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一日，中國電視史將永遠記下這個日子。」北京廣播學院教師崔文華如是說：「這一天的黃金時間裡，一部使整個中國久久不能平靜的系列電視片開始播出了。凡是稍微留心看過這個片子的人，……都無法對它漠然。」
不錯，就在這天晚上的七點到八點，「河殤」播出第一集「尋夢」。估計有兩、三億大陸人，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從螢光幕上看到這部充滿批判與自省、鞭策與激動意味的影片。
他們有的喟然嘆息，有的熱血沸騰，有的欲哭無淚，有的情難自禁，更有的徹夜不能成眠。很多人立即動手，寫信、打電話甚至打電報給北平「中央電視台」，表示「激動、震撼和感慨」。他們當中，有學生、教師、工人，有老資格的共產黨員，也有軍隊裡的「政冶處主任」。
從「人民日報」開始，有七、八家報紙陸續刊出長達四萬多字的「河殤」劇本(他們稱為「解說詞」)。各報並舉辦「河殤」觀後感徵文、座談，許多學校和工廠也進行內部座談；社會各階層一時議論紛紛，而「河殤」的編導夏駿、總撰稿蘇曉康等人，也似乎在一夜之間，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先知。
誠如崔文華所說：「一部電視片能引起這樣的轟動，在中國電現史上是空前的。」有人稱這種轟動為「河殤熱」或「河殤效應」，也有人說它已形成社會學上的「河殤現象」。總之，它是龍年的熱門話題，是大陸自有電視以來，「三十年僅見的奇觀」。
「河殤」究竟說了些什麼？簡單地說，它是以文字和畫面交互加強的方式，唱出黃河文化－－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輓歌。它指控黃河是「世界上最暴戾、最任性的一條大河」，而黃河所孕育的文化，已經「衰落了」、「衰老了」，再也抵擋不住外來的衝擊了。
責備古人．批評今人
「河殤」指控長城「無法代表強大、進取和光榮」，相反的，它只代表著「封閉、保守、無能的防禦和怯弱的不出擊」。「河殤」指責明太祖朱元璋「把百姓牢牢綁在土地上」；遺憾明將戚繼光竟沒有想過去扶桑三島看倭寇的究竟；更慨嘆鄭和七下西洋，卻毫無經濟目的。
毫不留情地責備了古人之後，「河殤」也或明或暗地批評了今人。它描述「那顛狂的大躍進年代」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昏病」；它痛心在一九五０、六０年代，「我們鎖上了國門，蒙起眼睛來「超英趕美」，還不間斷地一次又一次大搞政治運動，……到頭來鬧得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它更明白點出：毛澤東「人多好辦事」的說法「顯然並不明智」。
「河殤」旁徵博引，由古批判至今，由太空說到地球，其實宗旨只有一個：要說明今天的中國大陸，唯有繼續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才能生存，而不致被「開除球籍」！曲曲折折、委委婉婉地說了四個鐘頭，目的就是要爭取民眾支持經濟改革、共度物價難關。
衝擊力強
但是，這部影集確實有相當大的突破「它第一次用電視這種最大眾化的媒體，總結報告了改革派在經濟與文化上的觀點，尤其關於中國傳統文代的質疑，是十年來大陸思想界熱烈辯論過的。其次，雖然它儘量做到含蓄，但它對共產黨及毛澤東幾十年來作為的否定，是明眼人很容易感受到的。
再加上它那衝擊力相當強的畫面，配合悲壯如史詩的文詞和感情豐富的旁白，觀眾一下子就被震懾住了。
在大陸，傳播媒體一向是「黨」的喉舌、政黨宣傳的工具，老百姓通常把傳播媒體發出的言論，視為「官方說法」。可是這一次，「中央電視台」怎麼會播出這麼露骨而大膽的言論呢？
出現純屬偶然
有些人往好處想，驕傲地表示「大陸現在言論開放的程度，是你們外人想像不到的」。也有小道消息指出，這個節目是鄧小平和趙紫陽撥款贊助的，作者與趙有私交……等。台灣的大陸問題研究者甚至斬釘截鐵地認為，「河殤」是「改革派」為路線鬥爭、權力鬥爭推出的一部「戰鬥片」，它鬥爭的對象就是「保守派」。
但是今年十月十八日，「河殤」總撰稿蘇曉康在北平接受「遠見」訪問時卻表示，這部影集的攝製和得以順利播出「純屬偶然」。他說，像這樣的片子，按大陸現行電視體制，本來是不可能出現的。
大約七年前，日本放送協會(NHK)與中共「中央電視台」合作相攝「大黃河」。前期攝製雙方共同進行，後期製作則分別處理。日本人製作完成並播映後，反應相當好；而「中央台」做出來的東西則「很蹩腳」。失敗的原因主要是編導人員文化素養不夠、思想太受束縛。
花了將近六年時間，耗費人力、物力無數，卻得出這樣的結果，「領導」很不滿意，於是希望就現有素材，再搞一個「黃河特集」，彌補一下。
在這樣的背景下，「領導」們對這新節目的審查尺度很寬，幾乎是放手讓夏駿、蘇曉康他們去做。不過，從審查劇本提綱時起，包括，「中央台副台長」陳漢元在內的參與者，都體會到做這個節目「要冒風險」。直接負責監製此片的陳漢元後來告訴記者說，他是雙手托著烏紗帽播「河殤」的。
觀眾要求重播
