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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自剖-一個老年知識份子的心語

文 / 蕭 乾    
199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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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自剖-一個老年知識份子的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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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兒竟然成為一個八旬老人了,連自己都覺得難以相信。現在再下農場或幹校去幹活,估計肩不再能挑,鋤頭也掄不動了。可是精神上,我並沒有老邁感。上樓梯我不喜歡別人攙扶,早晨鬧鐘一響,我還是騰地就爬了起來。聽力視力都未大衰退,腦子似乎和以前一樣清楚;對身邊和身外的一切隨時隨地都有反應;忽而緬懷如煙的往事,忽而冥想著未來。

把生命看作旅行

讀外國文學時,我常留意他們對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從含苞到敗謝的花,我大概還是受了「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的影響,總把生命看作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則大路坎坷不平。

回首這八十年我所走過的路:早年和中年吃盡了苦頭,然而青年和晚年,卻還順當,晚景更為重要,因為這時期胳膊腿都不靈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慶辛自己能有一個安定舒適的晚年。現在回顧這段旅程,認識到我算不上是勝利者,然而我很幸運。

人人老境,由於生理上的衰微,節奏自然就放慢了。三十歲以前,我喜歡蹦著走路。六十歲以前,我上樓梯時還經常一步上兩個階磴,如今,我不但一磴磴地上,而且還手不離扶手。尤其遇上摸黑--我住的這幢樓,過道總是漆黑一團--我就更加抓緊那扶手,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這也代表一種心態:一生跟頭栽夠了,就怕再栽。因為知道這把年紀經不起了,萬一栽了,休想再爬了起來。

七0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寫信要我學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則送了我八個大字:居安思危,樂不忘憂。矬控o這十年是變得深沉了些,也踏實了些。歷盡滄桑後,懂得了人的際遇隨時可以起驟變。在階級社會裡,座上賓和階下囚隨時可以顛倒過來。因而一方面對事物不輕率發表意見(有時甚至在家務瑣事上,潔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稜兩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會為一時享受的殊榮而得意忘形。也許是離死亡近了,我對有些事,看得淡了,尤其物質方面。

春間龍應台女士來訪,見到我的洗澡間,事後告訴朋友,說她在北京期間最難過的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在這樣的條件下度晚年。

她走前又來告別,我便向她解釋說,我日前的生活在知識分子中間是中等偏上的。領導曾再三表示要進一步為我提高,但我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水平脫離國情。有些人儘量住得寬是為了留給子女和孫輩,至於我的子女,在他們幼小時,我盡到了心,長大了,他們應自己闖去。我是一個人闖出來的。

當然,我們也感激他們。當我的右派身分在孩子面前暴露無遺,他們眼看著我掛了黑牌跪在自家院中挨鬥時,他們非但沒像旁人家的一些子女那樣為了表示自己立場堅定,揭發、唾罵甚至毆打、背棄我們,他們個個都分擔了我們的屈辱,骨肉之情始終也沒割斷過。如今,我高興他們都是要強的孩子,各自走上人生的征途,沒有依賴思想。

把人生看作一次採訪這一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能幫助人隨遇而安。我認為這是生存本領的基本功。

有人以為一九五七年我被迫放下筆桿,發配到農場,赤著足在田裡插秧拔草的期間,一定苦不堪言。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還是笑嘻嘻地活過來的。要瞭解人生,不能老獃在上層,處處占著上風。作為採訪人生的記者,酸甜苦辣都應嚐嚐。

住在「門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裡的公廁,風雨無阻。那些年月我並未懷念抽水馬桶的清潔便當,那公廁是一溜兒五個茅坑,我的左右不是瞪三輪的、看自行車的,就是瓦匠木工,還有北京飛機場的一位機械工。

蹲在那兒聽他們聊起來可熱鬧啦,有家長裡短,有工作上的苦惱,有時也對文革發發議論。其中有些還十分精闢。

在公廁考察社會

周作人譯過日本江戶時代作家式亭三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作者通過出入於江戶(東京舊稱)一家澡堂和一座理髮館的男男女女的對話,反映了世態;我呢,那幾年是把上公廁當作了一種社會考察的場地。

年輕時,有些朋友認為只有從軍才能救國,於是投了黃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個軍人材料。在輔仁大學讀書時,每逢參加軍訓,我站隊總也站不齊,開步走時,常分不清左右。

一九三二年,一位西班牙朋友從「輔仁雜誌」上看到我英譯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後來他提議同我搞點商業。他寄給我一批刮臉刀,要我給他寄去幾副宮燈。他那裡賺了錢,可我的刀片卻統統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經商的材料。

