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參加經建計畫跟經濟協調機構，是民國四十二年。以前我在重慶參加鋼鐵工業，在台灣參加造船工業，因為對工業的瞭解，尹仲容先生就講我去經濟安定委員會的工業委員會幫忙，負責草擬一個四年經建計畫。
在那之前，就有一個財經小組，討論當時的問題。還有一個台灣省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但不大開會；事實上，負責最多的還是尹仲容先生。他在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做了很多推動的工作，包括紡織工業的創辦及若干不經濟公營事業的合理化，該增產的就增產，該關的就關。
那時候我們用自己的財力，在烏來做水力發電廠，在新竹做肥料廠，肥料還是用老辦法做的，可以減少進口。至少證明，雖然我們外匯不多，但自己也有能力做這個事清。
要安定也要發展
後來美援慢慢地開始來了，美援跟政府方面也有高階層對話的機構。因為美援運用有沒有效，跟政府的政策、執行的單位很有關係，所以美方向省府主席吳國楨講，提出計畫後，才可以支援。他誇下大口，只要連續三年有充分美援，台灣經濟就可以自給自足。
於是，美方正式要一個計畫，由院長陳辭修(誠)先生請中央各首長研辦，經嚴靜波(家淦)部長等會商，建議成立一個協調和計畫單位，這個協調單位就叫做經濟安定委員會。一面草擬一個四年計畫以配合美援運用，另一重要任務是商討一切有效措施，控制通貨膨脹，由省府主席吳國楨和財政部長嚴家淦做共同召集人，那時候組織比較有彈性。
經安會有秘書處，是秘書長一人下分五個審議單位，第一組管外匯有關政策，第二組管預算，第三組管軍、經援配合事項，等四組管農業，由農復會委員沈宗瀚先生兼召集人，原來設第五組管工業，由尹仲容先生以生管會常委接任，尹先生說，你們要經濟安定，但是工業必須發展，所以改名為工業委員會。
當時因為美援會技術人員不多，所以農業計畫部分歸經安會等單位，是由農復會沈宗瀚先生做召集人；工業計畫部分先由工業委員會審查，工業委員會除幾個專任委員外，還有經濟部代表、省建設廳廳長、省交通處處長等。無論計畫或問題分析，提出工業委員會審議有關措施，部分並提報到經安會討論。
有效運用外匯
工業委員會是當時相當重要的組織，有四個組，分開專任不同的部門。嚴演存先生管化工和食品工業；費驊先生管交通、運輸；潘誌甲先生專門管經濟，王作榮、葉萬安先生等很多經濟人才都在那一部門。我是在一般工業組，他們不管的項目都到我這裡來，我們分開努力發掘計畫。
那時候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已經結束了，等於把全部功能交給工業委員會，人都用得少，大概不過二、三十個，都是學有專長的人。
尹仲容先生在一九五三年九月起就兼做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同時是中央信託局局長，在中信局任內，工作得有聲有色，推動中日貿易，成立雙邊易貨協定，以日本投資的鋼鐵肥料，交換我國的糖米，維持一個國家的外匯來源，中信局也成立了易貨處，並辦理美援採購手續，使得當時外匯能作有效運用。
到一九五四年發表尹先生為經濟部長，因為中信局是財政部下面的一個單位，經濟部長還做財政部的幕僚，在我們看來，他應該辭掉中信局長，但他沒有辭，不免遭人妒忌，也導致一場官司，雖然最後沒事，他還是不得不辭去一切職務了。
一個小回憶
經安會那時候很有意思，第一組開會的時候會辯論。一九五五年我代表尹先生出席第一組委員會，我提一個案子，叫「推動紡織產品出口」，建議棉花進口的關稅、棉紗的貨物稅，出口時都應退還。
一位第一組執行秘書說，李委員啊！你想我們的紡織品還能跟日本競爭嗎？絕對不可能的；另一位留英的長者開玩笑地問我：你是不是想把台灣的紡織業也變成英國的蘭開夏(紡織業集中的地方)？
我說，天下沒有不可試的東西，可以試試看；至少，棉花的關稅、棉紗貨物稅出口時不該算到成本裡去。將來有一天，整個棉花的關稅也應該取消。事實上台灣也不生產棉花嘛！
那時候退稅就是講退稅，法律沒有什麼改變；這個案子通過後，財政部就同意執行。後來擬訂獎勵投資條例，才把這個法律條文併進去，連同營業稅一起皆可退。
還有一件事情很妙。
我有一天看報，說財政部收木材貨物稅，滿山的木材要等收稅的人去刻印，這棵樹交了稅才能夠運，一下子工夫，羅東林場就關門，停工了，它跟不上。
好稅代替壞稅
我看了這個報，感受很多，就跟財政部嚴家淦部長講，木材貨物稅不能收。嚴先生說，已經通過了，預算不能平衡呀！壞稅還是比通貨膨脹好，壞稅是少數人受影響，通貨膨脹是大家受影響。
我始終鍥而不捨的一步一步和嚴先生交涉，先是進口柳安木加工出口三夾板可以退關稅、貨物稅。後來，本地的木材我提出安全分署以相對基金來補助國庫減徵的損失一個時期。後來我做財政部長，嚴先生以院長身分叮嚀我，你不要光想什麼稅壞，想到好的稅，才可以代替壞的稅。
