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遠見》雜誌創辦人王力行
演講人
中山大學榮譽教授 余光中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周功鑫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陳芳明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高希均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 覺培法師
《遠見》雜誌創辦人王力行透露，2010年下半年，她與另外兩位創辦人高希均、張作錦思考，做為一個出版業，在中華民國建立百年之際，可以做些什麼事情。《百年仰望》一書因此誕生，邀請20位名人描寫心目中的民國人物，透過對「時代人物」回憶與描摹，仰望百年典範。
「百年仰望論壇」可以說是這本書的現場精華版。五位來自不同領域大師，用文學、文化、藝術、經濟與宗教的角度回味百年。
重量級文學家、中山大學榮譽教授余光中是與談貴賓之一，在論壇上暢談中華文化百年，他說，台灣已培養許多人才，將來要靠最有發展潛力的語系──中文，在世界發揮影響力。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陳芳明，剛以12年光陰完成《台灣新文學史》。他以自身流亡海外經驗為例，印證台灣從封閉走向開放，台灣的寬容與多元，可包容多元價值，期待下一輪文學盛世。
另一位與談貴賓、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曾任故宮院長祕書、展覽組組長長達27年，2008年出任院長，也為故宮帶來嶄新的面貌。由這位「故宮人」回顧故宮百年，最恰當不過，周功鑫也點出故宮近年在文化、創意、產業等三個領域整合的創新突破。
《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則從經濟觀點仰望百年，台灣和大陸在1949年代還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如今經濟騰飛，前者痛苦指數最低，後者成為世界經濟龍頭之一。
而原定出席的星雲大師因身體微恙無法到場，由弟子覺培法師代為出席。覺培法師是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也積極推廣閱讀，擔任人間佛教讀書會執行長。她特別帶來星雲大師的墨寶「龍天護佑」，讓參加夜談的來賓都得到這個驚喜的小禮物。
在2個小時的夜談裡，大師交鋒，讓人意猶未盡。以下為論壇精采內容：
〈主持人〉王力行：今天夜談取名為「百年仰望」，希望透過幾位文學、文化與藝術的老師，跟我們談談，百年以來，在他們專精的領域裡，有哪些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我們先歡迎余老師。
中文，是中華文化的載體
〈與談人一〉余光中：回顧100年前，辛亥革命後，是政治改革，文化還有待開展。新文學、新文化運動，把西方新觀念介紹到中國來。西方有什麼東西值得中國迎頭趕上呢？當然就是民主、科學，當時叫做德先生、賽先生。
現在回頭看，賽先生滿發達的，德先生還在實驗階段，有很多後遺症。另外有個孔先生，現在在華人世界各地是否很受歡迎，很難說。幾個月前我看報紙，孔先生回來了，出現在天安門廣場，跟孫中山、毛澤東相對，我心想，這下子終於到了。沒想到不到一個月，他又不見了。孔先生在大陸實在身分不明。但他化成了幾百個孔子學院，到海外去，不是去講學，而教中文去了。
中華文化現在在華人世界面臨很多壓力，第一就是政治，政治人物是否歡迎、重視中華文化，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危機就是大家都在學英文，不要輸在起跑點。是不是你的孩子英文好，前途就更光明，也不一定。還有，科技愈來愈發達，語文、文化、文學與藝術相對受到冷落。
中華文化是一個大的圓，圓心無所不在，圓周無處可循，半徑愈長，圓畫得愈大。半徑，就是中華文化的載體，中文。這一百年來，白話取代文言，其實我一直覺得文言並沒有退位，每天要講幾句成語，這就是文言，改變身分留在我們生活之中。
