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的專欄撰述索羅斯基（David Surowiecki）憑著淵博的知識、各類行為科學的研究，在《群眾的智慧》（楊玉齡譯，遠流出版）這本書中，成功地說服人們打破一些根深柢固的想法──對群眾的貶抑與不信任、對精英的迷信與崇拜。但真正的問題是在這本書之後。
群眾能否智慧地認知問題、解決問題，實是爭論已久的話題。二十一世紀的主流價值──民主政治、市場經濟都建立在對群眾的信任上，但人們從未真正相信人民，尤以各領域的精英為最。今日將民主、市場列為主流，只因為兩百年殘酷的人類實驗證明：民主、市場缺失雖多，卻是目前唯一可操作，且弊端最少的制度。
因此，一方面貶抑群眾，一方面緊握群眾決定一切的制度，矛盾地存在當代。
從根本問題開始
索羅斯基明顯透露他對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的崇拜，因此，他從挑戰人們對群眾智慧的根本問題著手，企圖鞏固人們對民主與市場的信任。
從重新認知群眾能發揮的智慧與解決能力來看，索羅斯基是成功的；但當索羅斯基仔細闡述在什麼條件下，群眾可以比任何聰明的專家更聰明時，智慧的讀者們應該可以不斷反思。反向來看，索羅斯基也在書中以各種心理、行為實驗證明，當失去這些特定條件，經過討論後的群眾，不但不會達成中庸的結論，反而會比極端更極端。
換句話說，我們有機會妥為運用群眾的智慧，讓團體的表現比聰明更聰明；也可能因為偏差的執著，而犯下不可思議的極端錯誤。
專家不一定是全能
書中引用經濟學家崔思（W.G. Chase）的話來評論所謂的專家：「他們狹窄得嚇人。」這不只是專家的問題，其實也是每個人的根本問題。只是我們常以為在某個領域表現傑出的人，其智慧也可以移轉到各個領域，而產生「專家是無所不能」的迷思。
因此，偏差是任何人都無法避免的思惟盲點，專家也不例外，而愈多樣的資訊與思考面向是消除偏差最好的方法，這是集合群眾後能發揮智慧的最主要原因，消除盲點的多樣讓群眾的平均不是平庸，相反地，聰明極了。
但少了獨立判斷能力的群眾卻可能因盲從，不但無法消除偏差，反而助長了偏差。
為何悲劇難防？
書中檢討太空總署哥倫比亞號太空梭任務管理小組為何無法預先防範悲劇，這真是精英集體犯錯的典型案例；小組成員不夠多元化且官僚體系的官大學問大，讓小組領導人致命錯誤不但無法被修正反而被強化。將這套錯誤模式換些人名與場景，每天都在不同的組織中上演。索羅斯基並為這套錯誤模式做了最好的診斷與解決建議。
如果對照二十世紀末最為美國崇拜的執行長──奇異前總裁威爾許（Jack Welch）曾在奇異所做的變革，索羅斯基這套改進精英小團體集體偏差的構想，早在二十世紀末就已有了實證的案例，當然那時威爾許顯然並不知道發揮群眾智慧決策的條件。
威爾許曾在自傳中自述如何打破部門隔閡，以小組方式解決問題；其過程正符合索羅斯基形容的建立一個多樣、獨立與分權的智慧團體。
趨勢科技公司董事長張明正也曾形容該公司全球經理人開會的過程，來自不同國家、部門的經理人在一定時間內充分討論，沒有引導，只有各種資訊與各部門立場的充分發言。曾實際參與這類多樣、獨立與分權的智慧小團體運作過程者，對書中的內容必能有一番特別的體會。
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易被操弄
這部分的內容對企業運作應有相當的啟發。現代企業管理講究民主，但落實到操作面時，往往因信任與分責的因素，將決策權集中在執行長一人身上。
這種情形仍屬企業界的多數，企業的興衰因而充滿隨機性；一個團體可能因一人偶爾的英明而盛起，也會因一人的不可取代而註定敗亡。因為，不可取代的個人也意謂：偏差不可被彌補。
如果將這些案例放大到市場與民主制度，我對索羅斯基在最後兩章的樂觀不免持疑。市場經濟的起落，常以戲劇化的方式，凸顯群眾的集體極端而非智慧，民主政治雖然是目前為止最好的制度，二十世紀初歐洲曾出現的全國性集體偏激，殷鑑也不遠。
只要有心的操弄，市場經濟的教訓與民主政治曾出現的極端悲劇都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現今的環境更是令人憂心。這其中媒體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媒體無法多樣化，群眾的思惟最終很容易失去獨立性而從眾地失去多樣化。這樣的群眾，不但無法發揮智慧，反而容易集體犯錯。
只要想想1990年代末期，美國媒體一味吹捧所謂的「新經濟」，嘲笑學者與葛林斯潘提出的「非理性繁榮」警告，因而吹出二十世紀末最大的泡沫，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認知群眾而不盲目擁抱，這是群眾發揮智慧最重要的基礎吧。（本文作者為News98新聞台「財經起床號」節目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