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趨勢大師奈思比（John Naisbitt）1982出版暢銷全球的《2000年大趨勢》一書，在1980年代的中國，無意外地，也成為暢銷書。
這本書在大陸至少賣出2000萬本，只可惜是盜版的。1996年他甚至受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邀請訪問北京，江澤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你不知道你在大陸多麼有名？」
當年江澤民就邀請奈思比到大陸研究，「我會給你所有的支援。」不過當時他尚未準備好，婉拒邀請。「我一直很後悔，覺得失去一個人生中的大好機會，」他後來寫道。
所幸這個願望在十年後實現了。來自一位大陸企業家的邀請，希望用寫《2000年大趨勢》的方法，撰寫一本《中國大趨勢》。2007年他在天津成立了「奈思比中國研究院」（Naisbitt China Institute），招聘了天津兩所大學的28名研究生蒐集大陸未經修飾過的基本資料、事實、數據。同時，奈思比則跟他的太太桃樂絲（Doris Naisbitt）走遍各地，訪問企業家、官員、政治人物、異議人士、農民、外派人士等。
「我們希望從大陸內部來說出真實的大陸（inside-out），而非從外部來看大陸（outside-in），」奈思比寫道。
經過兩年，新書《中國大趨勢》（China’’s Megatrends）中文版將在10月由天下文化出版。奈思比也將在今年11月初參加《遠見》在台北舉辦的第七屆「全球華人高峰會議」。
奈思比最後歸納了「中國社會的八根支柱」為分析中國趨勢的骨架，這八根支柱也正是新中國的基礎。《遠見》搶先揭露精華：
第一根支柱：心靈解放
鄧小平：「我們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心靈的解放是八個支柱中最重要的。一個全新的中國社會，必須先有心靈的解放。這一切發軔於1978年5月，當時領導人鄧小平說，「我們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回顧1949年到1976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把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搞成一個飢餓、封閉、教條化的國家，國營事業以外的工作都是非法的，教育和知識被唾棄，全國大學入學高考停辦，這就是在毛澤東統治下沉淪到底的中國。
直到1978年整個大轉向，鄧小平將全國帶向心靈的大解放，揚棄意識形態的教條。
1997年，當時中國大陸的國營企業還雇用了1億工人，時任國家主席兼黨總書記江澤民大膽採用「國營企業私有化」政策。私有控股，是中國國企最有希望的出路。
例如中國工商銀行（ICBC）是歷經一番最適時的釋股過程，以最聰明的策略達成民營化，才成為全球金融的閃亮明星。
2006年2月10日，中國工商銀行的資產總值規模是美國花旗銀行（Citibank）的十倍大。2008年，它在香港首度公開釋股，是全球有史以來最大的公開發行規模，股市交易市值高達2320億美元，成為世界最大的銀行。
因為這樣的解放、參與世界資本市場，到了2008年，全球五大銀行就有三家是中國大陸的銀行。
重建的過程痛苦而昂貴，但中國領導們聰明地解決了：他們邀請全球的投資玩家來幫他們解決閒置資產。到2000年，藉著吸引外資協助國企民營化的策略，清理了很多不良資產；這種過程，使中國得以持續強化私有部門。逐漸地，很多國企蛻變成成功的私有企業。
第二根支柱：垂直民主
胡錦濤：「權力的運作必須攤在陽光下，以確保運作無誤。」
中國最重要、最細緻、也最爭議的支柱，是中國社會其實仰賴「由上而下」的「政府指導」，與由下而上的「基層發起」的兩股力量的互動和平衡，來維持社會發展的永續。我們認為這是在塑造一個新的政治模式，稱之為「垂直民主」。
對美國人來說，「自由」意味著自己決定、不被他人強制，個人權利是社會主要支柱之一，但「自由」在中國被兩件事深深影響：「社會秩序」和「和諧」。
中國人認為人都是一體的，與他人和諧相處是很根本。由上而下的「領導指導」，與由下而上「基層發起」可以互相調整，意見和經驗可以在上下階層之間經常交流，但目標由領導來設定。就像胡錦濤所說的，「權力的運作必須攤在陽光下，以確保運作無誤。」
第一個「由下而上」的案例，是在人民快餓死幾乎被逼上梁山的情況下發生的。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位農民簽署「大包幹」：分田到戶（按：原由國家人民公社全權規定農地生產，但在分田到戶下，農民向國家承包生產，上繳相當數量後所餘都歸農民所有，並可自行決定生產作物，後演變為聯產承包制），宣示「如果我們成功了，不會要求國家給予獎賞或糧食，如果我們失敗了，甘願服刑或死刑。」
