷人群弘法的道場。所有的智慧創新都讓佛教走出寺廟,深入社會,面對群眾,超越國界,弘化全球。

在師父身上,我看到他以生命關懷為最重要的原動力,以社會向上、向善做為最大願力,因為創新者要有很大的勇氣和智慧,肯定會面臨許多反對的聲浪和困難的障礙。但師父用愛和慈悲,用胸襟包容一切。這是所有企業領導人,都應該列為最重要的修煉和使命。(柯曉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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