一九三四年傅作義將軍聽說我是蒙族,又有體驗草原生活的願望,就邀我去內蒙當個小官,而且當官之前還得先加入國民黨。這下可把我嚇壞了,就趕緊進了無黨派的「大公報」。

同樣,一九四七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過「大公報」胡霖社長邀我去倫敦,接替葉公超任文化專員,我也是死命不幹。幸好,胡老闆那時也不肯放。

在色彩當中,我更喜歡素淡,討厭大紅大綠。在政治運動中,我傾向於站得遠一些。我咒詛「文革」,不僅由於他們打砸搶殺,我也厭惡他們用的語言。對不順眼的,動不動就「砲轟」、「油煎」、「千刀萬剮」,對擁護的,一個「萬歲」還不夠,要喊「萬萬萬歲」。

就是在文學上,我對自己的才具也還有點自知之明。三0年代一直想寫寫長篇。一九三八年「夢之谷」脫稿之後,我就發誓不再寫長篇了。我自知在一塊小天地裡還能用心經營,卻駕御不了大場面。但我總盡力把自己的職業文字寫好。

我平素喜讀諷刺小說。一九四六~四八年在上海時,也寫過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翻譯了諷刺小說「小兵帥克」、「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以及加拿大里柯克的一些小品。但每當我手癢想自己寫寫時,我總立刻把它管住。然而至今我仍認為一個沒有諷刺文學的社會,猶如一位閨秀手裡沒有一面鏡子。那樣,儘管她的脂粉可以抹得老厚,卻看不到鼻聞耳際的污垢。

我很尊崇詩歌,認為那是文學的精髓。然而我很早就發現自己缺乏詩才。我喜歡讀詩,但平生沒寫過一行。我認為詩應比小說散文更高深洗練,更有餘味,絕不是分了行就成為詩。從一開始寫作我就告誡自己:要使自已的抒情文字多些詩味,可千萬不要用分行來冒充詩。

保守而不頑固

我曾對西方的現代派文學下過點傻功夫,但有些尖端,依我看是死胡同。我是三0年代在文學研究會的影響下開始寫作的。在文學上,我是個保守派,但我希望永不做頑固派,我不贊成設禁區,主張允許一切新的探索。

我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自從走上創作道路,我就徹底否定了自己有什麼天才,懂得一切都只能靠嘔心瀝血,憑著孜孜不倦的努力。

我經歷過十分惡劣的社會環境,但一九三五年走入社會後,尚懂得潔身自好。單身漢時,宿舍裡頗有些吃喝嫖賭的風氣。當時我們四個大學畢業生卻抱作一團,業餘只踢踢足球,沿著馬場道散散步。麻將我不會打--一九三九年在赴英的輪船上,一位熱心的法國乘客怎麼教也沒把我教會。

當然,我也有不少癖好。自一九四二年起,我就迷上了西洋古典音樂。文革浩劫中,最傷心是我從國外辛辛苦苦搜集來的數百張唱片被一古腦兒抄走。現在,我的枕畔、書桌前、飯桌旁均放著收錄機。我也有幾盤歐洲歌劇的錄相帶。閒時還敲敲潔若三年前從東京給我帶回來的電子琴。

說起這些癖好,我不能不感謝一九七八年以還這裡所發生的巨變。文革十年中,聽外國音樂就是洋奴,養花草就是修正主義,打太極拳更是活命哲學。

當然,一九七八年的巨變還遠遠不僅在准許養花聽音樂上,對我來說,儘管失去的年華找不回來了,我卻恢復了人的尊嚴,重新獲得了藝術生命。

同時,三十年來被當作毒草踩在腳下的全部作品,都重見天日。對一個搞了一輩子文字工作的人來說,這確實是一次翻身解放。在這方面,我可以說是塞翁失馬。倘若我沒從一九四九年就被打入冷宮,而也成了紅人,想必也會奉命寫下不少捧這個、批那個、歌頌三面紅旗等使自己今天看了都會臉紅的貨色。在這方面,我是幸運的。

一生從不反悔

常有人用假定的語氣問我:平生有什麼可悔恨的。我這人太講實際,一向認為悔恨是一種徒然的--甚至是沒出息的情緒。

人生就是在白紙上寫黑字。若用鉛筆寫,還可以擦掉,然而不可能老用鉛筆寫,而且那樣的人生也太乏味了。總有些場合非用毛筆寫不可。一經寫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層紙,痕跡也依然留在那裡。有些人喜歡往上糊紙,左一層右一層地糊。我不。因此,我對於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選擇,從不反悔。

青少年時,我也有過「大同世界」的理想,彷彿一旦把地球上一切反動階級、反動勢力都打倒之後,一個人人豐衣足食、個個自由平等的烏托邦就將出現在地平線上。從此,地球就變成了樂園。

那時我最愛唱「國際歌」中的「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是在佛、耶兩教環境中長大的,但至今什麼神祇也不崇拜,我相信只能靠自己。我還欣賞同一歌曲中的「讓思想衝破牢籠」這一詞句,但我越來越覺得,這又談何容易!