「由下而上」的改革和能量一旦釋放，經過折衷，不久就獲得共產黨中央的支持。2004年總理溫家寶就任時，廢止田賦，讓農民不上稅。2005年就落實政策。在農業占10％GDP、有43％人口還是農民的中國，涉及範圍至大。
第三根支柱：草船借箭
20世紀中國借的箭，是西方國家的工業技術
在垂直民主的中國，政府負責制定政策與優先順序，像劃定了一片森林地，人民可以自己種樹。
30年前的中國大陸就像巨大的森林，樹木都要長得一樣，長得不同就要被砍倒。但這種穿制服的森林無法永續發展，鄧小平深諳此道理，所以解放心靈引進多元物種。
但強把松林變成雨林是行不通的，中國要變成自己的森林。
「中國的政治和司法系統不是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模式，」一位瑞士比較法律學會的專家著書指出，「21世紀中國的政治模式持續沿用傳統金字塔階層。」
例如中國經濟大森林能長成，靠的是向外資借技術和管理的「草船借箭」策略。
《三國演義》裡諸葛亮向曹操借箭，中國人耳熟能詳，20世紀中國借的箭，是西方國家的工業技術。
1978年8月，中國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向全球主要汽車大廠，美國通用、福特、日本豐田、日產、法國雷諾、雪鐵龍、德國賓士、福斯等各國廣發英雄帖。「合資汽車新廠」是整個中國的新計畫，中國的詮釋是「共同分擔投資風險」，結果第一個趕來中國投資的是福斯，就在1978年鄧小平大力改革開放時。
合資汽車廠像是那一艘艘草船，西方汽車廠的技術的「箭」，就被中國一支支拔起來學習。
第四根支柱：摸著石頭過河
深圳經濟特區，就是中國摸的第一塊大石頭
邊做邊學，「摸著石頭過河」，這是鄧小平的名言，也是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人的基本方法。
1979年鄧小平回應福建和廣東省要求，成立經濟特區，當時選中的是人口才2萬人的深圳小漁村，當時沒有人想到，深圳今年人口超過1000萬人。
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有起來」是一個重大突破。「經濟特區」的設置和成功，就是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第一塊大石頭。
1990年鄧小平又宣布要發展浦東。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1997年訪問中國浦東時，曾坦承他當時認為發展浦東只是一句口號。
然而2001年，當時國家主席、前上海市長江澤民說出「浦東是上海現代化的縮影，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時，全世界已有許多觀光客說：「上海是世界上最刺激好玩的城市之一。」浦東的GDP從1990年的60億人民幣，提高到2007年的2710億人民幣。
第五根支柱：藝文發酵
鄧小平：「我們必須建立兩個文明：國家文明和精神文明。」
鄧小平生前說過，「我們必須要建立兩個文明：國家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藝術和知性活動的勃興，就是反應中國的精神文明。
將中國帶領到下一個階段發展的，將是那些創造出突出的中國設計和產品，才氣縱橫的、創意勃發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靈魂。
不像西方的藝術傳統，每個時代都有不同風格，中國的藝術風格竟然有幾百年的延續傳承，如清朝和宋朝的風景水墨畫。藝術重點不在創新，而是守住傳統。
1949年中共統治中國後，美學價值丕變。藝術必須為群眾存在，所以要是禮讚共產主義社會。曾有過地下畫會團體，但又在文化大革命被摧殘。直到1978年，解放人民心靈政策定調後，1979年，12位畫家在上海舉行聯展，畫風首度突破革命指導的務實觀點。
今天的北京像是1960年代的舊金山，上海成立了108家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四川美術學院招生1600人，竟有6萬4000位考生來報考。
到2009年3月止，世界58個國家共有256家孔子學院，和58家孔子教室，預計到2010年全球將設立500座孔子學院。
第六根支柱：參與世界
全球各國都在問：「中國什麼時候會超越美國？」
2001年5月，中國人問我們，「全球化是不是就是美國化？」我們回答，「不是，因為世界改變美國，遠比美國改變世界多。」今天如果再問這個問題，更是沒有意義，因為無論是世界哪一個地方，看來都是中國而不是美國在左右世局，現在全球各國都在問，「中國什麼時候會超越美國？」
