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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參選人郝龍斌-下一個工作,絕不只服務一半的人

文 / 遠見編輯部    
200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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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參選人郝龍斌-下一個工作,絕不只服務一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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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做不可能的夢,)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和難以戰勝的敵人對抗)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 (承擔無人能承擔的悲傷)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走到連勇者也不敢去的地方)

〈The impossible dream〉(不可能的夢)是我在二十幾歲時非常喜歡的一首歌,歌詞中鼓勵人們勇於做夢、勇於實現夢想。但其實當時的我,並不是個滿懷夢想的人,因為我學科學,而科學就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這種人不太適合做夢。況且我本來就比較傳統,能夠好好念書、做份好差事,也就夠了;這樣的我,也注定過一個非常平凡的人生。

驚覺∕我只是郝柏村的兒子

相當順利的,我在三十六歲時就當上台大的教授。我的人生軌道走得如此順利,我也非常滿足於我的完美人生。但就在1993年,發生了相當重要的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了一次健康檢查,我看到醫生在病歷表上寫hepatoma(肝癌)。雖然他跟我說:「你這個病不嚴重,只是發現你的肝長了個東西,我們需要再更進一步的檢查。」但當瞭解他所說的檢查,是要花一、兩個禮拜,把肚子剖開看一看的時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當時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我那麼年輕,如果就這樣走了的話,會不會遺憾?」

人們可能會覺得我教書教得還可以,但除此之外,我覺得人們大概只會記得「我是郝柏村的兒子」。這表示一件事:你這輩子其實沒什麼貢獻,換句話說,雖然自己過得很高興,但人生是白走了。

結果很幸運地只是動脈瘤,手術康復後我就更嚴肅地想,我的後半生是不是該做更有意義的事情、更應該把所學奉獻給社會。

脫軌∕始於一次偶然的善行

在這些體會的過程間,我認識了十年前的紅十字會祕書長,也是我現在的老闆——陳長文。有一天他問我:「你想不想到紅十字會來做義工?」

在那個當下,我也只是出於朋友間的幫忙,而接下這「讓愛穿透障礙」的計畫,輔導訓練罹患身心障礙的小朋友,能到速食店、加油站做些簡單的工作。

真正讓我瞭解到這個計畫的重要性,是偶然看到一位我們的小天使在速食店做清潔工作,而旁邊的大哥大姐也不時地來照顧他。

正當我覺得放心,可以離開的時候,一位中年婦女淚流滿面地來對我說:「很感謝你們有這個計畫,讓我們小朋友能夠得到照顧。」

到那個時候,我才真正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的意義。在台大做教授,學生不一定會因為沒有你而變差;但在照顧弱勢的人們時,真的只要盡一份心力,就會有所改變。現在回想起來,我人生的軌道可能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完全地失控。

認清∕以專業克服對立

我是台大教授,對外的接觸不多,所以也就比較「天真」、「純潔」。因此,也就只是很單純一個想要「擴大我的服務範圍」的想法,我出來參選立委。

但剛到立法院,我就被嚇到了,我發現政治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雖然很多人說:「國家利益高於政黨利益、政黨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但事實上卻是個人利益高於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

我一開始很適應不良,因為我代表新黨參選,就是要捍衛中華民國,但遇到意識型態對立的民進黨時,就產生相當嚴重的對立。我還記得第一天立法院報到時,民進黨委員看到我時眼裡的怒火。

做了差不多一年之後,才漸漸瞭解,我無法改變他們的意識型態,如果真的想要在立法院做事,就必須放下意識型態、從專業出發。於是我發現,其實除了意識型態之外,他們和我沒什麼差別。雖然還是有很多政治手段和陰險狡詐,但我真的學到很多事情,而這也對我在做環保署長時,助益相當大。

抉擇∕為保育而斷人生路?

