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也是警察子弟，朱星羽怎麼不去問他有沒有屁眼？」談起高雄市議員朱星羽辱罵警察的事，一群警官激動不已。三十三歲的江警官脹紅了臉質疑：「難道當警察連人格都要掃地？」
十一年前大專聯考金榜題名，卻選擇進入中央警官學校的劉警官，一貫在思索警察目前的處境。他若有所悟的指出：「如果說公務員是弱勢團體，那麼警察就是弱勢中的弱勢。」
聖人再世也難為
三十歲以上的人應該都還記得，從前的警察不是這樣的。他們不必帶槍，單人徒步巡邏。遇到管區居民，彼此都會微笑招呼；遇到不良分子，只要大喝一聲：「站住！」對方即使有好幾個人，也照樣乖乖站住。
在很多中年以上警察的心中，那是一段單純而美好的日予，也是他們當年投身警界的重要動機。可是今天不同了。面對社會上懷疑、敵對的眼光，「就是聖人孔子再世，也不一定做得來。」一位資深刑警感嘆。
拿股市用語來說，近幾年政治、社會情勢對警察始終是「利空」大於「利多」，行情持續下挫。
根據連續幾年的調查，民眾對警察有好印象(包括服務態度、紀律、辦事效率等)的比例愈來愈低。而警察執法的公信力尤其遭到懷疑。
民意調查基金會曾就「你認為多少警察會收紅包？」這個問題進行訪問，結果一八%民眾認為「大多數會收」；七．九%認為「一半會收」；只有四．五%認為「警察不會收紅包」。
去年初，一項有關政府施政滿意程度的研究也顯示，三成民眾對警察的表現不滿意，「這是相當嚴重的警訊。」政治學者呂亞力分析這個研究結果時鄭重提醒。
穿制服的流氓？
有人形容警察是「穿著制服的流氓」；更多的人說：「警察、流氓一線間。」這樣的譏評傷了很多警察的心，但是大部分警察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傳言並非空穴來風。
值得深人瞭解的是，絕少有人在投身警界時，便立志做個「流氓警察」的。
「取締交通違規時，對方在駕照內夾了一張千元大鈔遞過來，左右無人，只有你和他，你會怎麼辦？」一位警察專科學校應屆畢業生被問到這個問題時，瞪目結舌，久久答不上話來。他承認從未考慮過類似的狀況。
「這些學生，馬上就要分發出去做警察了，卻好像全不知道他要面對的是個怎樣複雜而險惡的社會。」在警校任教的一位講師感慨：「學校教他們民法、刑法，他們聽得猛打瞌睡。可是上任之後隨時要面臨的各種誘惑、威脅、判斷與抉擇，他們全無體驗。」
這位年輕的講師覺得這有點像是「不教而驅之戰」。沒有思考過的問題，一旦遇上，的確會不知所措。「如能經常模擬各種情境，教他們如何處理，可能比較容易抵擋誘惑。」
另一位警校教師也承認，由於警察在社會上的行情過低，願意投身警界的優秀青年已經減少；而偏偏隨著戒嚴的解除，許多過去由軍方擔負的業務都交給警方，警力亟須補充，警校招生因而有「寧濫勿缺」的現象。
制度不合理才可怕
不過，社會的複雜、訓練的不足和成員的水準參差，並不是警察風紀欠佳的全部原因，素來關心警政的立法委員李勝峰認為：「人性有弱點，這不可怕；可怕的是制度不合理，給執行公務的人藉口和機會去舞弊，還讓他們以為這樣做不算什麼大錯。」
他舉例說，政府以「人民父母」心態施政，企圖禁絕賭與色，便是不合理，因為做不到，只會讓這些行業全都轉入地下，結果是製造了警察貪瀆弄權的機會。「公權力介入人民生活愈深，執行公權力者愈有機會犯罪。」他說。
公權力本身的淪落，也間接腐蝕了警察的心靈。懷抱理想、自尊自重的警察，先是發現特權擋路，正義不得伸張；繼而看到賄賂公行，不收的人反被譏為「假仙」；而接下來是群眾暴力盛行，政府怕事，「會哭的孩子有糖吃」，而身為政府公權力第一線的警察，卻被明明不講道理的群眾百般羞辱。
不少警察先是傷心、失望，接著感到無力、無奈，最後不是自輕自賤、同流合污，便是脫離警界、另謀高就了。「我的同期同學中，現在已有五分之一出國或改行了。」一位警官學校畢業的副分局長估計。
報案也沒用
