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山教授以學人從政，入閣後雖然「花邊新聞」少了，但是「見報率」仍然不低，因為他主張「為政多言」，對各種事勇於表現意見。他曾自喻為行政院的「鬧鐘」，常常在院會中鈴聲大作，對一些問題發生「預警作用」。
鬧鐘又響
不久前這座鬧鐘專對新聞界鬧了一次，他建議凡傳播媒體報導政府機關事務和政府官員談話，有不盡確實之處，由新聞局每月作成統計，並公布這些媒體和記者的名字。
新聞學上有一旬亦莊亦諧的定義：「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因為狗咬人常見，而人咬狗不常見也。準此以觀，沈先生的提議是標準的新聞，因為古今中外，好像還沒有人想出這樣的主意，難怪引起國內傳播界的一陣譁然。
在民主國家，新聞界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力量了得，人人都自覺惹不起，政府官員更是望而生畏。沈政務委員卻有這樣與新聞界針鋒相對的倡議，至少可說明兩點：
第一、無欲則剛，他沒有故意討好新聞界。
第二、他承認新聞界對他個人的報導誤差極少，可見不是出於私心。
沈先生在記者群中相識其多。益友有三，友直居首，他盡到了做朋友的責任。相對的，卻也反映出若干新聞從業人員大概很缺少自律，很霸道，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已經使社會人士，尤其政界人士忍無可忍了。
想一想，看一看
解嚴以後，報禁跟著開放，被壓抑甚久的新聞界，活動空間忽然大了許多，顯得生氣蓬勃。但是競爭激烈了，各類傳播媒體急於表現，眾多加入的新人也急於出頭，大家在功利的道路上擁擠著，很少人願意停下來想一想，看一看。
當整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傍徨於喧囂和失序的十字路口時，新聞界卻未能發生安定與指引的作用，使很多人失望。這一年多來，新聞界受到的批評與責難，並非無因。
新聞界如果能本著嚴於責己的精神作一檢討，也許應該承認，若干傳播媒體，若干從業人員，顯然有下列四「不」的現象：
一、寧大不小：不管是不是應該刊登的新聞，或應該刊登多少的新聞，只要有人炒作，大家就跟著起鬧。本來新聞價值的衡量，雖無絕對標準，但有相對標準。所以字數長短，版面地位，要恰如其分。今天很多新聞的安排，只能表現報人的意圖與偏好，而不能體現它對社會的價值與意義，「大」新聞未必是重要的新聞，只是怕「小則吃虧」而已！
二、寧信不疑：新聞記者的目標，從大處說是追求真理，從小處說是追求真實，所以一條新聞到手上，一定要尋根究柢，力求其正確。現在有些新聞，記者或急不及待的輕率發表，或因符合其主觀的願望而將錯就錯的登出來。新聞從業人員的「輕信」，造成了社會的「不信」。而可信性正是新聞業的命脈。
狂飆新聞停不下
三、寧毀不譽：作為社會的守望人，作為制衡政府的力量，新聞界的批判精神是必須的。但是今天這種精神已經過度的發揚，成了立意嗚高。於是無事不批，無人不判，彷彿社會無一善事，人間無一君子。只破不立的結果，使人群的關係愈來愈疏離，愈來愈對立。
四、寧熱不冷：世上萬事萬物，混沌複雜，而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新聞界報導分析，必須客觀公正。而客觀公正的態度又根植於冷靜的頭腦。台灣目前是一個狂飆的社會，飆車、飆彩券、飆股票、飆房地產、飆街頭運動……。
在這個時刻，本來需要新聞界卓然獨立的精神，透視問題的識見，以挽狂瀾於既倒。惜乎很多新聞從業人員也跟著同流合污－－飆他們的新聞去了。很少人願意停下來，冷眼觀察一下我們所處的環境，想一想我們的問題和出路，因為不隨大家一起走，恐怕就「跟不上時代」也。
