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場大流行發生時，一個國家如果最早發現危險病原體，迅速把檢體與基因序列提供給世界，研究機構及藥廠因此開發出疫苗、診斷與藥物，分享病原體的國家可以得到什麼？
COVID-19已經讓答案變得非常現實。病毒與序列可以快速跨境流動，疫苗、藥物、製造技術與產能卻高度集中。到了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各國仍然優先保障自己的供應。
世界衛生組織因此在2025年通過《大流行協定》（或稱大流行公約），其中最關鍵、至今尚未完成的第12條附件，就是「病原體取得與利益分享制度」，英文簡稱PABS。
它的基本概念很簡單：各國快速分享具有大流行潛力的病原體材料及基因序列，使用這些資源發展產品的一方，也必須分享疫苗、藥物、診斷工具及其他利益。
目前協定已經確立方向：大流行緊急狀態發生時，參與制度的製造商應讓世界衛生組織取得一定比例的即時產量，目標為20%，其中至少10%無償提供，其餘部分以可負擔價格供應。真正怎麼執行，仍留在PABS附件談判中。
PABS從哪裡來？先理解PIP
這套構想有一個重要前身。2000年代H5N1禽流感威脅升高時，印尼曾質疑一件事：本國提供病毒樣本給國際研究體系，國外企業可以據此開發疫苗，但真正發生大流行時，印尼未必買得到疫苗。
這場爭議促成世界衛生組織在2011年建立「大流行流感準備框架」，英文簡稱PIP。
PIP處理的是H5N1及其他具有造成人類大流行潛力的流感病毒，國家透過世界衛生組織全球流感監測與應變體系分享病毒材料；取得材料的製造商，則透過具有法律效力的材料轉移協議承諾未來提供疫苗、抗病毒藥或診斷工具。產業也透過「夥伴貢獻」提供資金，支持各國建立監測及大流行準備能力。
PIP因此成為PABS最重要的制度原型，問題在於，流感是一個相對固定的市場，主要廠商、監測網絡與疫苗技術較容易辨認；下一個大流行病原體可能是冠狀病毒、伊波拉病毒、mpox，甚至目前還不知道的病原體。真正成功開發產品的，也可能是一家今天規模還很小的生技公司。
數位基因序列更改變了遊戲規則，研究團隊取得病毒的序列資訊後，不一定需要實體病毒，就能展開疫苗、藥物與診斷研發；於是PIP原本清楚的「取得病毒材料、簽署契約、分享利益」模式，到了PABS變得困難。
談了一年，現在到底卡在哪裡？
世界衛生組織在2025年7月成立政府間工作組，此後經歷正式談判、非正式協商及專家討論。2026年7月第7輪會議連續舉行兩週，仍未完成附件。下一輪談判訂於9月14日至18日；若仍無法完成，11月還安排第9輪談判，最晚可能一路談到2027年世界衛生大會。
目前最難處理的議題包括病原體與基因序列如何進入系統、使用者要不要登記、世界衛生組織與企業如何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約、疫苗與藥物如何回饋，以及技術移轉要做到什麼程度。
其中最大的角力集中在三件事。
第一是基因序列
歐洲及許多科學界人士希望保留開放科學，避免研究者每取得一段序列就必須經過繁複的登記與契約程序；非洲集團及其他主張公平的國家擔心，匿名取得資料將使後續追蹤幾乎不可能。企業如果幾年後利用相關資訊開發出高價產品，來源國很難證明自己的貢獻，更難要求利益分享。
第二是技術移轉
不少非洲國家對「10%免費疫苗」本身並沒有想像中滿足，他們更重視疫苗及藥物能不能在非洲生產。COVID留下的教訓很明確：緊急捐贈可以解決眼前缺口，製造能力才能改變下一場疫情的依賴關係。
因此非洲及公平倡議國家希望把技術、知識、生產能力與病原體分享緊密連結；歐洲、部分高收入國家與製藥產業對強制技術移轉則更加謹慎。
第三是利益分享應從什麼時候開始
James Packard Love，也就是長年推動藥品可近性的Jamie Love，今年7月代表知識生態國際組織提出另一條路徑。他的判斷很直接，那就是「世界衛生組織未必控制得住病原體」。
COVID這類廣泛傳播的病毒到處都能取得，基因序列一旦公開，企業也可能從世界衛生組織體系之外取得研究所需資訊，把全球公平全部押在「取得病毒以前先簽契約」，實際槓桿可能沒有想像中強。
他提出把執行點移到產品上市，企業只要準備在締約國註冊或銷售大流行相關產品，就必須提出證明；顯示已經和世界衛生組織完成具有法律效力的產品取得協議，這項責任不因企業是否直接使用PABS體系中的樣本或序列而消失。
這個方案減少追蹤每一份基因序列的困難，也把執行責任放回各國政府，代價同樣清楚：各國必須願意修改自己的法律、藥品上市或銷售制度。
PABS因此仍卡在最根本的治理問題：全球公平究竟要靠病原體取得條件、資料追蹤、企業契約，還是各國市場規則來執行。
日內瓦還在談，美國已經走另一條路
