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戰爭與和平都是常態。
戰爭是為了得到和平，和平是為了準備戰爭。國際社會的穩定不能仰賴成員的道德感來維持，小國的國家安全更不能寄望於大國的善良意志。
國家安全攸關生死問題。
但是，大多數人對中華民國的安全概念卻十分模糊。有些人只想到「強大的武力」；更有人高喊「台灣獨立才能確保安全」……。
不僅一般人缺乏國家安全的概念，我國政府中並沒有統籌構思、規畫國家安全的機構。名義上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國家安全會議，功能不彰，被學者譏為「養心殿」。
然而，由於長期面對強烈、直接的安全威脅－－中共－－一個和台灣同血緣、不同意識型態，迷信槍桿子，且宣稱不放棄以武力尋求統一的軍事強權，中華民國的安全性支出始終領先世界上其他國家，占中央政府總預算四０%以上。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然而，威脅並不只來自外在環境。愈來愈多的人面對解嚴、解禁之後頻繁的群眾街頭事件、惡化的治安以及在錢潮中浮落的人心，感到憂心忡忡。一位政戰學校敵情系的教授提出警告：「我們最大的敵人還是自己。」
仔細回想起來，在台灣走過的四十年裡，曾經發生幾次重大的國家安全危機，令島上的人至今記憶猶深。
軍事上，中共兩次台海動武，揚言血洗台灣；政治上，兩位重要國家元首病逝於任內；外交上，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使台灣名副其實成了國際孤兒；經濟上，兩次石油危機使高膨脹和低成長同時到來；社會上，中壢事件、高雄事件、五二０事件，一次又一次挑戰著「團結和諧」。
撫今追昔、盱衡未來，在國防、經濟、政治、社會各個層面，還有那些足以威脅國家安全的挑戰？面對這些潛在或實存的威脅，中華民國又握有那些籌碼呢？
學者們分析威脅的類型，將之分為三大類，每一類型的威脅都可以當成是一種戰爭。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第一類威脅是－－來自外部敵人可能的軍事攻擊。
雖然已經三十年沒有戰火，海峽風雲依然詭譎難料。
在台灣，毫不鬆懈的國防準備完全針對中共的威脅而來。然而，對於能否抵擋中共各種可能的攻擊，大家看法卻很不一致。
依據遠見雜誌八月份所做獨家調查顯示，認為台灣在面對中共武力威脅時有足夠防衛力量的民眾，占受訪者的四四%，而認為「防衛力量不足以抵擋中共」的也高達三八%，兩者相當接近。
研究國際衝突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包宗和分析：「要評估軍事威脅的強度，必須同時比較敵我雙方的武力，還得加上對方的敵意。」美國學者郝思迪(K. Holsti)用公式武力＊敵意＝威脅－－來測量國家安全，兩者中只要有一項的值為零，威脅也就等於零。
同樣的道理，如果要降低安全的威脅，其方法不外乎，增加自己的武力或降低對方的敵意。但由於安全上的考慮，各國都儘可能地避免國防機密外洩，以致武力評估很難求得精確，這種情況尤以我國為甚。
最不了解自己國家
一位武器迷很「慚愧」地說：「以前我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的國家。」包括詹氏年鑑等權威刊物在介紹中華民國時，每每打上許多的「不詳」。直到最近幾年，國際上對台灣軍事力量才有比較可信的評估。
早期，台灣透過與美國的結盟關係來獲得所需要的安全感。
在六０年代中期，中華民國曾是唯一擁有超音速戰機的開發中國家，海軍驅逐艦的總噸位也名列前茅，加上協防的美國第七艦隊、F-4幽靈式戰機，嚇阻力量相對強大。
一九五四年中美協防條約簽署造成大量嬰兒呱呱墜地，該年次役男過剩，許多人幸運地當了國民兵。但結盟所帶來的安全感不久便被國際和解的浪潮沖失。
防禦條約在一九七九年底終止，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一時又陷於高度的不確定中，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宣布，中華民國將走上自力更生的武器發展道路以滿足本身的防衛需求。這項心願已然初步獲得實現。
美國學者伍爾夫(Hrbert Wulf)一篇評估開發中國家「武器發展潛力」的文章指出，一九八四年中華民國在三十四個受評國中名列第七，和韓、斐等國並列第二級，這意味著中華民國已經可以自行生產十二大類武器當中的大部分。
