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scandal這個字，中文報章多翻譯為「醜聞」，其實譯為「醜行」似更合適，因為「醜聞」可能是誤傳，可能是錯案、冤案，只有「醜行」才是其做了某種不光榮、不名譽的事。
「醜行」似乎又和政治人物關係密切，蓋「大人物製造大新聞」，升斗小民即使做了什麼受人非議之事，傳播媒體也不屑一顧也。
中外皆有「醜行」
數近來政治人物的「醜行」，日本前首相宇野宗佑大概穩居第一。內閣剛剛組成，他從前的「外室」兼「風塵知己」就出面上了電視，把他們的私事一五一十的抖露出來。日本雖然頗為「男性沙文」，逢場作戲的男人比比皆是，但是首相做這種事可就難容於清議，宇野只好罷官以謝國人，創下了日本首相任期最短的紀錄。
在美國，有些政治人物的「醜行」，也不讓日本專美。布希總統進入白宮後第一項重要人事案，就是提名他的朋友前參議員陶華出任國防部長。陶華在參院曾長期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對軍備、武器和安全等問題十分嫻熟，在能力上絕無問題。
但是陶華被揭發，當年他以職務上的方便，曾替軍火商人與國防部「溝通」，而且從中得到不少「好處」。他從前的同僚認為這樣的官箴不符合國家的利益，雖然布希為他的提名案全力「助選」，但參議院終於沒有通過。已經搬進五角大廈上班的陶華，只好黯然交回辦公室的鑰匙。
這兩件案子，一般來說可概括「醜行」的共同性質：不是為財，即是為色。
事實上，人性大體若是，芸芸眾生，幾人可以遣此？但政治人物麆空v重，公私生活難截然畫分，而且他們對國家社會負有責任，言行上輕重之失關係重要，所以大家要求於政治人物的道德標準，也與常人不同。
準此以觀，台灣最近因高爾夫球場設立問題，引出的法務部長蕭天讚「關說」疑案，傳播媒體緊追不捨，司法機關進行調查，都是應該的。尤其年來政風失序，社會靡亂，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像這樣重大的案子，理應查出結果，有則依法懲辦，無則止冤已謗，只要證據足以服人，都可以振奮人心砥礪氣節。
關說前科引人注意
蕭天讚出任法務部長之初，就有人跟他算舊帳，指他當年擔任司法官時，曾為親戚關說案子。蕭天讚當時對此事的性質曾有「解釋」，但並未對事實的本身加以「否認」。說得嚴肅一點，他正有「關說前科」，無怪乎高爾夫球場案起，一涉及到他的關說疑點，社會就普遍注意起來。
儘管如此，到作者執筆時，還沒有證據證明蕭天讚在本案中負有什麼責任，更無司法程序確定他應負什麼責任，所以對蕭天讚來說，此事最多只是「醜聞」，絕非「醜行」。如果他沒有做這件事，既然已請假避嫌，大可閉門讀書，靜待調查結果，然後回部辦公，光明磊落，俯仰無愧，為讀書人和司法人樹一榜樣。但是蕭天讚做了些什麼呢？
第一、公開告訴法務部同仁，指此事是「有心人的陰謀」。身為法務部長，無緣無故把一件純粹司法案件染上政治色彩；而司法牽上政治，正是任何一個民主法治國家的司法首長都在努力剷除的事。
第二、十多位監察委員，聯名致函蕭部長表示慰問。案情還在偵查期間，監委這種行動是很失常態的。既然他們表示是基於「私人友誼」才這樣做，未聞蕭部長以朋友立場曾加勸阻，甚至有人懷疑監委已先得到蕭部長的「默契」。
借群眾公審司法
第三、嘉義縣蕭天讚的鄉親數千人，齊集蕭的老家，表達「信任」和「支持」蕭部長的意見。這項集會，既未依照「集會遊行法」申請核准，而司法調查依靠證據，與「信任」和「支持」人數的多寡根本無關，而蕭部長竟親臨群眾大會，指天問地，更把全案推向了政治化的陰影，無異借群眾公審了自己所從事的司法。