當外界得知我接任環保署署長時,很多人說我會被民進黨五馬分屍,也有人說我叛黨。

但我之所以願意承擔這個責任,是因為我相信環保署是一個專業中立的行政機構,如果我可以堅持中立、堅持環保署的核心價值,就真的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在環保署做的最辛苦的事情,不是推動「限用塑膠袋」,而是拆除二仁溪的非法熔煉業。

有一次,我帶著同仁去拆除二仁溪的一家非法熔煉業,一進去,一位中年老婦人跪在我面前,旁邊有一位肢體障礙的年輕人,哭著對我說:「這是我全家賴以維生的工作,求求你放我一條生路,我們全家一輩子感激你。」

面對這樣的場景,我心中相當痛苦:我真的要斷絕一個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的生路嗎?但若我今天不這麼做,影響的是幾百萬人的水源。

她就這樣倒在我面前,我內心無比掙扎;我努力平復心情後對她說:「很抱歉,這件事情我一定得做,但我保證一定照顧你的生計。」回來以後我就馬上請台南市政府幫這位老太太找了一個工作。

愛台灣∕不在口號而在實踐

我在立法院,尤其是後來到環保署工作,最常被質疑的一點就是:「你到底愛不愛台灣?」儘管我瞭解這些質疑的背後大多都是為了利益選票,但我還是會想,很多在台灣長期工作的外國人,都不會受到這樣的質疑;而我生長在台灣,我一輩子所有的力量都花在台灣,為什麼他們會對我有這樣的質疑?

2004年,民進黨將公投綁大選,讓我認清當時的政治僅剩權力的鬥爭,連講求專業中立的環保署,都得面臨核心價值崩潰的危機。因此,辭去環保署署長之職後,我只希望:我下一個工作,絕對不要只服務一半的人;而紅十字會就是個非常適合的地方。

這兩年裡,我推動了很多事情,讓我重拾對台灣的希望。

例如2003年七二風災中,紅十字會認養了台中縣松鶴部落與南投縣南豐村,並協助災民遷村。

儘管遷村和蓋房子都不是紅十字會的專業,但憑藉著紅十字會的公信力,結合了各方力量,在一百零五天之內就完成了遷村的落成典禮。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2004年12月的南亞海嘯。紅十字會在兩個多禮拜之內,我們收到近新台幣3億的善款。我就親眼看到清潔工老婦人一個禮拜來捐了三次款。我相信這些捐款的人並不一定知道班達亞齊或斯里蘭卡在哪裡,他們只想著:「這些人有難,我們應該幫助他們。」

我在立法院做了很久,但我從來不去鼓吹「生命共同體」,因為對我來說,這只是政治人物騙選票的工具。然而,在南亞海嘯的救災行動中,我才發現台灣是個真正充滿著愛、生命力、和希望的生命共同體。

做大夢,許大願,做大事

今天,我離開台大剛好十年,現在想想,我生命中所有的脫軌,幾乎都和紅十字會有關係。

我一直希望能夠走出一條新中間路線,跳脫統獨爭議,真正務實地做事情。雖然多數時候我必須承擔很大的挫折感,但我會努力讓自己跳脫那樣的對立與衝突,全心全意為台灣做事。

這兩年以來,我都會被問:「會不會回到政壇?」或許有失望,但現在我的確相信台灣的民眾可以在共同的目標下,一起打拚。

儘管我並不是個愛做夢的人,但在這十年之間,我不知不覺做了一個「不可能的夢」(impossible dream),我愈來愈相信這是個值得追求的夢,受到挫折的時候,我也會以此勉勵我自己,而我也相信,有一天,我能摘到原來無法碰觸的那顆星(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編按:The impossible dream為1960年代著名音樂劇《夢幻騎士》(Man of La Mancha)的歌曲之一。

現場交流

Q:人生有三把金鑰匙,出身名門、名校,但最重要的則是面對人生的態度,未來你會以何種態度面對台北市政?

A:當初填大學志願時我就決定要念醫科,除了第一志願台大醫科外,就只填了台北醫學院。朋友挖苦我:「反正你也考不了這麼高,就多填一個,」於是我就多填了一個台大農化系。

如果當初這個人不在我旁邊,我就已經是醫生了,而不是台大教授。所以我從來不相信人生需要規劃,而我的人生態度也很簡單,就是:「活在當下,全力以赴。」對紅十字會,或對未來任何可能的事情,我也會抱持著這種態度。

Q:在非營利組織裡我們講的是「愛」和「關懷」,但在政治裡則有很多意識型態的衝突,你將來要怎麼克服?

A:我相信「愛能穿透障礙」。

就以當初在為松鶴部落遷村來說,我們必須協調、整合許多不同團體;在這其中,有對立的意識型態、不同色彩的政治立場,但因為「愛能穿透障礙」,所以若大家都把災民當做自己家人,這個愛,就能讓整個計畫推行地相當有效率。(洪綾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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