二0年代,我還喜歡唱蘇聯的「祖國進行曲」:「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打從莫斯科走到遙遠的邊地,打從南俄走到北冰洋。人們可以自由走來走去,就是自己祖國的主人。……這兒生活都很寬廣自由,像那伏爾加直瀉奔流。這兒青年都有遠大前程,這兒老人到處受尊敬。」

多麼美好的圖景!距離現實又是多麼渺茫遼遠!

相信世界只會前進

我年輕時也曾以為地球盡頭有像佛教的極樂世界那樣一座樂園。那裡再也沒有剝削與壓迫,煎熬與流血。人人都無憂無慮,自由平等,人到老年,幻夢少了,不過,我仍堅決相信,在總的趨勢上,世界只會前進,沒有止境。

然而這種前進是曲折的,有時還會出現倒退。還會有壓迫,有痛苦,甚至流血,但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向我們表明:社會總是從不合理走向合理,從少數的獨裁走向多數的民主。凡企圖迫使世界倒退的--如希特勒,必然會一敗塗地,變為齋粉。

就是這一信念使我活了下來。

難以重疊的重疊

作家有許多種,蕭乾一宣強調,他自大學起就是「未帶地圖的旅人」。從這點來看,他算得上是位人生的作家。可我卻覺得他更是一位藝術性的作家,讀他的任何一個時期的作品,你都會感到裡面翩然飛出的總是藝術精靈的身影。巴金常說他的朋友中最有才氣的有三位,他們是沈從文、曹禺、蕭乾。這才氣依我看就是天生的對藝街的敏感和堅定不逾的追求。

不過,生活中的蕭乾,還沒有作品中的那份薄灑、靈氣,至少在我看到的老年蕭乾不是這樣。就說書房的亂吧,在我所熟悉的作家中,他的書房要算「之最」。為了接待外賓,特意佈置之後,你再看,依然覺得太亂。他的自我料理能力,當常受到家人的責怪。一件上衣,時而扣錯了扣子;寫字台上,凌亂得難以舖開架勢寫作。

我知道,凌亂也好,笨拙也好,都不曾影響他的藝術。他一旦拿起筆,一旦進入藝術天地,頓時會變得機智、敏捷。種種歷史風雲雖然促成了他的成功,可就藝術而言,他似乎更應該感謝他的藝術天性。這種天性決定他在混亂之中,能獲得獨有的平靜、清醒。世事縱然紛雜,但從不影響他考慮文章的藝術效果。在飄泊中,在希特勒的轟炸下,在身處逆境時,他的小說、散文、特寫通訊,幾乎都別具一格。

終生保持藝術家天牲

我很奇怪,他,還有和他類似的作家,儘管生活中屢經磨難,或者說他們的所見所聞,往往醜多於美,凌亂多於整潔,騷動多於寧靜,可他們仍然能以平靜的態度視之,並能終生不渝地保持一種藝術家的天性。百思不得其解。

幾年前,在洗從文先生家中的時侯,我也考慮過這個問題。沈從文八旬高齡,依然一聽到家鄉的民間戲就激動得落淚,對民間淳樸的遺風,從寫小說一直到晚年都沒有失去特殊的愛。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幾十年來,時代在他的生活中的烙印不可不說很深,可他卻還是壞著一顆似乎未涉時世的、充滿天真純潔的心,去感受音樂--特別是民間音樂。這難這不就是他的藝術家的個性?」

在許多方面,我想蕭乾和沈從文一樣都可以歸於藝術型的人。他們也許應該不承受世俗的重負,在純由繆斯主宰的天地裡創作。他能走進「京派文人圈」,走進英國文人圈,藝術天性同樣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藝術而言,是不是也可以套上「現代西方化」的定語呢?這又該是一個很難說清的問題了。就創作方法和欣賞習慣看,他更接近傳統的英國文學,但無所不在的藝術精靈,又使他很友好地對待現代派文藝。就像既聽教堂音樂,又聽相聲一樣,在他那裡大概已經分不清誰最重要了。

(李輝為大陸人民日報編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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