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變革的潮流中，有兩個動向對中國(編按：本文提到的「中國」均指中國大陸或中共政權)影響最大。一是蘇聯和東歐的改革，尤其蘇聯的改革影響更大；另外就是台灣現代化的發展。
中蘇改革的比較研究，正引起全世界很大的興趣與關注。去年我到蘇聯做了十幾天的考察訪問，很明顯的感受到，蘇聯和中國一樣，再也不關起門來自吹自擂了。
記得在五０年代中蘇蜜月期時，蘇聯是很喜歡自吹自擂的國家，什麼都是蘇聯第一。但是今天，蘇聯已開始注意到自己體制上的極大弊端，尤其是勞動力低落、社會缺乏活力。雖然在國防軍事及重工業上能與美國抗衡，但從總體而言，蘇聯自己承認，它不過是「最不發達的發達國家」，或「最發達的不發達國家」。也就是已開始對自己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並且開始揭露弊端。
蘇聯的反省
同時，蘇聯也開始感受到新技術革命對它的衝擊。五０年代，蘇聯對自然科學作過大批判，中國也捲進那場風暴。蘇聯科學界的許多菁英，受到無情批鬥，使它至今在很多高科技領域，呈現全面落後。因此蘇聯科學家現在反省這段歷史時，特別痛恨過去政治對科學粗暴的干涉。
此外，我感覺蘇聯有很大變化的，就是一大批富有改革進取精神的政治家，走上了更為主導的地位。尤其戈巴契大改革的推動與興起，一上台對內大刀闊斧，同時對外改善與中、美關係；在政治與新聞改革方面，也連連出招，並且出的都是大招，譬如對於許多歷史上受迫害人物的平反，就對中國產生很大震撼。
如布哈林，原先他們認為是個壞蛋，現竟搖身一變，成了「傑出的理論家」、「列寧的親密戰友」、「性格內向的知識分子」。赫魯雪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秘密報告，也被中國好幾個刊物全文轉載，引起不小衝擊。
此外，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蘇聯的公開信運動、新聞改革、加速政治新舊人物的交替、起用一大批具國際眼光與戰略眼光的知識分子作為智囊，以及大刀闊斧的撤換反對改革的幹部。這些對中國都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中」蘇問題同出一源
我認為，中蘇兩國的改革推動者，都意識到改革是一個全方位的社會系統工程，不但要進行經濟改革，還要擴及政治、觀念、文化與意識型態的改革。蘇聯的理論界因此強調：不能將馬克思、列寧的每一句話都奉為教條。
中、蘇的領導人同時在探討各種改革的相互關係，雙方改革當然也遇到很大的困難與阻力，在某一程度上，蘇聯改革所遭到保守勢力的阻礙，甚至比中國更嚴重。而我的觀察也發現，中、蘇改革引發的許多問題，都同出一源，許多地方可以相互借鏡。最近蘇聯「真理報」總編輯訪問中國時就表示：「新聞改革蘇聯比中國好，經濟改革中國比蘇聯好。」雙方可以相互補充。
在世界變革潮流中，影響中國的第二個動向，就是台灣近幾年的發展。
尤其去年年底台北開放大陸探親，十餘萬台胞前赴大陸，引起很大風潮。海峽兩岸民眾接觸與合作的願望，使兩方政府都窮於應付、手忙腳亂，政策的制訂趕不上實際的發展。
我認為兩岸經濟的合作有「壓倒一切的魅力」，因此雙方都有三個互相無法取代的有利因素：
就大陸來說，首先就是市場。有十一億人的購買力，這是任何一個企業家都會為之神往的。其次是資源，如原油、木材、煤等資源，很吸引台灣商人。
大陸第三個有利因素，就是相對廉價的勞工。目前大陸一個勞工成本只有台灣的十至十五分之一。這種差距，使(台灣)大批勞工密集產業的轉移(大陸)，成為必然的趨勢。
台灣三個有利條件
另一方面，台灣也有三個有利條件，大陸應該清楚明白在短期內是無法獲得的。
第一就是台灣的豐富資金－－八百億(編按：最高曾達七百六十億左右)美元的外匯儲備。大陸應清楚認識本身投資環境改善的絕對必要性，不要認為大陸是國際投資的最好地點，要認清國際流動資金的競爭性。