反封鎖能力不足
不過，作者也強調，由於面對享有絕對數量優勢的中共軍力。中華民國仍然必須向外採購高級武器才能平衡防衛上的壓力。主要的採購對象仍是美國，但在分散武器來源的努力上，已經獲得重大突破。
中共陸軍數量世界第一，約為台灣六倍，空軍戰鬥飛機數量約為台灣十倍，還有百餘艘潛艇、龐大數量的快艇，可觀軍備確實帶給台灣莫大的威脅。台灣究竟能不能抵擋中共的攻擊呢？
由於海峽天險，大多數的軍事專家都肯定表示：「中華民國現階段的武裝力量，要應付中共大規模的兩棲登陸還綽綽有餘，」依據國防部長今年初的公開談話，台灣的武力足以一次抵擋中共「二千架戰機，二百艘戰艦和二十個師」的攻擊。但是，研究戰略的孔令晟提醒：「中共最可能的攻擊型態應該是經由封鎖以損害台灣的經濟活動，」而在反封鎖的能力上，台灣仍嫌不足。
敵意的變化渺不可測且瞬息萬變，武力的對比又如此懸殊，未來，無疑地，如何提升防禦力量，仍是台灣安全事務上的優先課題。但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警告：「無限制」地強化武裝會製造對方的不安，而使雙方陷入惡性的軍備競賽漩渦中。因此，如何精確計算所需的防衛力量，避免過猶不及的危險，將是國防安全上重要的技術難題。一位軍方人士認為：「由軍方和民間同時進行評估比較客觀，同時也可以建立共識，減少愈來愈強烈的國防預算的杯葛壓力。」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第二類威脅仍是來自外部－－貿易伙伴潛在的經濟制裁壓力。
國際社會裡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彼此間可能在軍事上相互嚇阻，在經濟上都相互依賴(例如美－蘇、台灣－大陸)。許多國家狂熱地追逐國防自主，經濟結構部是漏洞百出。誘人的經貿實利往往令經濟弱勢的國家喪失安全上的警覺，一旦「朋友」翻臉，只好受制於人。
經濟成長率是安全指標
研究國際經貿的學者在分析中華民國的未來時語重心長地表示，縱使中共無法控制台灣，台灣在未來幾年或幾十年仍將面臨若干不易解決的安全難題－－經貿依賴。
中華民國即將挾帶著七百億美元巨額外匯跨入九０年代。經濟活力成為整個台灣社會活力的源泉，一位研究生半開玩笑地說：「經濟成長率的變化，就是測定台灣生命力的最佳指標。」但由於缺乏天然資源，並採取「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使台灣對國際經貿體系和主要貿易伙伴的依賴不斷加深，也不斷面臨被制裁的威脅。
目前，台灣和全球約有一六０個國家有貿易往來，「貿易依存度」將近百分之百；每年經由出口而創造的財富超過國民生產毛額的半數以上。
然而，出口市場卻集中在美國。一九八四年以後，台灣便取代英國成為美國的第五大進口國，年年超過百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造成雙邊關係近年來持續地緊張；而在這同時，日本卻享有對台灣龐大的貿易順差。
集中產生依賴，如蛋放一籃一般，研究經濟制裁的學者指出：「台灣在經貿上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比面對軍事威脅時還高。」從去年水果、火雞肉開放進口乃至更早的「食米外銷協定」、「煙酒開放進口」等貿易談判中，可以明顯看出，台灣在遭遇「被依賴國」的制裁要脅時，相當脆弱。反映在輿論上的，往往是民族尊嚴和經濟損害之間痛苦地「拔河」；而當國家權力無法保障本國國民利益時，更會動搖政治體制的穩定性。去年，因農民示威而引發的「五二０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證。
來自於他國的經濟威脅，最直接的莫過於能源控制。
沒有能源政策
石油危機發生以後，能源與國家安全的關係掀起廣泛的討論。先進國家積極尋找替代性能源以降低對油品的依賴，美國更制訂「能源與國家安全法案」，法案中認定，十億桶戰略存油是「國家安全一項最重要的資產」。相形之下，九九%的原油仰賴進口的中華民國，在經歷石油危機時前所未有的負經濟成長率之後，仍然沒有通盤的能源政策。
一位退休的高級將領搖著頭表示，除了軍事用油以外，「我們沒有戰略存油的規定」。