工業委員會除了找新的工業，另外就是改善工業環境。那時候潘誌甲先生建議，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應該復業，我也建議應該有一個民間經營的開發銀行。
我們在工業委員會，草擬工業部門的四年計畫，農業部分歸農復會做。
行政改革取消經安會
後來江星初先生接尹先生經濟部長職務，附帶條件是一定要兼工業委員會召集人。他做的時間很短，只有兩年多，辦理例行的事情，沒什麼很特別。他以前是兵工廠廠長、物資管理局局長，但是管整個經濟的話局面太大，就有好多建議不容易被他接受，很不容易說服他。
做了兩年以後，他就在業務會報感歎的講，這兩年沒做多少事情，就搞個殷台公司和煤業開發公司，也弄得滿城風雨，還被彈劾。他實在是一個好人，但同仁提的好意見，他不敢相信，自己打不定主意也不相信人，因此很難做事。
後來楊繼曾接經濟部長，兼掌工業委員會，時間很短。
四十七年四月，尹先生掌外貿會，實施匯率改革，非常成功。七月，政府改組，到了九月一日，取消經濟安定委員會。 原因是王雲五先生負責總統府行政機構改革委員會，就憑幾個委員分配研究，就紙上談兵的做，下決定也總不到各機構去瞭解，還是照報告的數字付稿費，簡直是總編輯的做法。中國人看病所講的「望聞問切」都不採用。
沒有經濟設計機構的五年
第二期四年計畫因為經安會被取消了，而陷入青黃不接的處境，沒有一個負責推動計畫的單位。
經安會取消後，行政院要經濟、交通等部做計畫。經濟部長楊繼曾去看尹仲容說，經濟部工業司幾個人都是辦公文的，沒辦法去做這個事情。最後成立工礦計畫連繫組，由本人兼任，農業計畫連繫組由沈宗瀚先生兼，運輸計畫連繫組由交通部次長費驊兼任。
這段經驗也讓我覺得，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得從培植人才著手，因為台灣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人才最要緊，吸收到最優秀的人才，事情就有人做了。
在共產主義國家，整個資源由政府控制，就是用計畫經濟這東西。雖然我們今天是市場經濟，拿經建計畫做一個指引還是很要緊的，看看農、工、交通、貿易向什麼方向發展，同時朝這個方向挖空腦筋去想，想有什麼工業可以投資發展的。
不過那時候的計畫還未跟預算發生關聯，只能運用美援，不如韓國人後來的經濟計畫書院同時管到預算那麼徹底。
在第四期四年計畫的同時，我也做過十年計畫；到行政院會討論，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信就說：「李先生，你提十年計畫，難道你不想回大陸嗎？」這個十年計畫跟回大陸是兩個事情，回大陸後還是要建設台灣啊！十年計畫是有展望的，是國家的遠景。
天下沒有一個國家把十年計畫拿來做執行計畫的，只是訂個趨勢，當時高信先生不清楚這個道理，後來就知道了。
在一九五０年起的十年，計畫經濟平均成長率是七．一%。我們覺得可以更上層樓，後續計畫就訂在八%。美國人還笑我們，說這個過高，請了一個經濟專家來說，能維持六%就好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怎麼樣加速國內資本形成，減少對美援依賴，是經濟更上層樓的重要課題。一個原則是，降低消費，投資就會增高。其後實施家庭計畫、鼓勵大家儲蓄、不要只懂得買黃金、美金藏起來，當時要改變這些觀念很不容易。
邁向經濟起飛
於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行政院長陳辭修先生就在很多僑領返國談我們投資手續太麻煩後，決定要改善投資環境。他指定我負起責任，提出加速經濟發展十九點財經措施，並成立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原則是：
(一)法律不利資本形成的修改法律。
(二)行政命令對投資有障礙的予以修改。
(三)投資人遇到問題，你要替他解決。
根據這三個原則，我立刻物色會內會外精幹人才陶聲洋、吳梅村等諸兄不到二十人，借調瞭解賦稅問題的人才一同工作，並決定草擬獎勵投資條例，在最短期間完成立法程序。今日有些人認為老立法委員是不管事，不知道有他們當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富庶。
美援會被迫改組
到一九六二年初期，又有立法委員質問說，美援會小組太多。問這個問題的一位立委，他有個親戚想參加美援會，沒能進來，他就批評我們。當時王雲五先生在陳辭公旁就講，你看，你看，美援會搞這麼多小組，不行啦！陳辭公聽到了就說，好吧，就研究怎麼改組吧！
那時候尹仲容過世後，我接這個事情，正在美國檢查身體，接獲通知要我儘快回來商量。
最後決定，美援會變成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一方面也是經濟設計機構，一方面也是協調機構。要找國外的技術跟資金，各地方來的技術性援助、貸款都由這個單位接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