其次就是台灣的人才。要清楚認識台灣比大陸開放早得多，尤其對美國的開放，去年，大陸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只有一百九十多人，但台灣卻有八百四十餘人。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留學政策應更加開放，將視野放遠，愛國的概念要更寬廣，不要那麼狹隘。
第三是台灣在國際貿易上的經驗。台灣從事對外貿易已幾十年，大陸不過幾年，只能算是嬰兒，向台灣借鏡是十分必要的。
對中國改革開放具有影響的第二個世界潮流(或特徵)，就是經濟支配力的作用愈來愈大。大陸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經濟力與經濟的支配已成為民眾最關切的問題。我們可明白看到，當前大陸的經濟改革，仍將是改革的主流。有人問：大陸的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是不行的，甚至應將經濟改革停頓，先作政治改革。我認為這是不現實的。大陸最主導的改革還是經濟改革。我們應該明白：經濟基礎擴大後，政治改革才有其可行性。
第三個世界潮流是信息時代與高科技時代的來臨。這對整個社會、科技、教育、人才的觀念產生根本變化，同時也正在對中國產生深刻影響。如北京興起了電腦街，也有所謂高科技園區的設置。
產業與就業結構轉變
第四是全世界都在發生結構性的急遽調整。中國也已強烈感受到這股波潮；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調整。美國現代化的過程，就是農民變工人、藍領變白領，中國也在逐步跟進，並要助長這種產業與就業結構的轉變。
就業結構的調整，就會牽涉到整個知識、人才與人的能力結構的調整。因此中國的教育改革就面臨著巨大問題，不能總是培養性格內向的書生型人才，要注意能力的培養。
第五、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日益增強。中國特別需要一批有國際眼光、並且能從事全球性思考與操作的人才。
我今年多次訪問海南島與廣州，感到南方的企業家的眼光正在放向世界。這是令人欣喜的。但在放眼世界時，一系列的觀念與作法都須改變。
海峽兩岸大學此較
除企業外，中國的科技、教育，也應走向國際。最近大陸將三十所大學(包括台灣)的國際學術地位作一評鑑，標準是發表在國際知名刊物的論文數目。第一名是北京大學、第二名是台灣大學、第三是台灣清華大學、第四是中國科技大學、第五是南京大學、第六是復旦大學、第七是台灣成功大學、第八是台灣交通大學……。
我們明顯感受到，大陸大學規模較台灣的大，但發表在國際學術刊物的論文篇數，相對於教師人數，比例卻小得多。也就是說，大陸參與國際交流的學者人數要比台灣要少。這些都是應該深刻反省與改進的。
在上述國際潮流的背景下，中國思想界的一批知識分子菁英，對中國的落後作了更深一層的反思，這種反思經歷四個階段：
首先是對資本主義文明感到震撼。歐美的摩天大樓、高速公路，告訴中國知識分子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在硬件方面落後太大。文革以前，中國還夜郎自大，誇耀自己在勞保等社會福利方面的成就，但現在大陸已沒有爭議地承認硬件的不如人。
反思進人第二個階段，中國知識分子感覺到：中國人並不懶、也不笨，為什麼樣樣輸人？英國一位科學家在談到中國諾貝爾獎得主時說：「中國的天才在世界各國開花，唯獨在中國本土不開花。」我們因此意識到：這是中國管理體制的落後，也就是軟件的落後，而這種落後更應引起人們的注意。
對管理體制落後的反省，百先承認經濟體制的不如人，接著是教育體制、科技體制，「十三大」後甚至認為政治體制也有弊端，也需改革，而遠種自覺將逐漸擴升，形成一種共識：中國需要一個全方位的現代化。
拋不開傳統
再下一層次的反思，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軟件落後的核心，是人的落後 人的素質的落後。造包括知識分子本身、幹部、公務員、職工……整體素質的低落。原先我們自認中國工人的素質世界第一，但與其他國家相比，顯然不是如此，現在外人進入中國投資，很大一個問題就是工人素質問題。
