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破冰，唯誠與信
Q：陳總統在元旦講話中所提到籌組「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你怎麼看？
A：實際上，可行度非常小。我們必須瞭解到，與對岸進行談判，有三點必須要先考量。第一，是否接受一個中國。這個一個中國，不必然是他們所謂的一個中國，也可以是我們的一個中國。例如1992年所達成的「Agree to Disagree」，就是各自表述。第二，我們必須要顯示我們的誠意，例如立即召開「國統會」。然而，「國統會」已經塵封四年半了，預算也被大幅刪減到新台幣30元。第三，就是以往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主張，不要再出現，這些主張，沒有什麼可能性。有可能性的主張，大家還可以坐下來談，沒有可能性的主張，就沒什麼好談的了。
Q：有人認為，日本現在也捲入兩岸間的事情去了，你怎麼看？
A：現在在兩岸之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個拉丁文「State Quo」，也就是「維持現狀」，我們這些專業外交人員，一輩子所做的訓練，就是讓現狀不要被打破。有邦交，就想盡辦法要維持。有了「台灣關係法」，雖然不滿意，但不敢去碰。有軍售，就想辦法去買好的東西，其他不敢多想。
你們可以批評我們職業官僚太過保守，非常故步自封，但這個「維持現狀」的方式，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這是一種「不管府，不管院」的方式，因為府院的態度有時是不一致的，府裡的重要幕僚是一套人，院裡則又是另一套人。
但現在，若要求得府院間的公約數，唯一的共同點就是要「打破現狀」，認為現狀是對台灣人民最有壓迫的，最不利的，所以一定要打破。而現在要打破現狀，找美國已經沒有希望了，找日本才是最實際的。可是我們要考慮到，日本有這個能耐嗎？現在政府的戰略構想，就是要先把日本拉到我們這一邊來。例如陳先生搶著要告訴日本，大陸的潛水艇有針對日本的意思。這些動作的目的，就是要拉攏日本。
Q：你以前說過：「大陸政策的位階，高於外交政策，」時至今日，你是否仍維持原來的看法呢？
A：在我國今天的憲法增修條文開宗明義就說，在國家統一之前，在自由地區是依照這份增修條文來行事。所以憲法中，是有把「國家統一」的預設列入的。我國由立法院通過國家統一綱領，總統府內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所以大陸政策是以國家統一為根本。這個東西只要不改變，就是我們的神主牌位，人民可以安居樂業，國家可以發展。沒有任何東西比得過它，若把它推翻了，那就會是生靈塗炭的了。
兩岸一定要談
外交也是國家為人民服務的一個項目，為的是要使人民生活更好，使老百姓的口袋裡能有充足的鈔票。我在擔任外交部長時提出「大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的說法，是我慎思熟慮後說出來的。我在實際運作上，也一直秉持著這個原則，但在方法上，則是當時的最高機密，就是委託學校做研究，也就是「中華民國重返國際組織之研究」，我請東吳大學的章孝慈與程家瑞教授等人，來做這個專案研究。
他們與大陸辦了幾次的學術會議，成績很不錯，直到1994年，大陸方面也很重視，有很多重要人士參加。隔年7月是辜汪會談，原本預計要談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我當時十分高興，所以我向辜老做了非常詳細的簡報。不幸的是，1995年，登輝先生執意訪問康乃爾大學，我向他報告，這樣會對外交關係、兩岸關係有很大的傷害，我寫了一個很長的備忘錄給他，希望他不要去，但他還是前往美國，或許因為他有更重要的考量，我並不清楚。我在備忘錄裡提到的負面影響，很不幸，有很多都在隨後實際發生了，其中一項，就是辜汪會談的取消。所以我們重返國際組織的進程，難以順利推動。
實際上，重返國際組織不是不可能，兩岸休兵也不是不可能。大陸其實也不喜歡天天跟我們吵架，天天給外國錢。民進黨政府要清楚，兩岸一定要談，但要談就一定要先進行「一中各表」，要把國家統一的路子做出來。不要老是說「我們是台灣人，他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一邊一國』」，那麼，想要發展外交，想要重返國際組織，就成為鏡花水月，永遠也難以達成。
Q：從現在到陳總統任期屆滿，還有三年多的時間，你認為最好與最壞，各有哪些可能性，尤其是在兩岸關係上。
A：未來的三年多，如果陳總統可以依照我們剛剛談過的方式，那兩岸應該會是不錯的。頭一個是兩岸休兵，進入「談」的境界。這一握手，各種投資都可以進來，經濟就可以有好的表現。外交上，或許可以藉由「觀察員」等身分進入國際組織，或是由中共幫我們進入國際組織擔任會員。這些不是沒有可能的，兩岸之間各種可能性都有。