五四以來，新文學都用白話來寫了，白話還要鍛鍊過，胡適當時講過要有國語的文學，先要有文學的國語。
如果用政治術語來形容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第一世界應該在大陸，那是母體；第二世界才是台灣和香港；第三世界在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或海外華人地區。其實中國大陸漢字的砥礪，遠不如在台灣和香港地區。
大陸自從三反五反、文革，所有作家學者都被打入冷宮，甚至被批為牛鬼蛇神，雖然是中華文學的母體，卻喪失第一世界的領導地位。這時候台灣的教育和文學方面還是很強的。
英語、漢語和西班牙語等三大語系中，我們的中文最有發展的潛力。台灣這麼多年經文化界、知識界努力奮鬥，我們已經培養很多人才，我們的作家、學者已經具有相當高水準，將來怎麼在世界上起作用，還要靠我們的中文。
善用整合，文化充滿無限創造力
〈與談人二〉周功鑫：故宮1925年成立，跟中華民國國運同步。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被日本占領，那時大陸北方受到日本很大的壓力，一群故宮的前輩們商議故宮文物南遷。1933年先到上海，1936年到南京，1937年到西南重慶。當時從北平到上海，一共運出1萬9500多箱文物，1948年年底，運到台灣將近4000箱。
這86年來，故宮博物院在中華文化傳播、保存、宣揚與推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談的是創新，獨一無二。如何讓創新和獨特能夠在行業裡面獲得實現，最有效的方法是整合。對象可以是不同領域或技術，透過操作機制發揮整體效用。文化內涵原來就是多元的，如果善用整合，創造力是無限的。
文化創意產業時代是文化、創意、產業等三個領域的整合，在這樣一個時代中，故宮博物院也不缺席。 我把民國100年我們的兩個展覽，和各位分享。在座可能不少朋友參觀過「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我們結合六個博物館，也結合年輕藝術家，創造富春山居3D多媒材展示，把一個古典的藝術內涵整合當代裝置和多媒材，轉換成另一個新的創作。
另一個是現在展出的「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特展。我們組合18個博物館， 10月15、16號還和當代傳奇劇場合作歌劇，結合台灣和法國兩個劇團，融合台灣崑曲京劇和法國巴洛克歌劇，呈現兩個君王當時的故事。
文化整合的效益無限，不但能創造新的文化內涵，也可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期待下一輪的台灣文學盛世
〈與談人三〉陳芳明：我走過台灣文學史，或者台灣歷史，我覺得它最能夠代表創新和突破的意義。以我個人命運來說，我也映證歷史從封閉走向開放。我曾在海外流亡近18年，終於有一天可以回到台灣。如果我在海外流亡，沒有倒下，那麼我回到自己土地，就能夠站起來。
余光中老師今天下午參加我的新書《台灣新文學史》發表會，他提到，文學需要一個非常寬容的環境，才可能繼續發展。
今天我們看台灣文學遺產，是由兩股歷史匯流在一起，一個是殖民史，一個是民國史，當中有很痛苦的磨合，從磨合到結合，其實就是台灣文學發展最漂亮的歷史一頁。
當我寫這本書，我自己也不知道台灣文學居然這麼豐富。從五四開始，我們用白話文，如果永遠停留在白話文，今天台灣文學成就可能就不會那麼高。白話文學1949年跟著中華民國來到台灣。我小時候閱讀的散文就是1949年以後，大量外省作家所寫的散文，例如梁實秋、張秀亞，我們是讀這樣的文學長大的。
1965年我進入大學，台灣文學進入另一種變革──現代主義，內在的慾望、被壓抑的感情，透過精煉的文字表達。當時還在威權時代的台灣，戒嚴令檢查作家思想和文字，但作家在追求藝術時，為了達到最高標準，並不在乎外在權力的干涉。
在1960年代的高壓統治下，透過文字技巧鍛鍊出來的作品並不只教育我們這個世代、下一個世代，一直到現在這個世代。
1980年代台灣中產階級的誕生，使政治改革願望提升，伴隨民主改革運動，文學慢慢放大空間，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與海外華人文學爆發。台灣已經創造寬容社會，一個可以包容多元價值的空間。
