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情沒有平靜」
七月底八月初的北京：
天安門前萬千的學生與群眾消失了，見到的是在四周守衛的戒嚴部隊。
北大的民主沙龍寂靜了。學校提前放假，學生提前回家。
西方記者變少了。層層限制下，只有宣傳材料，找不到新聞。
長城飯店的賓客不見了。降了價的觀光旅館仍然門可羅雀。
每天的流動人口也由一百萬降到十萬了。
台灣的來客也從四月的九萬，急劇減少到六月分的一萬六千，七月分在五萬左右。
突然間，學生不示威了，公車不擁擠了，物價不上揚了，北京似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平靜。
但是，北京市民會悄悄地告訴你：「我們的心情沒有平靜！」知識分子更會私下、坦率地告訴你：「這是一分虛假的平靜，「秋後算帳」已經一波波，提早展開……。」
半年不見的一位知識分子，因為他在一份公開宣言上簽了名，正面臨著「可能被捕，可能外放邊疆」的劫數。從他驟然蒼老的神態與緊張的表情中，我又意識到，對在大陸知識分子來說，免於恐懼的自由，遠比免於飢餓的自由更重要。
二、台上的祭品
從今年二月到六月，今天噤若寒蟬的知識分子，倒底犯了什麼罪？這些寫文章的(動手不動刀)、這些演講的(動口不動槍)知識分子所爭取的，所鼓吹的，實在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政治體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只有實現民主，在廣大人民的監督和有效輿論監督下，「為政清廉」才有可能實現。」
－－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只要人民能夠暢所欲言、各種不同意見都可以公開發表，對任何領導人的批評不會受到打擊報復，全國就會出現一個活躍、舒暢、和諧的局面。」
－－「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因而遭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改教養的青年。」
－－增加教育經費和科學研究經費，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使他們不致長期陷於困境。
這些要求變成了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當前恐懼的根源。事實上，簽名的于浩成、李洪林等已被捕，另外多位簽名的已被點名。
當知識分子呼籲不要因政治見解與言論而治罪時，他們自己就首當其衝，歷史悲劇的序幕正在上演，他們立刻變成了台上的祭品，這是何等的諷刺！
三、中國的希望在那裡？
一年前到北京，經濟改革情勢嚴峻，但是多數經濟學者並不悲觀；這次去北京，官方說情勢已經穩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中國前途則毫不樂觀。
在八天的停留中，從沒有遇到這麼多憂心忡忡的知識分子。
從沒有讀過這麼多今人無法置信的官方說辭。
也沒有想到改革十年後，中國會在「政革之父」鄧小平的手下，再度陷入另一次危機中。
想到那四十天左右(四月二十三～六月三日)轟轟烈烈，而又秩序井然的學生示威，海內外的中國人都被感動地說：「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當六月四日長安街化作血河路時，不僅是中國人，連美國人、歐洲人、澳洲人也在異口同聲地問：「中國的希望在那裡？」
在天安門廣場上徘徊，地上仍遺留著焚燒後的黑色痕跡，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石階，仍留有被踐踏的殘缺。
一位年輕學生向我展示被子彈打穿的自行車輪胎，另一位學生要送我一塊擲坦克車的石頭做爭民主的見證。
四、值得紀錄的話
對天安門浩劫的解釋，官方是如此斬釘截鐵：「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學潮從一開始就被動亂的組織者所利用」、「以絕食相要挾，使動亂更加擴大」。
鄧小平更在六月九日的講話中指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這些官方的解釋，一次又一次地在「學習」中宣讀，配了影片以後，又在全國電視台上不斷播出。
可是，這一次，一位當地記者說：「連欺騙人民於一時的效果都無法達到。」
在這樣肅殺的氣氛中，還是聽到了一些值得紀錄的話。
