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四月十五日天安門學運開始的那一天起，香港就再也不是過去那個功利、對政治冷漠的「東方之珠」，反而在所有華人社會裡，香港人表現出令人陌生的慷慨激昂。
六月四日，原定在下午兩點半集合的大遊行，十二點多就有人在跑馬場草坪上靜靜等候。不到兩點，整個跑馬場已盡是人潮，民眾開始向外蔓延。
最賣命的一群
在這個哀悼場合，沒有出現一個攤販，再回首跑馬場，看不到幾片紙屑。環顧四周二十多萬人群，立刻瞭解這是整個社會的動員，是無黨派組織自動自發的。其中有衣冠楚楚的小姐、有教徒、有律師，也有拿著自己糊的抗議牌的老太太。
許多人手臂別著黑紗。
市街上有些店舖已經不做生意了，從人群邊駛過的計程車，有的在無線電桿上掛起黑布條。有些商店也主動貼出大字報，粗糙的紙和言語，表達最赤裸裸的憤怒和不敢相信。很多布條寫著：「血債血償」……。先前在跑馬場，也有人說：「罵那些人禽獸，是侮辱動物。」
六月五日，六、七個亞洲電視台的記者返抵香港，一出機場，就看到一群趕來向他們致意的民眾。香港和外國記者在絕食爭民主的北京學生眼裡，是最賣命的一群。
即使在血腥鎮壓當晚，台灣的電視公司跟著民眾一起休息的時候，兩家香港電視台，依然每隔十五分鐘，播出記者拿著行動電話機，在不忍卒睹的現場報導。有一個女記者一拿起電話就泣不成聲，無法開口敘述她目睹的慘劇。
全香港上百萬的家庭，跟著他們度過一個血與淚的不祥之夜。
從來沒有救世主
香港人對大陸民運與天安門屠殺，表現出「感同身受」的情操，九七問題是原因之一；四十多年來並未跟「竹幕」隔絕，沒有分割的感覺，是原因之二。而二十位電視新聞工作人員，即時盡責地用書面、聲音傳送事實，可能是另一個主因。
在機場上，歡迎記者歸來的群眾，直誇他們勇敢。只見記者中，有人掉下淚來，一位女記者說：「我們不是勇敢，真正勇敢的人，都已經不在(人世)了。」
屠城當晚，天亮了才最後離開廣場的亞洲電視台記者謝志峰面容沈重，他說，在他腦海裡，一直有一幅揮之不去的畫面－－當解放軍開始開火，整個天安門廣場仍響著「國際歌」，學生一層層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反覆的唱：
「起來，飢寒交逼的奴隸……。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戰爭……」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團結起來，這是最後的鬥爭。」
生命中的輕與重
離開機場，謝志峰不是先回家，沒有到公司，而是直奔香港總督府，向香港有關人員簡報。因為在他們返港的專機上，原本應該還有「支援民主愛國運動聯合會」的幹部李卓人。但他們卻眼睜睜看著李卓人，在飛機上被中共人員押下去，不准他返港。
香港的這個聯合會，是所有中介團體為了支援大陸學運自動成立的。全世界觀眾在電視上看到的天安門廣場上，每一個帳篷、每一個睡袋，都是這個聯合會用化整為零的方法，一個一個託人帶到北京的。當時，堆在啟德機場待運的睡袋，就像一座小山一樣。
除了物質的補給之外，李卓人更親自跟一些伙伴到北京，協助毫無群眾經驗的學生組織，改善財務管理，成立「民主大學」。
像李卓人一樣，聯合會的重要幹部，多是六、七０年代「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等香港學運的領導人，那時他們跟全世界的學運分子一樣左傾，但經過文革真相的洗禮之後，很多人明白他們上了當、受了騙。
再度覺醒
如今，這群人有的是會計師，有的做生意，也有的進入慈善機構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像李卓人，大家都管他叫「仁兄」，因為他非常樂於助人)。
民主學運一起，這些人放下手邊高薪的工作，默默而自動的扛起後援任務。歷史的洪流曲曲折折，讓人永遠摸不透。
抬頭想想香港的未來，也是讓人摸不透的。屠城後的第三天，九龍一家茶樓裡一反往昔的嘈雜，來客只有以往的一半，所談的，無非是天安門屠殺。
有少數香港市民面對不可知的日子，已經開始買米囤積了。股票在一天內，曾暴跌二五%。
但政治意識是覺醒了。教師們反省民主以及民主概念的重要。也試圖給學生「惡補」什麼是民主制度。立法局和行政局的議員，更推翻過去草擬基本法時的態度，轉而傾向民主，決議到一九九七，立法機構的議員一半要由市民直選，逐步增加到全部直選；行政長官(港督)的直接民選，也比原先訂定的二０一二年，提前九年。
哭泣的左派
即使連香港人眼裡「左傾中的左傾」的文匯報，也取消頭版的套紅，掛黑布條、寫輓聯，為犧牲的學生哀悼，並怒責中共惡行。文匯報社長李子誦在屠城的前一天，署名寫了一篇文章，呼籲中共「懸崖勒馬」。
但屠殺還是發生了。事後他接受電視訪問，聲音哽咽地說：「我們跟了共產黨幾十年，這次不能盡言責，阻止他們屠殺民眾，覺得很慚愧。」說著，眼淚就掉下來。
百年多來，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人，雖然在經濟繁榮下，並不自憐，也無須別人的同情。然而，在政治無力感的情緒下，他們的中國心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