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代父母，「該為孩子選什麼學校？」「要寫大家都在寫的評量嗎？」這些問題彷彿魔咒，總是緊箍著每顆關心子女教育的父母心。然而，我們在焦慮之中往往忘記：「每個孩子都擁有獨一無二的特質」，當將來沒有「標準」可以吻合，懂得發揮這些「不同」，才更能夠創造優勢。（本文節錄自《AI世代的牛津式新五感教養》一書，作者：趙知恩，台灣廣廈出版，以下為摘文。）
在牛津大學的新生面試中，每年都會遇到優秀的學生。在過去14年間，每到12月的第一個星期，就是學校的面試週，而我擔任東方研究學院的招生委員會主任已有7年光陰，也看過了無數份自我介紹。
我發現，私立學校的學生們會提交明顯受過指導的面試資料，在面試時，他們一聽到面試官的提問，就會馬上滔滔不絕說出演練多次的回答，但是，在牛津大學，9成的面試官都不喜歡這樣的學生。
有些學生感覺好像讀完了這世上所有的書，也有些學生信誓旦旦說讀過我的書，但只要多問幾句，就會馬上發現他們只是瀏覽過幾頁而已。我也看過很多擁有非常厲害的獲獎經驗，資歷華麗的面試者。
然而，牛津大學的教授們對於華麗的經歷並不感興趣。比起讀過一百本書，我們對於只看過一本書的人更感興趣；比起豐富的經歷和獲獎經驗，我們對於擁有深度的想法，深入研究過自身興趣的人更為好奇。
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尋找的，是對特定領域展現出豐富熱情的少數人才。
在一次入學面試中，我遇到了一名叫湯米的學生，我問他為什麼想在牛津大學讀書，湯米回答，因為他想成為有錢人。通常很少有學生會這樣回答，但湯米理直氣壯地述說了自己的故事。
他說，家裡沒有人上過大學，他想好好讀書，把爸爸的汽車修理廠經營得更好，然後成為有錢人。他對自己想要的東西既坦率又堅定。面試官們給湯米打出的分數，比在伊頓公學等名校接受面試培訓的學生還要高。
湯米以優異的成績從牛津大學畢業，現在成功地經營著事業，就像在面試時一樣堅毅、理直氣壯和幸福。湯米或許是所謂的怪胎學生，但是，這正是牛津大學在等待的人才──
能夠坦率表達自己、具有膽識的人，這些人，才是未來大學、社會真正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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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的可能性，遠比至今取得的成就還要重要
比起在良好環境受到良好教育的乖寶寶，牛津大學更想尋找的是，在艱困環境中雖沒有受到特別照顧，但只要好好栽培，就可以長成大樹、像原石般曖曖內含光的人才。
為了申請牛津大學，通常需要在被稱為「A-Level」的英國大學考試中，獲得三個科目的A，但偶爾也會有分數未完全達標的學生申請。
然而，這些學生被錄取的情況並不少見，牛津大學也會提供全額獎學金給家境困難的學生。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多會在成功後回到學校捐款，回饋給和自己以前處境相似的學弟妹。
和英國孩子不同的是，亞洲孩子們熱衷於累積證照，似乎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希望在考試、比賽上取得客觀的分數或成果。
亞洲特有的證照文化從童年就開始了。鋼琴練到徹爾尼第幾首、跆拳道黑帶、英文幾分等標準，逐漸形成了「至少要達到某種標準」的壓力，遺憾的是，這不僅奪走想像力成長的空間，而且就算取得了各種證照、考試分數，也很難真實反映出孩子的能力。
為了考試而學的知識，贏不過出自興趣學習，或是累績豐富經驗而內化的知識。
在孩子的教育上，我想家長的角色，應該是尋找出孩子能夠真心投入的事物，並幫助他們接觸那件事。這樣一來，在某個時刻，我們就會發現孩子神奇地具備了無人能及的、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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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與AI共處的孩子，並不擔心被取代
現在的孩子是「AI原住民」
在新冠疫情期間，學校暫停了實體課程，將近兩年的時間裡，我的小女兒潔西有3分之1的課程只能在線上進行。雖然現在已恢復線下課程，但大部分學校作業仍是在網路上完成。
對潔西而言，網路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從小就能熟練操作電腦和平板，甚至在還不會寫字時就開始使用表情符號，最近還會和朋友在元宇宙平台 Roblox 上玩遊戲。
潔西也習慣了自動拼寫修正功能，和朋友或遠在海外的長輩聯繫時，比起實際見面，更常透過視訊交流。這一切都讓我意識到，無論形式如何，這些孩子的生活始終與數位空間緊密相連。
「數位原住民」一詞是由馬克‧普倫斯基於 2001 年提出的。他在《數位原住民，數位移民》（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一文中，將數位原住民定義為「在電腦、手機和其他數位設備環境中成長的年輕人」。
隨著數位設備的多樣化和技術的迅速發展，數位環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因此，我想以「AI 原住民」一詞來強調這種轉變。
我認為，包括 Z 世代（1997至2010 年出生者）、α世代（2010 年後出生者）以及未來的世代，都屬於「AI 原住民」。對他們而言，AI 是夥伴，VR 是遊樂場。
這些科技在語言學習、程式設計和寫作上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然而，部分國家卻立法禁用 ChatGPT，業界擔憂這種做法會背離時代潮流。
對 AI 世代的孩子們來說，這樣的限制就像在紙筆時代禁用字典，或禁止千禧世代使用 Google等搜尋引擎。我們要做的不是選擇是否使用 AI，而是教育未來世代如何善用它。
我們應學會接受 AI 的幫助，但不完全依賴它，並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為AI在某些情境問題下，可能提出不道德的解決方案。
最近在教導「AI 原住民」時，我意識到自己能教的並不多，因為孩子們對 AI 的理解遠超過我。在捷克參加為期一週的 AI 集中研討會時，我原本計畫教授各種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但參加的 20 多歲年輕人僅用一小時便能輕鬆探索數位空間，幾乎不需要我的協助。
我發現自己在這個領域的角色不是教育者，而是引導者。Z 世代和α世代對數位空間十分熟悉，AI 對他們而言已是生活中的基本技能，而且透過充分運用 AI，他們能夠更有效率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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