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做不可能的夢，）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和難以戰勝的敵人對抗）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 （承擔無人能承擔的悲傷）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走到連勇者也不敢去的地方）
〈The impossible dream〉（不可能的夢）是我在二十幾歲時非常喜歡的一首歌，歌詞中鼓勵人們勇於做夢、勇於實現夢想。但其實當時的我，並不是個滿懷夢想的人，因為我學科學，而科學就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這種人不太適合做夢。況且我本來就比較傳統，能夠好好念書、做份好差事，也就夠了；這樣的我，也注定過一個非常平凡的人生。
驚覺∕我只是郝柏村的兒子
相當順利的，我在三十六歲時就當上台大的教授。我的人生軌道走得如此順利，我也非常滿足於我的完美人生。但就在1993年，發生了相當重要的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了一次健康檢查，我看到醫生在病歷表上寫hepatoma（肝癌）。雖然他跟我說：「你這個病不嚴重，只是發現你的肝長了個東西，我們需要再更進一步的檢查。」但當瞭解他所說的檢查，是要花一、兩個禮拜，把肚子剖開看一看的時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當時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我那麼年輕，如果就這樣走了的話，會不會遺憾？」
人們可能會覺得我教書教得還可以，但除此之外，我覺得人們大概只會記得「我是郝柏村的兒子」。這表示一件事：你這輩子其實沒什麼貢獻，換句話說，雖然自己過得很高興，但人生是白走了。
結果很幸運地只是動脈瘤，手術康復後我就更嚴肅地想，我的後半生是不是該做更有意義的事情、更應該把所學奉獻給社會。
脫軌∕始於一次偶然的善行
在這些體會的過程間，我認識了十年前的紅十字會祕書長，也是我現在的老闆——陳長文。有一天他問我：「你想不想到紅十字會來做義工？」
在那個當下，我也只是出於朋友間的幫忙，而接下這「讓愛穿透障礙」的計畫，輔導訓練罹患身心障礙的小朋友，能到速食店、加油站做些簡單的工作。
真正讓我瞭解到這個計畫的重要性，是偶然看到一位我們的小天使在速食店做清潔工作，而旁邊的大哥大姐也不時地來照顧他。
正當我覺得放心，可以離開的時候，一位中年婦女淚流滿面地來對我說：「很感謝你們有這個計畫，讓我們小朋友能夠得到照顧。」
到那個時候，我才真正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的意義。在台大做教授，學生不一定會因為沒有你而變差；但在照顧弱勢的人們時，真的只要盡一份心力，就會有所改變。現在回想起來，我人生的軌道可能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完全地失控。
認清∕以專業克服對立
我是台大教授，對外的接觸不多，所以也就比較「天真」、「純潔」。因此，也就只是很單純一個想要「擴大我的服務範圍」的想法，我出來參選立委。
但剛到立法院，我就被嚇到了，我發現政治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雖然很多人說：「國家利益高於政黨利益、政黨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但事實上卻是個人利益高於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
我一開始很適應不良，因為我代表新黨參選，就是要捍衛中華民國，但遇到意識型態對立的民進黨時，就產生相當嚴重的對立。我還記得第一天立法院報到時，民進黨委員看到我時眼裡的怒火。
做了差不多一年之後，才漸漸瞭解，我無法改變他們的意識型態，如果真的想要在立法院做事，就必須放下意識型態、從專業出發。於是我發現，其實除了意識型態之外，他們和我沒什麼差別。雖然還是有很多政治手段和陰險狡詐，但我真的學到很多事情，而這也對我在做環保署長時，助益相當大。
抉擇∕為保育而斷人生路？
當外界得知我接任環保署署長時，很多人說我會被民進黨五馬分屍，也有人說我叛黨。
