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持北京學運上，港人的表現，的確缺乏貫徹始終的原則。這種事實，由不同價值觀念的人來評論，會得出南轅北轍的結論。不過，在特殊的時空限制下，站在香港總體利益的立場，港人的怯儒，是情有可原的。
開埠百多年來，意於國內政壇或在政爭中失敗者的避難所，即使到了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初期，港府仍堅守「中立」，不僅對「避秦南來」的國民黨官僚來者不拒，對反共活動也不趕盡殺絕。
中立政策轉變
但是，隨著政經形勢的改變，中國大陸對國際政治影響日大，而香港民生物資的需求，也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日深，加上大英帝國氣數將盡，從世界各殖民地區引退……。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下，港府對中共敬而遠之的「中立」政策悄悄轉變，以至變成以事事不敢開罪中共為既定政策，這是面對現實的做法。
當初港人支持北京學運的示威遊行，由於群情洶湧，港府瞭解高昂的情緒若不能獲得適當疏導，社會安定將不能維持，因此曾在提供場地和維持秩序上，予以合作，但這絕非表示港府已走回「中立」的老路，任反共人士以香港為基地進行政治活動。
另一方面，港人在抒發過悲憤的情緒後，就不能不冷靜下來，思考留在香港的目的；一經考慮，大部分志願或非志願在九七年後留在香港的人，便意識到若不就此收手，不僅港府可能會設法干預，中共九七年前不斷恐嚇要脅、九七年後算政治帳，勢不可免。這種後顧之憂，使大部分曾經支持北京學運的市民不免猶疑起來，變成了虎頭蛇尾；而對支援海外民運的活動，也熱心不起來。
形勢不許義無反顧
幾乎所有受過基本教育的人都知道，支持民主運動是責無旁貸的「義務」，但是形勢不容許我們義無反顧，而一反顧便畏首畏尾，只剩下極少數極少數對政治鬥爭懷有羅曼蒂克幻想、願意終身參與並肯作出犧牲的正義之士，才會堅持以推翻中共現政權為職志。但是，正如前述，我們不以為這少數人的活動能見容於港中政府，因為決心獻身民運的港人，今後每做一事，除非都以不會破壞香港社會安定為前提，否則，他們對中共政權未能發生影響之前，香港這條船即使不給他們弄得漏水下沉，亦會因為搖晃得太厲害而今船客紛紛離去。
中共建國初期，逃難南來香港的人，大都不以香港為落葉歸根之地，如此苟安，但求溫飽，於願已足；九七問題興起，撩起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這本來對香港長遠發展大為有利，但事實證明還是不合時宜的……。作個粗俗的譬喻，香港華人最初托庇於英國為殖民地臣民，身分地位並不十分光彩，因為不能名正言順地享受國民的政治權利。
納暗室為正室
不過，物質生活卻不愁匱乏，情況好比一些做了情婦的人錦衣美食而沒有名分；年來，一方面是衣食足教育高而思從政，一方面是以為政治過度期為「飛上枝頭」的契機，有人遂有由暗室納為正室之想。這種想法，不只體現在爭取真正港人治港的政治權利上，在支持北京學運上亦充分顯露。可惜的是，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目的在香港繼續為它創匯，對於港人是否身分堂正，與趣不大。
香港從割讓給英國起到決定歸還給中國後的今天，港人的從屬身分絲毫未變，而從現實觀點出發，香港若非在經濟上對中國有利，在政治上對中共當權派不構成任何威脅，中共又怎會容許已被其收回主權的香港繼續行其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繼續推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定得付出代價，而代價就是「非政治化」！
詐顛扮傻
這種代價，對胸無大志的港人來說，忍氣吞聲就是要付出的代價，至於被家國情懷糾纏的港人，也許只有「詐顛扮傻」，佯狂玩世了。
在經濟可以奇蹟式地持續繁榮下去的條件下，我們以為不能或不願離港的人，不論是否被中國大陸收為己用，治事處世還是要以安定繁榮為念，如此才有「五十年不變」之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