作為新聞從業人員的一分子，面對社會的批評，面對諸如沈君山先生這樣的挑戰，個人雖然極虛心虔誠的反省，但是平心而論，新聞界還有很多人在全力阻擋傳播媒體的世俗化，在充分利用新聞傳播的正當功能，新聞界的道德之火並未熄滅。
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遷台，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稍一不慎，可能翻船。新聞界標於同舟一命的處境，與政府多方合作，以維持朝野上下的團結。
迨國際局勢轉變，台灣初安，新聞界開始活躍，政府採取壓制手段，乃有「出版法」修正以及「雷震案」。再以後，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教育普及，新聞界力量壯大，已有能力抗拒政治壓力，黨政當局改採懷柔政策，如延報人入中常會等。
中國的新聞事業，當年在大陸只是萌芽階段，首屈一指的「申報」、「新聞報」，在廣土眾民中，發行也不過二、三十萬份而已！今天的大陸，傳播媒體無一民辦，也不足談。只有這四十年的台灣，才為中國新聞事業奠下基礎。
只有客氣，沒有尊重
縱觀台灣新聞業發展歷史，政府無論是合作、是壓制、是懷柔，都沒有太長時期的效果，因為這都與新聞事業的本質不符。新聞首在客觀，要客觀先要獨立。沒有任何依傍政黨、團體或少數人的傳播媒體，還能維持客觀獨立的。
再從現實的功利上說，新聞事業靠公眾而生存，任何傳播媒體如果只為官府說話，不為民眾說話，最後必受淘汰。在這個層面上，今天的台灣新聞界，有兩項問題：
第一、與群眾的關係：若干傳播媒體行動上雖然走入了民眾，但精神上卻脫離了民眾，因為他們所報導描繪的這個社會，是扭曲的而非其實的社會。民眾從資訊中所得到的消息，有時誤導他們的認知，有時誤導他們的行動。
第二、與政府的關係：今天的新聞界，除了少數的公營媒體之外，當然不再受黨政當局的控制。但是兩者之間，仍藕斷絲連。絲連最多的，還不是新聞界的未能完全「自立」，而是官方尚未根絕的「牧民」心態。在這種心理影響下，所以台灣產生不了像美國那樣的「資訊自由法案」，記者可由此得到充分的資料；所以官方的各級發言人形同虛設；所以很多政府首長不屑與記者打交道。
因為並不瞭解、承認新聞界的功能和地位，官員們對新聞界只有客氣，或者只有畏，沒有尊重。試看明達如沈君山博士者，尚有公布媒體和記者姓名的建議，他人更無論矣！
別人趕著走
沈先生的建議，看似對新聞界無害，因為報導不發生錯誤者，不必接受這種「處分」。但是新聞報導有各種原因發生偏差，包括官方提供不實消息，或掩藏真相，使記者無從查證。
還有些新聞，是官說不對，民說確實的；若完全依照官方的立場以判斷是非，則民間傳播機構恐怕都很難存在。所以沈先生的方案若果真執行，最後必然是另一形式的新聞管制，斷喪了我們得來不易的新聞言論自由！
新聞界雖然多不贊成沈政務委員的提案，但是我們也不能逃避他的建議案所反映出的問題。新聞界當前存在的毛病，如果不要別人管，那麼就要自己管。怎麼管呢？大家都說最好自律。但說來說去，既未見出現有力的自律機構，也未見有具體的自律行動。新聞界既以制衡者自居，就必然會有人喊出「誰來制衡新聞界」？自己不走，當然就會被別人趕著走。
照出一條路
戊戌政變的「首席烈士」譚嗣同，青年時送別其兄，曾有詩曰：「我願將身化明月，照君車馬度關河。」感情之真摯，人皆可見。迨維新失敗，他認為既應有行者，也應有死者，他選擇了他心中容易的事－－把頭顱拋了。這一回，他真的化作明月，從變法到革命，照著他的國家度過了一大關口。
今天的中國，兩岸的發展轉變，都到達一臨界點，雙方何去何從？還有誰能比新聞界更有資格照出一條正確的路來？勉稱知識分子的新聞從業人員，面對吾土吾民，也許應該有願將此身化明月的責任和抱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