這場談判現在多了一個外部壓力。川普政府推出「美國優先全球衛生戰略」，以雙邊方式和各國簽訂多年期健康合作備忘錄，同時談資料與檢體分享。
Public Citizen截至今年已追蹤到超過30份美國健康合作備忘錄；美國國務院揭露的資料顯示，至少11國另簽了檢體分享協議。這些協議涵蓋實體病原體、基因序列及公共衛生監測資料。(Public Citizen)
其中的交換條件和PABS有顯著差異。美國範本允許取得相關檢體與資料，並可將資料交給選定的非政府機構，包括私人企業及學術實驗室。
Public Citizen分析的七份已公開協議中，多數利益分享條款仍接近原始範本：只有當醫療產品「主要」依據該國提供的檢體開發，而且美國本身需求已經滿足後，美方才承諾優先協助來源國取得產品。這和PABS試圖建立的統一、可追蹤且具法律效力的全球利益分享制度差距很大。(Public Citizen)
非洲國家也展現出談判空間，有些國家縮短原本25年的資料或檢體分享期間，有些要求符合本國法律，有些爭取在地製造、採購或研究署名。雙邊合作本身會繼續存在，實際風險在於它逐漸形成一套和PABS平行的病原體流通管道。(Public Citizen)
企業未來若能經由美國及各種雙邊安排取得病原體與序列，PABS原本希望利用病原體取得換取全球公平的談判力量就會下降，這也形成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一場賽跑。
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花數年建立共同規則，美國同時透過一份份雙邊協議建立另一套實際可運作的交換網絡。雙邊網絡擴張得越快，多邊制度完成後能發揮多少力量，就越值得懷疑。
9月的PPPR高階會議，因此格外重要
9月14日至18日，世界衛生組織將在日內瓦再談一輪PABS；一星期後的9月25日，聯合國大會將在紐約舉行「大流行預防、準備與應變高階會議」，簡稱PPPR高階會議，會議將通過一份各國事先協商完成、強調行動的政治宣言。聯合國設定的總主題已明確納入多邊合作、公平與團結。
今年6月的多方利害關係人聽證已經清楚浮現幾項焦點：疫苗、藥物與診斷工具的公平取得；區域研發與製造能力；技術移轉；長期而可預測的準備資金；疾病監測與醫療人力；社區參與；以及「人類、動物、環境共同健康」的跨部門防疫。會中也多次要求完成具有公平內容的PABS附件。(UN Transcripts)
因此，今年9月的兩個場域會直接互相影響。日內瓦要把公平寫進具有法律效果的制度；紐約要把疫情準備提升到國家元首與政府首長層級，確認未來的政治方向與資源承諾。
如果各國在紐約宣示多邊合作與公平，實際上卻持續透過各自的雙邊協議建立互不相同的病原體、資料與產品交換規則，PPPR政治宣言與PABS都有被架空的風險，這場拉鋸已經開始。
台灣處於制度之外，仍有4件事現在就能做
台灣沒有參與PABS正式談判的會員國席位，也不具聯合國會員身分。等待制度完成後再因應，風險很高。
第一，台灣需要先完成自己的病原體與基因序列治理原則。重要病原體出現在台灣時，檢體怎麼分享、序列何時公開、研究署名、第三方轉交與商業使用條件，都應有標準化規範。這部分屬於基本功。
第二，疫苗、藥物與診斷供應必須建立自己的國際安全網。台灣無法預設未來一定能享有PABS締約方取得產品的全部權利，預購協議、跨國共同研發、原料備援、區域生產合作，以及必要時可以快速啟動的雙邊或多邊供應安排，都需要在平時談好；疫情開始以後才尋找供應商，價格與政治籌碼都會急速惡化。
第三，台灣可以善用自己的市場與研發能力。台灣有藥品審查制度、全民健保市場、成熟醫院體系、臨床試驗能力、生技及檢驗產業，未來在緊急授權、政府採購、臨床研究及國際研發合作中，可以事先設計產品供應、合理價格、在地合作與技術交流條件，規模不必和美國、歐盟相比，穩定而高品質的醫療市場本身就是合作籌碼。
第四，台灣要更積極進入規則形成的外圍網絡。聯合國今年PPPR高階會議本身就納入民間組織、學術機構與私人部門參與；PABS談判周邊也存在醫學會、公衛組織、產業、學術及公民社會網絡。(DGCCSO) 台灣可以透過國際醫療專業組織、具有聯合國諮詢地位的民間組織、學術合作與友好國家，把台灣的疾病監測、生醫研發、供應鏈韌性與公平取得經驗轉化成政策主張；正式席位決定投票權，長期參與則會影響規則形成。
今年9月值得台灣密切觀察。PABS談的是病原體交換後必須付出的制度代價，PPPR談的是世界願意投入多少政治意志與資源維持下一場疫情的共同防線，美國雙邊協議則正在用更快的速度建立另一套現實。
台灣身處制度之外，更需要提早布局供應、研發、市場與國際網絡。下一場疫情到來時，全球規則很可能已經成形，現在參與，成本遠低於屆時被動接受。
（專欄觀點不代表本社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