歷史常常講的是政治史的興盛和衰亡，文學史只有不斷累積、整合與鍛鑄，產生新的形式。很多人認為你在台灣看不到整個世界，恰恰相反，台灣非常開放，在小的地方，看到廣大的視野。我相信在未來台灣會更寬容、多元，各種差異性價值都可以存在，在21世紀，下一輪的文學盛世還會誕生。
談經濟，台灣可受人尊敬
〈與談人四〉高希均：如果要從狹義經濟來談過去百年，當然從1949年中國大陸談起。1949年後出現兩個地區，中國大陸與台灣，如果以一個每人所得來做標準的話，當時的大陸與台灣，乏善可陳，是典型的第三世界。
1936年我在南京出生。13歲時，跟著父母來到台灣。十年之後，在台灣念完大學，到美國去念書。1959年，一個23歲的年輕人來到美國，看到那時不可理喻的富裕，回想自己在南港眷村的清寒生活。 那時眷村2000多戶，沒有一家有冰箱、電話或電視。當我搭24小時飛機從台灣到美國，我的房間什麼家電都有，24小時，改變你生活的一切，你就知道什麼是富裕，什麼是落後。
誰能想到，20多年過去，今天中國大陸能有這麼樣的經濟的成長和發展，不可思議。台灣因為相當程度的開放和自由經濟，以及政府非常努力推動經濟發展，198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我們常說，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資本主義救了中國；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共產主義救了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大陸已經從當年的貧窮，成為現在世界經濟的龍頭。
我用兩個數字，讓在台灣的朋友們也能有很大的自信。有一個指標叫痛苦指數（Misery Index），是失業率加上通貨膨脹率，台灣失業率4.2％，通貨膨脹率不到2.3％，加起來痛苦指數全世界最低，美國和歐盟都超過12。
另一個數字，是台灣平均每人所得將近2萬美元，根據購買力和物價調整的話，我們是4萬200美元，北歐國家、德國、法國、英國、澳大利、紐西蘭、日本等國都比我們少。 換句話說，1959年充滿自卑的一個留學生，今天生活在台灣，我們應當感覺到21世紀，台灣有機會變成受人尊敬的國家。
我念的是經濟，我最關心的是教育，可我最憂慮的是戰爭。我在戰爭裡長大，千萬不能有戰爭，一個國家領導人最大的責任是和平。如果兩岸和平關係穩定繼續交流，台灣、大陸與兩岸一定會有更好的21世紀。
創新，需極大的勇氣和智慧
〈與談人五〉覺培法師：我今天就來談談我的師父。我們生在一個和平的時代，師父很擔心，我們這一代青年不知道戰亂的可怕。他出生時正好是徐蚌會戰，10歲時遇到蘆溝橋事變，從小目睹殺戮殘忍的畫面，和平成為他一輩子的目標。
師父說，之所以不能和平，是因為沒有平等，因為世間強欺弱，貧富不均，所以不平則鳴。
佛教過去給人感覺消極灰暗，到一路走來不斷革新。家師一輩子宣揚人間佛教，不惜走出傳統佛教框架。50年前，他毅然決然成立青年歌詠隊，希望讓年輕朋友透過音樂的傳唱認識佛法。1962年，又開啟電視弘法的先驅。他還帶著青年環島布教，成立青年學生會，首創佛化婚禮。
當時台灣醫療不發達，於是師父開創雲水醫院，在一部車裡面有護士、醫生，還有法師，這樣的行動醫院開到山區，讓偏遠地方的病人可以得到醫療。10多年前更以雲水書車，讓更多的孩子享用知識。
師父為了奠定佛教由制度領導的風範，1985年毅然提出退位這件事。當時蔣家還是執政年代，提退位在那個年代非常不被允許，但他認為，一個組織要永續發展，制度領導非常重要。他率先讓弟子改以民主選舉的方式，首創住持任期制度，讓佛教弘法擔子不斷接棒下去。
退位後，大師走出台灣，才有今天駐足在全世界五大洲，將近80個國家，約200多個關懷人群弘法的道場。所有的智慧創新都讓佛教走出寺廟，深入社會，面對群眾，超越國界，弘化全球。
在師父身上，我看到他以生命關懷為最重要的原動力，以社會向上、向善做為最大願力，因為創新者要有很大的勇氣和智慧，肯定會面臨許多反對的聲浪和困難的障礙。但師父用愛和慈悲，用胸襟包容一切。這是所有企業領導人，都應該列為最重要的修煉和使命。（柯曉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