知識分子一：「我是四十年的共產黨員，不殺人我還可以忍受，殺了人，就要與他翻臉。」
知識分子二：「自八國聯軍以來，北京市民從來沒看到這麼多軍隊進城，而進城之後居然還會槍殺自己的人民！」
知識分子三：「鄧小平也許不想這樣做，但大勢所趨，不得不這樣做，但是，做得太野蠻！」
知識分子四：「在整個事件中，中國人民表現不差，中國共產黨表現太差！」
大陸知識分子，四十年來忍受著太低的待遇，太惡劣的學術環境，以及身分上太多的歧視，現在又正遭受另一次思想上的大清算。
相識的一些北京學術界朋友，正面臨著這樣的恐懼，有的已經逃離了大陸、有的避難在使館、有的已不准出國開會、有的已正式被點名、有的正在向單位寫報告中。
他們共同的恐懼是：曾經(一)在不同的宣言上簽過名，或者(二)寫過或講過提倡「資本主義自由化」的言論，或者(三)參與過天安門廣場上的策畫與示威。
對知識分子的清算、批判、檢討、調查，已經或正在北京各政府機構及學術單位展開。所幸與「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在文革時，相互批鬥；這一次是相互聯合，對付上層的清查。
「拿這種方式來對付我們、又要使原來落後的思想界再落後十年。有那一個需要進步的社會會迫害、而不需要知識分子的？」一位著名的學者抽著一根又一根不斷的香菸在責問。
五、根本的矛盾
鄧小平在六月九日的談話中講得對：「這場風波遲早要來。」
要來的原因不是他所認定「一小撮壞人」要來「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 這場風波要來的根本原因，來自他政策上的基本矛盾；容忍經濟開放，但不容忍民主發展。西方觀察家常常擔憂：「開放則腐敗，封閉則專制。」事實上，完整的觀察是：開放帶來的腐敗，鄧小平肯改；開放帶來對民主的要求，則不能接受。
邁向現代化的大道是一條雙線道－－要經濟開放，也要政治民主。但是在鄧小平的「四個堅持」下，這變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死結，也帶來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又一次厄運。
箝制輿論的政權是一個危險的政權
這位在大陸一所著名大學任教的學者，將達篇意義深遠的短文，在七月中旬以筆名轉寄本刊發表。他的用詞小心、文句委婉，卻極能反映此刻大陸知識分子的處境。
政策的制訂、歷史事件的評價、領袖的產生，這些關係到每個社會成員的事情，如果期於缺少了信息的流通，就只能由少數人說了就算數。所以，誰能控制傳媒，儘管百姓不歡迎他，他也有可能成為統治者。箝制輿論的政權是一個危險的政權，因為它可因為所欲為，可是這樣做代價是高昂的。
品嚐黑暗的恐怖
在報紙、電台、刊物上，統治者只能聽見自已的聲音，和作為它的回響的阿諛奉承之詞。統治者不知道他所統治的對象如何思考、如何反應，因而處於黑暗中。他們不得不品嚐黑暗的恐怖。他們需要防彈背心和裝甲汽車。
處於信息壟斷下的老百姓，雖然他們得到的消息是經過篩選和裝扮的，但他們的受知和理性並沒為泯滅，他們需要真實的消息和客觀的評論。但大道消息不通，於是只好求助於人與人直接傳遞的小道消息。這時，謠言很容易找到它的市場。
當統治者和百姓處於嚴重對立的形勢下，統治者為了進一步箝制輿論，常常發動告密運動。要想使告密形成恐怖氣氛，必須配合以法律條款和司法程序的任意性，使人人都可以有一點把柄作為判罪的依據。當個人之間的溝通也被扼殺時，社會的思想停止了，它與外界的交流也被窒息，信息流通只限於維持起媽的生產和生存。這時出現了許多公開的秘密－－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但仍嚴禁公開議論，同時迷信盛行－－人人都認為是荒謬的理論，但容不得批評。
以鐵拳對付鐵拳
依靠告密造成的萬馬齊暗的局面，並不能維持統治於千秋萬代。首先，告密的範圍越廣，司以依靠和信賴的人越少，它本身削弱了權力結構。其次，真正的反對派更嚴密地轉入地下，準備以鐵拳對付鐵拳。
在正常情況下，經濟的發展需要民眾價值觀的相應轉變。價值觀存在於每個人的頭腦裡，它不可能被觀察。除非人群間進行思想交流，此時思想表現在資訊載體上。所以要想讓經濟迅速發展，必須在技術上和政治上保證通訊的發達。
資訊的頻繁交流，說明社會的意識型態處於靈活調整的過程中。有些起初認為幾乎不有能做到的事，由於社會價值觀變化而成為現實，試想一下，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臣父子關係的傳統倫理觀的迅速瓦解，和對事業成就的追求，如果沒有內外文化資訊的交流這是可能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