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的一生，總會小波小折；只有小部分人會遇上致命的大轉折。
8月最後一個週日午夜，TVBS新聞台閃過陳舊的新聞片，「邊緣戰爭：二戰下的台灣」幾個斗大的字抓住觀眾的眼神。
和影片一般陳舊的臉上，映著痛苦的回憶：「好幾次，我都想自殺，」「後來，一天一包菸、一瓶酒，讓日子好過些……」這位1942年登上日本軍艦開往東印度群島的老阿嬤，正如其他被連哄帶騙的慰安婦一樣，從此走上人生轉折路，在生命中烙下磨不掉的傷痛印記。
二次大戰結束了六十年，這批台籍慰安婦阿嬤隱名埋姓了一甲子。她們被扭曲的人生，正像暗藏在「鐵盒裡的青春」，別人打不開，自己也不想打開。
《鐵盒裡的青春》一書，記載了一個個慰安婦的血淚故事，故事主角之一，是一位台籍青春少女，當年以為到菲律賓去當看護，結果卻做了安慰日軍的婦人。女孩在後來美軍轟炸倉皇逃避中，剪下一束頭髮和指甲，裝進鐵盒裡，拜託隊友萬一她遇難後帶給台灣家人，因為她不要淪落為海外的孤魂野鬼。
同一個週日出版的《時代雜誌》（TIME）歐洲版上，則刊載著另一批婦女在面臨人生轉折時的回應。
和前面這些不識字又困窮的亞洲女性不同的是，她們都是二次大戰後才出生的歐美婦女。
這群嬰兒潮女性，多半受過高等教育、收入不薄，也歷經多重角色的磨鍊。她們在太平盛世裡從牙牙學語，到念書、工作，如今正面臨年齡上的轉折危機。
文章的前言，作者提出了一連串問題：這些女性是去拉皮以保青春？是離群索居去享受人生？還是嗑藥自我麻醉？
答案都不是，她們進入「中年危機」後，更樂觀而自信。
根據統計，她們運動的頻率比同齡男性高；她們再進修的意願也強過男性伙伴。她們比想像中快樂，而且開始去追逐自己的夢想──創業、助人。
「我們走到一個『該輪到我自己做主』的階段，」是她們共同的心聲。
於是，五十三歲，居住美國俄勒岡州的蘇‧施洛博格，在四十七歲面臨離婚和父親過世的轉捩點上，決定開始寫作，把自己走過的人生危機，與婦女分享；五十二歲的珍妮佛‧萊特，原來是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副教授，在四十六歲一次與兒子自助旅行中，決定放棄教職，改做紐西蘭的導遊，專門帶領中年婦女旅行。四十六歲原是藥廠銷售員的艾比‧華特，在四十歲離婚時身心疲憊，決定轉個大彎，後來她成功地創辦女性啤酒品牌。
兩個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女性，前者至今討不回日本政府的道歉和尊嚴；後者卻能自在自主地過快樂生活。這是一個諷刺？還是一種病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