但我之所以願意承擔這個責任，是因為我相信環保署是一個專業中立的行政機構，如果我可以堅持中立、堅持環保署的核心價值，就真的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在環保署做的最辛苦的事情，不是推動「限用塑膠袋」，而是拆除二仁溪的非法熔煉業。
有一次，我帶著同仁去拆除二仁溪的一家非法熔煉業，一進去，一位中年老婦人跪在我面前，旁邊有一位肢體障礙的年輕人，哭著對我說：「這是我全家賴以維生的工作，求求你放我一條生路，我們全家一輩子感激你。」
面對這樣的場景，我心中相當痛苦：我真的要斷絕一個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的生路嗎？但若我今天不這麼做，影響的是幾百萬人的水源。
她就這樣倒在我面前，我內心無比掙扎；我努力平復心情後對她說：「很抱歉，這件事情我一定得做，但我保證一定照顧你的生計。」回來以後我就馬上請台南市政府幫這位老太太找了一個工作。
愛台灣∕不在口號而在實踐
我在立法院，尤其是後來到環保署工作，最常被質疑的一點就是：「你到底愛不愛台灣？」儘管我瞭解這些質疑的背後大多都是為了利益選票，但我還是會想，很多在台灣長期工作的外國人，都不會受到這樣的質疑；而我生長在台灣，我一輩子所有的力量都花在台灣，為什麼他們會對我有這樣的質疑？
2004年，民進黨將公投綁大選，讓我認清當時的政治僅剩權力的鬥爭，連講求專業中立的環保署，都得面臨核心價值崩潰的危機。因此，辭去環保署署長之職後，我只希望：我下一個工作，絕對不要只服務一半的人；而紅十字會就是個非常適合的地方。
這兩年裡，我推動了很多事情，讓我重拾對台灣的希望。
例如2003年七二風災中，紅十字會認養了台中縣松鶴部落與南投縣南豐村，並協助災民遷村。
儘管遷村和蓋房子都不是紅十字會的專業，但憑藉著紅十字會的公信力，結合了各方力量，在一百零五天之內就完成了遷村的落成典禮。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2004年12月的南亞海嘯。紅十字會在兩個多禮拜之內，我們收到近新台幣3億的善款。我就親眼看到清潔工老婦人一個禮拜來捐了三次款。我相信這些捐款的人並不一定知道班達亞齊或斯里蘭卡在哪裡，他們只想著：「這些人有難，我們應該幫助他們。」
我在立法院做了很久，但我從來不去鼓吹「生命共同體」，因為對我來說，這只是政治人物騙選票的工具。然而，在南亞海嘯的救災行動中，我才發現台灣是個真正充滿著愛、生命力、和希望的生命共同體。
做大夢，許大願，做大事
今天，我離開台大剛好十年，現在想想，我生命中所有的脫軌，幾乎都和紅十字會有關係。
我一直希望能夠走出一條新中間路線，跳脫統獨爭議，真正務實地做事情。雖然多數時候我必須承擔很大的挫折感，但我會努力讓自己跳脫那樣的對立與衝突，全心全意為台灣做事。
這兩年以來，我都會被問：「會不會回到政壇？」或許有失望，但現在我的確相信台灣的民眾可以在共同的目標下，一起打拚。
儘管我並不是個愛做夢的人，但在這十年之間，我不知不覺做了一個「不可能的夢」（impossible dream），我愈來愈相信這是個值得追求的夢，受到挫折的時候，我也會以此勉勵我自己，而我也相信，有一天，我能摘到原來無法碰觸的那顆星（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編按：The impossible dream為1960年代著名音樂劇《夢幻騎士》（Man of La Mancha）的歌曲之一。
現場交流
Q：人生有三把金鑰匙，出身名門、名校，但最重要的則是面對人生的態度，未來你會以何種態度面對台北市政？
A：當初填大學志願時我就決定要念醫科，除了第一志願台大醫科外，就只填了台北醫學院。朋友挖苦我：「反正你也考不了這麼高，就多填一個，」於是我就多填了一個台大農化系。
如果當初這個人不在我旁邊，我就已經是醫生了，而不是台大教授。所以我從來不相信人生需要規劃，而我的人生態度也很簡單，就是：「活在當下，全力以赴。」對紅十字會，或對未來任何可能的事情，我也會抱持著這種態度。
Q：在非營利組織裡我們講的是「愛」和「關懷」，但在政治裡則有很多意識型態的衝突，你將來要怎麼克服？
A：我相信「愛能穿透障礙」。
就以當初在為松鶴部落遷村來說，我們必須協調、整合許多不同團體；在這其中，有對立的意識型態、不同色彩的政治立場，但因為「愛能穿透障礙」，所以若大家都把災民當做自己家人，這個愛，就能讓整個計畫推行地相當有效率。（洪綾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