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台灣的訪客，和一個北愛爾蘭人聊天。
這位擁有經濟學碩士，三十歲出頭的公務員說：「也許我們的教育太窄了，對亞洲的瞭解太少。」
訪客：「會不會是因為你們太強了，殖民過那麼多地方，不需要學別人的語言？」
我們不是英國人？
他警覺地回答：「你說的是英國人。」
愛爾蘭人被英國統治已經上百年了，但他們仍不能忘記；他們是塞特族(Celt)，不是盎格魯撒克遜人。
一位三十出頭，劍橋畢業的英國人，對愛爾蘭人不甚好感：「他們總是要跟英國不同。」
北愛爾蘭有自已的鈔票(雖然上面印的還是伊莉莎白二世)，他們保留了工業化之前的傳統，喜歡大家庭，三個孩子的規模是極普通的。他們重視子女教育，一九八七年，北愛爾蘭學生得到A級資格(大學預備考)有二三%，比英國平均多出六個百分點。
信仰撕裂北愛爾蘭
當英國取消十一歲學童的分流考試時(這種考試決定幼童是否能進入升大學的體系，或流入職業學校的系統)，北愛爾蘭卻不採新制，保留舊有的教育制度，並且引以為傲。
然而撕裂北愛爾蘭最烈的，不是「種族」上微妙的感情，而是信仰的不同。
古早古早以前(據說是七百年前)，愛爾蘭島上的居民，移民到蘇格蘭，他們信奉的是天主教。四百年後，蘇格蘭的國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入侵愛爾蘭，愛爾蘭雖然得到歐洲大陸天主教廷的協助，還是吃了敗仗。
從此，蘇格蘭人開始移人愛爾蘭島，這些愛爾蘭後裔大多聚居北部，只是再返「鄉」，他們已經變成基督教徒。
做紡織機器的商人麥基(Gorcdon Mackie)，形容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紛爭，是「兄弟閱牆」，「他們要不互不說話，要不就打一架，這種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就是在二十世紀，他們也是「不說話」，或者「打一架」。
北愛爾蘭人口中，六成的基督教徒，和四成的天主教徒，各有各的社區、學校，許多人是上了大學，或者在十六歲進入職業訓練，才第一次遇見不同信仰的同胞。
雖然北愛爾蘭已經出現混合學校，但是不甚受歡迎。微妙的情結因此無法靠教育解開。軟體公司Kainos經理葛翰(Frank Graham)說，一般基督徒相信自己是愛爾蘭人，但也是英國的一部分，但天主教徒的家庭教育中，卻一直強調他們是愛爾蘭人。少部分天主教徒，甚至說古老的愛爾蘭語，寫愛爾蘭文字，看南邊愛爾蘭共和國的電視和報紙。 讓事情更複雜的原因，不單僅是宗教而已，另外牽扯到資源分配的問題。基督教徒以勝利者姿態出現，掌握了政治、經濟和土地的優勢。尤其在十九世紀初的工業革命發生後，基督教徒的經濟實力，遠超過務農為主的天主教徒，他們開工廠，曾拒用天主教徒。
打一架解決不了問題
如今，工作機會歧視的禁令早已打破，但殘酷的事實是，天主教徒三０%的失業率一直還高於基督徒。
互不往來久了，只有「打一架」解決。
一九一六年，愛爾蘭人發動革命，爭取獨立，斷斷續續打了好幾年，英國終於在一九二一年讓步，讓愛爾蘭獨立，但附帶條件是，在基督徒較多的北部，必須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獨立。結果基督徒贏了，於是形成今天愛爾蘭分裂的狀況，北愛爾蘭仍受英國統治，南方的天主教徒則成立了愛爾蘭共和國。
然而這才是日後紛亂的開始，兩邊零星打鬥不斷。一九一九年，激進的天主教徒組成愛爾蘭共和軍(IRA)，在一九六九年的血腥示威衝突後，英國駐軍北愛爾蘭，IRA開始活躍起來，炸法院、警察局、殺英國軍人，希望能使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共和國統一。
而基督徒也有不同意見，一九七四年，親英的基督徒舉行長達兩週的大罷工，希望能自選地方首長，而非由倫敦派任。他們失敗了，兩敗俱傷的大罷工事件從此成為絕響。
從創傷中甦醒
「我們這裡有個笑話－－愛爾蘭是英國永遠的問題，等英國人想出了答案，我們又把題目改了。」北愛爾蘭工業發展局的亞洲區主任麥念誼(Tim McNeill)，形容這場百年公案。
但最近十年，北愛爾蘭似乎從幾百年的創傷甦醒了，他們發現付出的代價太大。一般相信，IRA的核心分子只有八百人；今年五月的選舉中，投票支持武力統一路線的人只占九%。
而愛爾蘭共和國早先對IRA也採取「默許」的態度，收容作案的逃犯。
但一九七九年，愛爾蘭的新總理改變了潮流，他譴責IRA為恐怖分子。三年前，愛爾蘭共和國與英國簽下協定，雙方增強各方面的合作，不再是暴力分子的收容所。
然而，北愛爾蘭的閒靜氣氛，是超乎想像的。
在三百年歷史的旅館裡，清潔工跪在地上，用力一寸寸地擦拭階梯；海濱公園旁，兩手插在褲袋的女士帶著大狗散步，擦肩而過，不忘一句微笑的「哈囉」；紡織工廠四十多歲的男作業員，穿襯衫、打領帶，專注地剪裁布料。即使公路上荷槍臨檢的軍人，面對照相機，也是微笑地點頭。
「這個社會運行的支柱，是因為有正義，我們相信透過民主，可以解決問題。」工程師雇主協會的史都華(Joe Stewart)說，司法和民主，已經是北愛爾蘭人民的信念，和未來的希望。
記憶太長了
侷居於一島，台灣的中國人，近半世紀以來，在台灣結和中國結裡迷惑、對峙的氣氛，好像天底下再沒有第二件事。
經過幾百年的對立，北愛爾蘭人似乎是大惑方解的人，顯得有耐心。
曾經在香港工作過幾年的麥念誼，對中國人有點認識，他微笑地說，北愛爾蘭人和中國人有同樣的毛病，「我們的記憶都太長了，但幾百年前的戰爭，跟現在的生活，又有什麼相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