根據法律精神，高爾夫球場關說案尚未調查結束，蕭天讚還是清白的，他的人品不應該受到任何懷疑。但是，身為國家大臣，而且是法務大臣，他在本案中的言行是很失格的－－失了他自己的格，也失了國家的格。不管他將來在法律上有無責任，他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都將留下紀錄，他必將在政治上、輿論上負起責任。
如果說蕭天讚進退失據，與本案有關的某些機關和個人，也不遑多讓。
依照法律規定，偵查應秘密進行，但法務部調查局調查本案，內容卻常可在報紙上讀到，一問一答，如身臨其境。為何「會」這樣？為何「要」這樣？叫人費解。
調查蕭部長涉案情形的主辦檢查官和其他幾位檢察官，公開發表聲明，要求蕭部長辭職。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對任何公訴罪，都可主動偵查，現在對蕭部長既還進行偵查，如他有罪，不僅是辭職、撤職、坐牢都可能，無需乎檢察官們的要求。如果無罪，根本用不著為這件事辭職，誰要求都沒有用。幾位檢察官的這種行動，是維護法律正義乎？還是個人情感、私心的左右？把法律交給這樣輕率的人去執行，豈能叫人放心？
監委推波助瀾
最令人矚目的還是監察院幾位委員的言行。當本案還在司法機關偵辦中，而也有兩位監委正進行調查，十多位監委忽然公開發表慰問信，對蕭部長安慰與問候。
當然，司法機關偵辦，監察委員調查，都還沒有結果，不能說蕭部長有責任，但同樣的也不能說他沒有責任，在真相未明之前，職司風憲，有整飭政風責任的監察委員，發表這樣的信慰問被監院調查的對象，用心何在？是站在什麼立場？
我們期望以這樣的國會去制衡行政部門，豈可得乎？
最教人吃驚的是，發起慰問的監委李詩益，直截了當的告訴新聞界，「蕭天讚事件是有心人的陰謀」，「是某個剛上台的人要拉下原來的人」。這兩句話，再加上蕭天讚早先說的，此事是「有心人的陰謀」，大大使報界忙了一陣子，很多報紙，以極顯著的地位，極大的篇幅，極醒目的標題，推論出「二李相爭」：總統李登輝和行政院長李煥爭權。
這樣的新聞誠然吸引人，但稍一觀察，至少有兩點若有憾焉：
第一、蕭、李的「陰謀論」都未說主謀者何人，記者並未能挖掘出真相，補充若干具體材料，更沒有向李總統和李院長求證，有違新聞報導正確真實的原則。
第二、處理像這種多屬臆測的材料，未能適當尊重當事人，何況兩位當事人還是國家元首及行政首長。
尊重元首和首長並非屈於權勢，或滋長官僚風氣，而是尊重國家體制，舉世皆然。美國向以新聞自由著稱於世，新聞界曾以水門案迫使尼克森總統去職，但那是事實，以捕風捉影的報導把總統牽入一件政治鬥爭案，而置於報紙一版頭條者，個人尚未一見。
新聞界應注意
誠然，塑造一個民主國家，非有新聞自由的泥土莫為，所以很多國家曲意維護新聞自由，寧揚不抑，希望以新聞自由保障其他的自由。也正因為如此，新聞界才更應體念自己責任的重大，以戒慎恐懼的心情，使用新聞自由。記者的職業守則看似迂闊，但不尊重理性，不恪守紀律，不養成惟客觀公正是從之專業精神的記者，恐怕只能做到競爭新聞而已！爭一時的人，往往會失去千秋。
蕭天讚、調查局、幾位檢察官、李詩益等監察委員之所言所行，似未聞政府或其所屬的政黨有何表示，有力量形成輿論的新聞界，又好像在旁邊看熱鬧。而新聞界本身的表現，也不能令人滿意。
國內來人，往往感嘆台灣社會對人的行為已無約束力。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誰能說了算？自由了嘛，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既然法律、倫理、規範都不管用了，也許只有拿出最後的法寶－－良知：「汝安，則為之！」
(八九年九月六日於紐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