但要這些「可能」真的實現，除了我剛剛提到的幾個重點需要注意外，有一點，是在我們現在的政府官員身上都還沒有看到的，那就是「誠與信」。做一個領導者，一定要有誠有信，有了誠信，也可以化解當前政黨衝突的危機。當然，這件事並不容易，但若能先在兩岸關係上取得一個有力的進展，則要與泛藍坐下來談，是可以事半功倍的。
而最壞的情況，則是因為執政黨現在在立法院沒有過半，為了尋求過半的力量，他在國民黨挖一點人，親民黨挖一點人，只要多十二個人就可以過半，這並不很困難，我相信他是在做這個方向。等到他能過半，所有的石頭都搬走了，他就可以為所欲為，我會用四個字來形容：「生靈塗炭」，其他就不談了。
Q：有人認為美國對陳總統的影響很大，他可能認為，倚賴美國會增加台灣的安全度。你怎麼看？
A：這是沒有依據的事。他是被美國害了。2000年，他剛選上總統時，美國對他的表現too nice，他也覺得很奇怪，美國為何對他這麼友善？理由很簡單：你是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所以當然會比較友善。也因此，陳先生給慣壞了。他會想，有什麼關係，到時候派邱義仁、派蔡英文去撒撒嬌，也就可以了。
Q：你看中美斷交二十多年來，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發展，你認為我們在外交上是否還有可以努力的空間與希望？
A：外交，是一個必須要想辦法協調雙方的工作。中美雙方，一直以來存在許多的矛盾，例如匯率、貿易等，但是外交就是要化解這些矛盾，我們必須要充分瞭解雙方的利益，想辦法在顧全你的利益時，也能顧及到我的需求。一個好的外交官，就是對雙方的情況都能了然於心，所以在與對方談判的時候，可以先幫對方設想，而我們所需求的，是我們在民主開放的情況下，不要把我的面子給撕裂開來，不然我沒辦法應付我的媒體與民意代表。這樣一來，人家就能體諒。
中美斷交，衝擊最大
Q：在你的外交歷程中，哪一件事情對你的衝擊最大？
A：我想應該是中美斷交。中美斷交讓政府受到非常大的批判，認為政府失職。當然，我要負最大的責任，因為我是主管外交事務的負責人。但就我個人來說，我是盡了最大的力量，只要有相關人物來台，我總是盡心盡力去招待他們。基本上，很多戰略的觀察與改變我也都看得到，但是因為「人沒死，不可以訂棺材」，因此，雖然不斷有風聲傳出，認為美國與我的關係有可能生變，但身為一個外交官，若他們沒有正式告知，我們不可能主動反應。
例如在1978年下半年的時候，風聲很緊，但當時美國國會9月剛通過的案子裡，完全沒有提到與斷交相關的事情。在美國，建交不歸國會管，但若要斷交，一定要有國會通過。所以我上司認為美國不會這麼做。這樣一來，也使國人對於斷交一事完全沒有準備。再加上當時台灣的經濟情況並不好，與美國斷交對當時的社會人心帶來很大的打擊。
在經國先生方面，則是心裡已有了準備。在事情發生之前，有一回經國先生曾經問我，他桌上一封信裡頭寫的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而經國先生就一副了然於心的樣子，信封打開一看，果然就是關於中美關係生變的電報。對於這位老長官，我是又敬佩又懷念。
而現在來看，若事情從頭再來一回，可能還是這樣比較好，因為兩害相權取其輕。當時因為台灣對於美國斷交的事情幾乎沒有準備，也讓美國對台灣有所愧疚，在之後對台灣的態度上，仍是維持十分友善的情況，在台灣關係法上，對台灣也比較有利。
Q：現在的中美關係，依你認為應該要如何做，才可能有所改善？
A：兩國之間，要把關係建立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互信。例如在1982年時，我擔任駐美大使，為了取得對方的信任，我將各種行程都先行知會對方，不論是《時代》雜誌的採訪、CBS的訪問，或是六十分鐘的節目錄影，我都會事先知會，沒任何隱瞞，也徵詢對方的意見，若他們不希望，那我就取消。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我處處受制於人，但實際上，幾次下來，我得到他們的信任，之後的事務運作也能更為順利。所以，在外交這一項裡，沒什麼過不了的關，只有自己的心理關過不了。
沒沒無聞，外交成事的法門
Q：我們的外交開展，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嗎？我們是否有必要為了維持「黑、小、窮」國家的邦交，而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A：我在1983年時，就提議希望爭取成為東南亞國協（ASEAN）的觀察員。因為以台灣的地理位置和經濟地位，很適合做為東南亞與東北亞之間的聯繫。但是，我在東南亞時所進行的各種互動，在我之後，就沒有人繼續做下去了。外交工作，應該是要鍥而不捨地運作，長期累積，才能達到效果。另外，外交工作也必須要用鴨子划水的方式來進行，沒沒無聞是外交工作能夠成事的不二法門，許多外交工作若提早曝光，那就失去繼續運作的可能了。
而我國的外交處境，是否可以繼續擴展，在我看來必須把握三個主要的原則：第一，不要花大錢；第二，不與獨裁國家建交，而與民主國家交往；第三，要與中型國家建交，而非迷你國。