總之，在從製作到播出的過程中，「領導」們沒有提出異議。蘇曉康形容這片子「稀里糊塗就播出了」。
播出之後反應這麼強烈，也完全出乎製作小組的意料之外。他們原以為此片理論性太強，是一種精英文化，老百姓不一定能接受。誰知大家叫好之餘，還紛紛要求重播。
危機也在同時伏下。從第二集「命運」開始，播出時聞改在深夜十一點多了。大陸一般人習慣早睡，這時間對他們而言很不方便。但儘管他們一再表示反對和不解，有些人已經隱約意識到可能的原因。
一位離休女黨員寫信給電視台台長說：「據生活的感覺，此片的出台，……會遭到一批人－－有權有勢人的反對。」另外一位觀眾則致函「河殤劇作組的英傑們」說：「如果這部佳作因為觸怒了某某領導人物而遭停演的話，那麼將是一場大的悲劇，那麼我們的民族仍然是沒有希望的。」
趙紫陽公開肯定
他們的預感完全正確。中共內部已經在醞讓著一股批判「河殤」的風潮，「黨中央」傳出話來，叫報紙「不要再宣傳了」。
七月上旬，「河殤」播到第五集的時候，「廣播電影電視部長」艾知生把幾個編導人員找去，火氣十足地指責他們「給他惹麻煩」，告訴他們「現在上面很不高與」。他要求停播。
後來第六集(也就是最後一集)照原定計畫播出，是顧慮到觀眾既如此肯定「河殤」，一旦停播，可能引起民眾激憤，反而把事情鬧大。至於重播？艾知生不敢作主。
中共高幹如趙紫陽、李鵬、楊尚昆、李先念，都向「中央台」借調「河殤」錄影帶去看。據說趙紫陽看過後的評語是：「幹嘛老罵老祖宗呢？」
但是畢竟，正如陳漢元在「河殤」審查會上說的：「此片是給改革開放張本。」趙紫陽後來終於公開表態，他說：「我看河殤還是可以肯定的。」
據說就因為他這樣表過態，「河殤」才得以重播。但是在重播之前，艾知生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意見，要求蘇曉康刪改八處文字，蘇曉康一一照辦。八月十五日，「中央台」終於開始重播。
發展至此，「河殤」的災難才副開頭。重播後不久，有一天，「國家副主席」王震把「人民日報」一位主編叫去，痛罵了「河殤」整整兩小時，說它「貶低、污蔑」毛澤東，並要求「人民日報」刊出他的談話。「人民日報」請示「中宣部」，得到的指示是「不能登」。這同樣是考慮到王震的意見與普羅大眾的想法相去太遠，登出來只會引起公憤，引起更多人注意。
偏傭這八十歲的老軍頭不肯罷休。九月，他赴寧夏參加一個記念會，又要求「寧夏日報」刊出他指摘「河殤」的談話。他還說：「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蘇曉康，都應該開除國籍，送到美國去！」寧夏為之嘩然。
接著他從寧夏回到北平，列席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九月三十日，會議臨結束前，王震抓住尚餘的一點時間，點名痛罵方勵之和「河殤」。他說完後，底下一陣掌聲。不過據說，大多數人根本沒聽懂他的湖南話，鼓掌是出於禮貌。
要國民黨回來？
「河殤」的政治問題愈演愈烈，「中央台」和製作小組都深感壓力沈重。十月三日，「中宣部」開會，會中提出「清理輿論環境」，要求各報要「聽招呼，不要胡來」。中共中央主管文宣的胡啟立並且針對「河殤」，說了一句很酸的話：「「河殤」的意思，無非是說我們共產黨不行，要國民黨回來。」在場也有一些老幹部附合說「河殤」是和「中國之春」同一性質的，說製作小組「是一批民族敗類」。但是似乎沒有正式發動宣傳工具批判「河殤」。
有不少文藝界人士認為，沒有發動是因為知道此事做起來吃力不討好。老作家蕭乾便表示：「當局不敢批判蘇曉康的，因為那樣做太不得人心了。」他回憶，過去中共只要一聲號令，發動文人批判誰就是誰，「現在不行了，批誰誰紅。」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覺醒，不願再做應聲蟲。
其實，並不是所有觀眾都同意「河殤」的觀點，相當多的人雖然肯定它的社會意義，卻對它的某些說法有不同意見，並且認為這部影集尚有頗多可改進之處。
說中人們的心事
但就在大家展開熱烈討論的時候，「上面」一「打招呼」，所有的傳播媒體都避談「河殤」；王震再一出馬，原本準備與製作小組舌戰一番的知識分子都縮回了口，抽回了文章，因為「這時候我們再說話就變成幫兇了。」
錄影帶止出售，海關、民航、郵局都接到通知，一律不許傳遞、運送「河殤」。在這裡中共耍了一記花招：口頭通知，不用書面文件。合眾國際社發出電訊，指中共封鎖「河殤」，「中宣部」還否認，說是「造謠」。
一般老百姓怎麼也想不到這部電視影集的背後，還有這麼多曲折的故事。他們甚至不知道也不相信他們如此津津樂道的這部影片已經被禁：「怎麼會？八月分還重播過的！」「河殤是我們的驕傲！」他們說。
畢竟中國大陸太大了，人民的消息管道太狹窄了，「中央」不要他們知道，他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
但是，「河殤」的影響已形成，而且正像連漪般，悄悄擴散開去。很黯然，它說中了人們的心事。他們急切盼望改革開放成功的情緒，愈來愈充塞胸臆；他們對中共多年掌政的功過，也愈來愈有評價的意圖。「河殤」會帶領人們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