每個人心中都有中國，但很少人去過中國。多數媒體都集中焦點在「中國如何和世界唱反調」，而不是「中國如何連結世界」，但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中國已進入世界中央。
中國進入世界舞台，第一步就是要改變心態。由於心靈解放，中國現在願意向宿敵學習，包括過去譴責過的市場經濟國家或是敵對的國家。
中國的基礎建設突飛猛進，光2006年後勤運輸業市場規模就高達5000億美元。過去飛安紀錄不好，但中國現有航空已是世界最安全的航空公司，2007年有1億8500萬人次在空中旅行，運送了300萬噸的空中貨運。
而根據《中國經濟文摘》的報導，中國的內陸運輸空中貨機市場，高達31億美元的產值。
「One World， One Dream」（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是北京奧運的主題，中國也為外資和創業家創造更多、更有利的投資環境，從1980年代起，中共制定相關500條以上經濟法律和行政命令，提供法源與投資保障協定給外資。
中國「與世界接軌」另外一個象徵性動作，就是2008年12月13日在日本福岡舉行的「中日韓高峰會議」，這三個國家的GDP就占了亞洲的75％。
中國和非洲國家的連結，也逐漸讓美國和歐洲在非洲失去影響力。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到了2008年高達70億美元，2010年中國就會是非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
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經營非洲，別有居心，主要是為了貪求原油等天然資源。這當然沒錯，不過中國對非洲的貿易政策，最明顯與西方差異：不干涉非洲內政和不評斷他們的倫理標準──的確，很多非洲國家就是討厭被西方國家說教。
第七根支柱：和諧社會
鄧小平：「社會主義的發財是指全體人民都能繁榮富足。」
1986年鄧小平接受西方電視台訪問時，說過「我們的致富不是西方的意思。社會主義的財富屬於所有人民。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發財是指全體人民都能繁榮富足。我們的做法是讓一部分的人和地區先富有起來。」
中國有13億人口，人均所得只有3315美元，而美國是4萬6859美元，德國是4萬4660美元。
胡錦濤說，「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保障人民有受教育、工作權利、醫療、老年照護和住房，以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社會和諧」不只是中國社會的道德理想，更是一個中國政治系統是否能永續的根本條件。2007年底，有2億人已參加老年保險，另外2.2億人口參加醫療保險，1.16億人口有失業給付保險，而且基本上各省都已經開辦農村基本社會安全體系。
但是仍然無法照顧到全民。
因此中國政府已經開出支票，無論都市或農村，都要在2020年前建立完整的社會安全體系。
中國社會另外一個重大議題是民工。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統計看來，全中國有2.5億民工在各大都市流浪，人數超過全美國成年人口數，這是史上最大批的流浪民工。他們接受低工資，工作環境極為惡劣，但是情況正在改善。2005年到2007年間，因為缺工，他們加薪了約三成。預計在一胎化政策影響人口結構下，2015年中國的工人供給量會下降，進一步提高工資水平。
第八根支柱：2020創新社會
要在20年讓GDP變成四倍，就要從威權、考試中解放教育體制
本文所主張的第八根支柱，既是對中國的預測，也是中國今後應該設定的主要發展策略：那就是追求世界級的卓越。
在1978年中國第一階段的再造，當時它的出口值才占世界的0.8％，幾乎只和非洲利比亞一樣。但是到了2009年，中國已變成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中國的目標是要在2000年到2020年這20年間，讓GDP變成四倍，要達到這目標，首先要改造教育體系，從威權結構去解放，引導學生自己思考，如果中國要變成一個「創新的社會」，不可能在教育還是維持階層分明的威權管理模式。
中國社會還有一個「輸了面子，贏了裡子」的社會規範也會限制中國的進步，因為這樣的組織文化不利於創新。
中國需要創造一種「新的面子」原則，必須講究真正的貢獻，才能從奧運金牌邁向諾貝爾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