依循這三個原則，才能讓我國的外交真正有改善與運作的空間。我自己是秉持著這三個原則來進行外交工作，所以在我任內，建立起與塞內加爾的邦交；黑、小、窮的國家，大家都不喜歡，我們也就儘量不去碰這一塊。但在我後任，就逐漸地打破了我所立下的原則，雖然得到了中非共和國的邦交，卻同時也失去了三個邦交國。
中共曾說：「你搶我的小朋友，我拿你的大朋友。」所以若要以硬碰硬的方式激起兩岸間的外交競爭，這實際上是不智的動作。
游前院長就曾經問過我，要幾個邦交國才合適，才能得到國際的認可。這個問題主要要看兩點，第一，我國的人民需要有幾個邦交國才會安心？第二，如果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是否表示這個國家就不存在？
國人常常被媒體洗腦，認為外交工作就一定是金錢外交，凱子外交。但我國的外交支出，通常只占總預算的1％～2％，這能算是凱子外交嗎？若把眼光放到國際上，許多國家的援外金額，遠比我們的外交支出還要高許多。
當然，在國際上，邦交關係仍是有必要的；但說實話，就算缺乏邦交關係，國家的一般生存仍然可以正常運作。
在外交工作上，人脈的經營是很重要的。而要建立人脈，首先就要交朋友。在我來說，每個朋友來，我都是酒好肉好地招待，這是一種必要的方式，在杯盤間建立情誼。
而就一個國家而言，最重要的兩件事，一個是國防，一個是外交。國防，主要是備而不用；但外交，就是沒有兵戎相見的前線衝鋒員。所以外交工作是人的戰爭，武器就是人，怎樣把人培養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常任文官，因為政務官來來去去，常任文官則是長期存在，對現況的瞭解最清楚，所以對常任文官必須更為重視，才能將外交工作做好。
凱子軍購，令人心痛
Q：你多年來處理台美之間的外交關係，也曾參與過以往的軍售議題，你怎麼看今天的6108案？
A：我看得是感慨萬千。早年我們是想而不得，尤其是1969年至1972年間，幾乎是見了美國人來，就希望能向他們購買F4戰機。我替總統翻譯，都覺得心痛，看到一個年長我四十八歲的長者，為了國家安全，這樣用心用力地向美國要求，真的很心痛。所以我以後在這方面，也是秉持著老人家的心願，盡我所能地為國家爭取所需要的軍備。
讓我心痛的，是1990年的時候，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好的軍品，但在購買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些事，使事情的發展並不順利，這是需要檢討的事。
由於1990年代的軍購發生弊病，使現在的軍購就常常被人「戴帽子」。所以，行政部門特別是國防部，應該先向立法院取得授權，說明我們想要購買的軍品種類與數量，之後再跟對方談價錢。等到價錢談到合理的價位，再請求立法院付款。不能拿「虛」的，充過水的價格來向立法院申請。萬一立法院把6108億元都給了你，你是否還能跟對方繼續交涉合理的價格？而且預算一旦通過，你要如何削價？只好讓對方真的把6108億元都拿走，這才真正叫做「凱子軍購」。
Q：在世界上，大家都能認同我們的是我們的民主政治，你看台灣這幾年的民主政治發展，有什麼想法與建議？
A：第一個，就是內閣制的想法，這是我在監察院這幾年來所得到的心得。第二個，我必須要說的，是我對國父的由衷佩服，不是因為我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身為一個讀書人，我也佩服他。若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拿出來讀，除了節制資本是受到當時中國普遍貧窮的影響，以及現在世界風氣的改變，可能比較不適合之外，其他的部分，時至今日，仍是非常正確的。
尤其是監察權，這是超越行政與立法兩個部門的。因為行政與立法是政治的鬥爭與角力，而監察權是站局外，不介入這些政治的鬥爭與角力。這些年來我就是秉持著這個原則做事，我從不參與政治紛爭，我也要求所有同事，不介入政治。對於所有的行政部門，我們是一個外控的機制，在防止其部門變壞。監察院又配了一個審計部，在全省各地有審計室，中央也有一個很大的單位，審計部每個月查帳，就是為了找出機關內不忠、不法的行為。
跛足監察權，官箴難彰顯
但另一方面，我這六年來，有非常大的失落感。今天早上，有個監察委員，是我心目中第三屆裡最優秀、查案最認真的監察委員，他拿著週刊到我辦公室，告訴我，在週刊裡，他這幾年所查訪的案件數是空白的。我安慰他，空白的原因，是因為你這幾年都沒有跟媒體講話，所以會是空白。其他有些人因為跟媒體互動頻繁，所以辦什麼案子媒體都一清二楚。
我覺得，這是監察院這幾年來最大的悲哀。我們所有的調查案、糾正案、彈劾案，全部上網公布，但是媒體沒有興趣。所以才會有媒體不熟悉的委員，其查案紀錄是空白，儘管他是績效最高，查案最好的委員。
儘管如此，我們的監察制度與監察權本身，仍有它的價值，不應該因為外在環境的問題就否定監察權。
（萬敏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