撇開風紀不談，警察的能力和現代化觀念也遭人懷疑。兩年前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四成遭竊的民眾不去報案，理由是「報案也沒有用」。
自認對警察沒有偏見的商人韋世永，兩個月前因為公司失竊和某分局打了一次交道，結果是「非常失望」。光是筆錄就塗塗改改寫了好幾遍，臨走還丟下一句話：「最好不要抱任何希望。」韋世永從此再也沒法對警察有好感了。
中央警官學校校長顏世錫強調，警察的素質一年比一年提升。但是為什麼民眾的怨言也在增加呢？他的看法是：「警察素質提升的速度也許落後於社會進步的速度，或人民觀念改變的速度。」
人權意識抬頭，警察過去習以為常的工作方式不再被接受。一位年近六十的巡佐緬懷，過去只要破得了案，偶爾用一些「過當」的手段也沒關係。年輕一代的警察則逐漸體會出民眾的觀念已趕到他們前面去了。
曾任副分局長的黃警官記憶猶新：一次帶人去取締六合彩，還沒跨進「組頭」家門，立刻有人伸臂阻擋，並且大聲喝問：「有沒有搜索票？」愈來愈多犯罪嫌疑人很清楚自己有權保持沈默，以免日後成為不利的控詞；甚至會要求偵查中有律師在場等。
警察能否做到政治立場的中立，更是解嚴以來突顯出的尖銳問題。在群眾運動中，警察的執法態度尤其常常遭到反對人士的攻擊。
有些警察承認，過去多年來國民黨與軍、警的關係密切，高階警官也多為國民黨員，心態上的確比較容易混淆。但是在經歷幾次警民衝突事件後，他們已經提高警覺，隨時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只是民眾有時還是不肯信賴他們。而民眾對待警察的方式，也影響了警察的態度。
台北市一位派出所主管便表示，這兩年警察處理「違常事件」，始終採取柔性政策，就是希望保持中立。但他記憶中不止一次碰到一些民眾逼到他們面前，「呸」一口血紅檳榔汁，指著他們的鼻子破口大罵「三字經」、「國民黨走狗」。「被羞辱、被攻擊之後，對這些人的態度怎麼能持平呢？」
同樣是群眾活動，國民黨辦的，警察輕鬆旁觀；民進黨或其他團體辦的，警察便全神戒備。李勝峰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當家不鬧事，」他說：「這不是中立不中立的問題，換了你我，都會這樣做。」
一天服勤十六小時
警察受疵議，但是警察也真難為。根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每日勤務以八小時為原則……」，但中國時報普針對全國警察做了一次訪問，發現一天工作十小時以上的近七０%，超過十六小時者更達四分之一。即使是休假日，「吃飯扒了幾口，睡到半夜三更，一通電話又把他叫走了」，幾乎是所有警察太太共同的經驗。
這分工作付出的健康和生命的代價，也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由於工作繁重及夜間值勤，警察中年以後罹患肝病和胃病的甚為普遍。民國七十年前後，連串殺警奪槍事件，弄得警界人心惶惶。一位化名「筠」的警察太太在某雜誌上投書道：「每天攤開報紙，總害怕又看到不良分子持刀槍和執法人員搏鬥的消息……。」
再加上待遇不高、升遷不易，警察士氣一直提振不起來。士氣愈差、效率愈低、服務品質愈差、形象愈糟、愈吸收不到優秀人才、外界批評愈凶、士氣又愈差……，終於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不想再當「人民褓姆」
「與其處處插手不討好，不如集中力量於最重要的事」，是這幾年大多數警察的共識。說得更清楚一點就是：他們不想再當「人民褓姆」了。一位警員傳達了這樣的心聲：「如果有人半夜吵得你不能睡覺，去找環保局，不要來找我們。」
警政當局也積極簡化協辦業務，目前已由四十一項減為二十四項。「警察要受人尊敬，必須朝專業化方向發展。」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代理所長李震山認為。
