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流動是擋不住的，哪裡有活力，人就往哪裡跑，」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夏鑄九這樣形容兩岸四地這波人才遷徒潮。
敏感的政治關係，羈絆不了積極衝刺事業版圖的台灣企業家和專業經理人，他們馬不停蹄地穿梭在大中華經濟圈的每個城市，到處為家。
香港林麥國際集團董事長王祿誾，生長在台灣，創業在台灣，公司在香港上市，全世界到處跑的他，還抽空到北京大學進修EMBA。
高盛證券台北分公司總裁余佩佩人在台灣，先生在香港，父親在上海，中秋節三人相約在上海過節。
澳門航空總經理費鴻鈞祖籍山東，曾擔任華航香港分公司總經理，表現傑出，被延攬到澳門航空擔任總經理，家搬到澳門，頂頭老闆換成共產黨，但他在台北上EMBA。
北京生命力在「北漂一族」
對這群活躍的台灣企業家和經理人而言，整個大中華經濟圈都是他們的舞台。對這個區域的每個城市而言，如果他們無法經營出城市的優勢，人才隨時都會調頭離開。
「人才是城市競爭力的一環，」台北市長馬英九指出。經濟發展快速的城市往往會吸引許多人才主動來投靠，例如上海是目前大中華經濟圈內最大的人才吸石；企圖心強的城市也會想辦法吸引更多的人才，例如澳門開放投資移民，最低投資門檻是150萬澳門幣（約600萬台幣），但一定要大專畢業，希望進來的移民是高素質的人。「可是我們連大陸的科技人才都進不來，怎麼競爭？」馬英九歎口氣說。
「看看獵人頭公司都往大陸去發展，就知道人才往哪裡流了，」前港澳臺灣同鄉會會長王乾麟說。
大都市必然是移民城市，移民是推動都市發展的動力。二十五歲的夏楊來自湖北，十八歲就來北京工作，她說北京的生命力在「北漂一族」，北漂族是北京人稱呼外地來打工的人口。在SARS風暴期間，絕大多數的外地人都離開北京，城裡的街道突然變得很冷清，許多餐館和商店都被迫關閉，北京不再是北京。
「北京和上海的發展，是聚集全民族的活力，」長居上海的建築師登琨艷說。
台灣金融人才流向大陸
有人還笑說，上海人不是中國人。在上海，估計有五十萬台商及眷屬，有六萬日本人，還有許多香港人、海外華人，再加計其他外國人，外來人口大約一百多萬人，幾乎是台北市三分之一的人口數，他們不是已遷居上海，就是像候鳥般往返上海和故鄉，算是廣義的「上海人」。
台灣最早去大陸發展的是個人和中小企業；第二批是大企業；第三批是台籍幹部、技術人員；第四批是專業人士，最新的一批是「台創」。登琨艷表示，台創是指創意含量高的人才，例如工業設計、行銷和流行音樂，這批人是目前在大陸最有競爭力的台灣人。
在大陸的零售服務業裡，台籍幹部也是閃亮的族群。很多大陸百貨公司的高級幹部用的是台灣人，出身自台灣的家樂福、萬客隆、太平洋百貨的一批幹部，可說是大陸早期發展零售市場的種子部隊。
大陸高階管理人才嚴重不足，不少上海外商保險公司的負責人也都來自台灣，如果未來政策開放銀行赴大陸投資，國際壽險管理協會大中華區主席喬培偉預估，五年內將有更多台灣的金融人才流向大陸。
薪資差距的快速拉近，可能讓台灣在這場人才板塊挪移的變局中，更無招架之力。
現今中國大陸提供專業人才的待遇愈來愈高。王祿誾在大陸的分公司招募當地名校MBA畢業生，起薪1萬2000到1萬5000人民幣，相當於5～6萬新台幣，比台灣台大、政大畢業生待遇還高。
「中國大陸的薪資待遇未來一定會普遍趕上，甚至超越台灣，」王祿誾說。
只要舞台大人才會留下
由於台灣的國民所得一直在原地踏步，相對大陸的薪資快速上漲，高階經理人也變得進退維谷。
威盛中國區行政長徐濤十二年前到北京工作時，收入高過大陸同階級的專業經理人不只十倍；但現在，比起大陸大型外資或民營企業同樣職位，徐濤的薪水已經不算高了。「這樣變得很尷尬，回台灣去，人家覺得你很高薪，但在這裡跟人家比，卻是一天比一天差。這種情況，你還不能向老闆說，」他苦笑地搖著頭說。
離鄉背井，雖有辛酸，但只要舞台夠大，遊子還是會堅持下去。
北京豆豆廚食品公司董事長羅清屏初到北京時，對北京冬冷夏熱的氣候很不適應，也常感到孤獨，但事業蒸蒸日上，彌補了生活上的孤寂。從創業初期一個月來大陸一週，逐漸加長到每個月兩週，到現在一個月只有一週在台灣，他有心理準備，未來可能採用大陸留兩個月、台灣一個月的模式，「我已下定決心，長期留在中國發展，」他說。
徐濤認為自己在五年之內，要離開中國大陸這個舞台的可能性不大。在上海得到更大發揮空間的登琨艷更肯定地說，未來絕不會在台北終老。五十二歲的王乾麟說，1970年代很多去香港發展的台灣人，在退休時都會跑回台灣；但現在他回台灣卻發現，很多在台灣的老朋友都跑去大陸了。
說中文都可以通的大中華經濟圈，未來的移民流動將更加快速。中國大陸普遍缺少管理人才，尤其是中高階的人才，因此高級人才被挖角的情況未來還將持續；加上大陸就業機會多，專業人員的流動率很高。出身馬來西亞，曾在上海任職的保誠人壽台灣區總經理張志明表示，外商若找不到適合的大陸當地人才，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台灣人才。
喬培偉指出，因應人才外流，台灣內部需要系統化培養人才，否則未來會發生瓶頸。當出走台灣的人，都是高級人才和高端消費者時，台灣本身當然難以發展。
「台灣最大的邊緣化可能是人才的移轉，」王祿誾憂心地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