耗油可觀的台電公司原先預計在一九九０年，將核能發電在我國電力結構中的比例提升到二九%，以降低購油成本。核能電廠卻被學者們譏誚地說成是「為敵人部署的原子彈」；更重要的是，燃料鈾乃管制品，既無法預儲，來源又受制於美國，風險無法分散。
經濟成長的隱憂
種種跡象顯示，台灣的經濟發展政策在制定之時就缺少國家安全角度的思考。一位記者批評，參與決策的經貿成員都是亞當史斯密，只強調「自由、效率」；然而，國家安全架構下的經濟政策卻必須優先考慮自給自足、分散風險並訂定各種戰略物資的「安全存量」。
二次大戰以後，經濟制裁漸漸凌駕軍事手段，成為強權迫使其他成員在重大爭執中讓步的主要武器。中華民國在經濟領域的高度表現，將是它未來在國際社會爭取發言權的最重要籌碼，然而，缺少國家安全考量的發展結構，卻也成為它安全上的隱憂。如何在「最大經濟效益」與「最低安全需求」間尋找政策的平衡點，正考驗著中華民國政治領袖們的智慧與魄力。
第三類威脅來自內部－－因內部不安而造成國家體制可能崩潰的危機，在分析國家安全時卻常被忽略。
造成這類型危機的潛在原因多樣且不易消除。美國學者布朗(Harold Brown)認為，經濟方面，成長率降低、生產力停滯或減緩；政治上，對政治領袖的「信心危機」、對國家忠誠感的消失；社會上，種族對立、家庭或宗教關係瓦解、弱勢團體的被忽視甚至教育體系的腐化等因素，都可能單獨或共同地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來源。
這類型的危機在快速現代化的地區相對地嚴重，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李子弋稱之為「現代化的危機」。
解嚴不是社會不安的原因，但即使得種種可能造成台灣社會衝突的因素浮現到表面來。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宣布解嚴，「社會混亂在一九八七年底便已展開」，遠東經濟評論在分析過去一年中華民國各項政治社會表現時強調；「一九八八年前十個月，台灣已經發生一五００次以上的街頭運動。」運動訴求標的愈來愈多樣化，社會學者蕭新煌將之分成十七大類，從國家認同、抗議國家體制不合理、勞資爭議、環保、農民請願等不一而足。社會多元化的聲音令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的人欣喜，而抗爭的手段和規模，卻也「讓龐大中產階級感到不安」。
「五二０事件」雖然發韌於農民抗議農產品開放進口，卻以光復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事件收場。失控的群眾在和警方對峙十七個小時後才散去，留下凌亂不堪的台北街頭。
一次又一次的混亂場面今有識者開始擔心，這究竟是「轉型期」的必然現象，抑或是更深刻社會動亂的警訊？也有人問：「轉型轉不過去又該如何？」「是否有外來勢力伺機顛覆？」
轉型期的現象？
負責高層情治工作的官員們提出警告，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影響絕不該用「封閉」的角度看待，認為這純粹只是台灣自己的事。中共所列三項對台動武的理由中，社會動亂是其中之一。種種證據顯示，「中共企圖製造並利用台灣內部不安情勢以達到顛覆目的」的說法並非危言聳聽。
一位曾在服役時奉命夜半出勤，查緝有走私軍火嫌疑的漁船的張先生描述：「驅逐艦到了海峽中線守候，才發現，一艘台灣漁船居然有五艘中共軍艦護航。」中共隨後招來數百條漁船，密密麻麻佈滿雷達幕，使得那條走私船再也無法辨認。
然後，「一哄而散，根本無從抓起。」張先生說。
共產黨是群眾戰、組織戰的專家，擅長「從內部攻破最堅固的堡壘」。然而，「面對顛覆戰爭，卻沒有所謂最佳方案，」精研戰略的孔令晟引用前高棉龍諾政府的一位部長的話說：「棉共的顛覆運動像癌症一樣，一旦發覺，已經太晚了。」
解嚴之後，政治結構的調整，社會倫理的重建帶給體系一波波的陣痛。民主誕生的剎那卻也是國家安全最脆弱的時候。
學者們希望政府拿出決心、魄力建立一套符合民主精神的政治架構；樹立公權力的權威掃除不法；並使司法成為一切爭端最後仲裁的場所，減少自力救濟的發生頻率。
曾經駕駛螺旋槳飛機和中共米格機作戰的前空軍作戰司令剛葆樸語氣堅定地說：「只要自己內部不亂，中共並不可怕。」而有更多的戰略專家相信，在全民都開始建立國家安全的觀念，政府重設負責規畫國家安全的思想庫之後，來自內外的安全威脅，便會不禦而自減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