更深一層，在人的落後中，要探討心理結構的落後。造種心理結構受到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文明的影響，可稱為傳統文化的「負面澱積」。
一九七一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一項國際會議中，智利知識界的領袖班迪博士指出，落後與不發達不僅是勾勒出社會經濟圖畫的統計指數，同時也是一種心理狀態。
這種落後與不發達的心理狀態是：創造衝動比較微弱、容易滿足、缺乏突破陳舊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想像與行為、凡事總要以古人、聖人或傳統的尺度來衡量判斷，一旦由一傳統不符，便加以反對或詆毀。
落後心理三角形
對中華民族落後的心理問題，我想作進一步討論。最近，我和一些朋友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歸納出「中華民族落後心理三角形」這個初步緒論。這個三角形的第一個邊是「妄自尊大」，總以自己為中心來看世界，也總以為世界是以我們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妄自尊大」的心理反映在今天。就是一
三角形的第二個邊就是「妄自菲薄」。大陸在文革後歷經清末以來第二次開放，同樣受到外人「船堅砲利」的衝擊，但這一次的「船堅砲利」是皇冠轎車、東芝冰箱、新力彩電。但結果與清末的開放一樣；從原來的「妄自尊大」一變而為「妄自菲薄」。這種妄自菲薄心理目前在大陸非常嚴重。
三角形的第三個邊是「忌賢妒能」。中國人不能「冒尖」，否則就「槍打出頭鳥」，要講求「中庸中道」、「取法乎中」，這種「東方式的忌妒」，不知扼殺、壓抑、埋沒了多少人才。
西方人強調公平競爭，尊重強者，尊重別人的美好。中國人則不如此，看到別人比自己行，就在陰暗角落算計，搞運動、整檔案、扣帽子。現在雖然多次宣稱不再搞運動，文化小革命卻未曾斷過，還是很容易扣帽子。前年年底就有人想大動干戈，開出一長串黑名單，企圖大搞一場運動，還是中國領導人及時制止了這種行為，中國才能發展到今天。
改革開放不可逆轉
接下來我想談一下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態勢，首先討論改革開放不可逆轉性的初步建立。
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入不可逆轉的態勢，雖然海外對中國目前的改革，採取悲觀與失望的態度較多，但我認為，應注意到近幾年大陸經濟結構與經濟人結構產生的深刻變化。有下列四個根據：
一、農村改革的成功。有相當多的農民在農村改革中獲益。農民成為大陸少有的「有屋階級」；沿海省分如廣東、江蘇、浙江等在經濟上尤有顯著改善，因此有人稱，中國改革需要「第二次的農村包圍城市」，改革的浪潮將從農村捲向城市，事實上，大陸改革也在朝此推進。
經濟的北伐
二、沿海地區、尤其是南方經濟的「搞活」。最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經濟的崛起。原先廣東在中國經濟上是無足輕重的，但去年廣東外貿總額已首次超過上海。以廣東為主的南方沿海省分，已成為中國新企業家的搖籃。他們曾發出豪語：「中國的希望在第二次偉大的北伐－－經濟的北伐。」
三、一個開放與耗散(dissipiation)結構社會的初步形成。「耗散」就社會學的角度解釋，就是與外界有愈來愈多的人、思想、文化信息與物資的雙邊交換。這種交換幅度愈大，活力就愈大，抵禦危機的力量也就愈強，
我同時認為，中國大陸未來的改革與進步，將愈來愈與台灣、香港以及所有海外中國人的輿論及反應緊密相連，北京任何一個作為與政策變化，也將愈受國際反饋的影響，這對中國開放政策適足形成一種「制衡」，使北京不可能再重蹈文革覆轍，關起門來自行其是。
四、近年來具有現代品格的企業家、實業家、組織家以及逐漸興起的科學家、政治家、教育家的出現。其中尤以企業家的崛起與地位的上升最受矚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