警方打的這個如意算盤，卻不一定能為民眾接受。一位三十出頭的台北市民便不以為然的說：「警察怎麼能說他們只管治安和交通？這是推卸責任！」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女性市民也說：「人家日本的警察還可以受託幫忙照顧小孩呢！」
鑽研各國警政制度多年的師範大學訓導長謝瑞智笑著比喻：「民眾仍然希望警察是土地公－－無所不在，有求必應。」
他分析，在民眾心目中，政府是一個整體，警察既然是第一線的「業務代表」，民眾有任何困難，只要找警察都應該可以有效解決，警察的權威才能建立，政府也才會得到支持。如果警察的態度是推拖、敷衍，「怎麼叫我愛國旗，還要愛到最高點？」
一場拉鋸戰
很顯然，這是一場期望與能力、理想與現實的拉鋸戰，很多不滿與失望，來自認知的差距。「當我們指責警察時，請別忘了，警察也來自這個社會。」一位學者指出：「警察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如果警察成為輸家，這個社會也要付出相對的代價。
顏世錫：人的現代化才是起點
警察工作是很辛苦，但也有很多成就感，例如完成了很艱鉅的任務，破了很難破的案子，那種心情上的輕鬆愉快，不是金錢買得到的。這種魅力可以鼓舞一個人對警察工作保持興趣。
據我所知，受過警官學校四年教育，半路改行的並不多。像我做警察快四十年了；碰過很多危險和大風暴，也辦過很困難的案子，但想都沒想過改行做別的。
在我年輕的時候，兵荒馬亂，那裡有飯吃就到那裡，根本談不上理想。當年我一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從家鄉跑到台灣來，看到招考警員，考上了有飯吃．我就很高興。現在的年輕人不同了，在安定的環境中長大，可以依據個人的理想選擇人生目標。
肯定警察素質在提升
我敢百分之百肯定，警察的素質一年一年在提升，以中央警官學校來請，錄取率約為三十比一，競爭很激烈，八０～九０%的人同時也考上一般大學，但選擇了進警官學校。只能說警察素質提升的速度，也許落後於社會進步的速度，或人民觀念改變的速度。
警察現代化不能光靠設備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才是起點。現代化的警官除了公正、廉潔、熱誠、愛心，還要有現代化的觀念、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時代的趨勢，也是我們警官學校教育的目標。
不過任何一個學校都不敢開保單，保證畢業出去的學生部沒有偏差，整體來講，我們警察的團體紀律、敬業精神還是不錯的。尤其在群眾事件中，受人當場侮辱、被人毆打，忍辱負重真不容易，沒有幾個團體可以做得到。
當然也有人認為這兩年警察處理群聚活動時太過軟弱．使公權力受到損害，也常拿美國警察處理群眾運動時如何有公權力來比較。但美國這種經驗有幾十年了，當年黑人暴動的時候不曉得打死多少人，其中很多人都是冤死的。我們碰到這種問題不過是三、兩年的事，可是記取了美國的痛苦經驗，並沒有發生打死人的事，可以說處理得比他們好。
兩害相權取其輕
再以韓國來講，從光州事件延續到今天，警察和民眾，尤其是和大學生對立的狀況，始終不能化解；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要伸張公權力，今天的問題恐怕比韓國還嚴重！
警察這幾年是受了一些委屈，公權力也受到了損害，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這種代價還是很值得的。
現在情況已經好轉了，法治觀念慢慢建立，集會遊行法、人民團體組織法相繼公布了，一些在野政黨也登記為合法政黨了，民眾開始支持警察堅定執法、恢復公權力。
等政黨政治步上軌道，再像美國警察那樣嚴格執法，就不會有問題，警察順著這個趨勢，慢慢達到公正嚴格執法的階段，社會才不會受到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