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和台北市長馬英九都曾經提到，在新竹中學和在建國中學所受的教育，對於他們日後發展影響深遠。
高中階段是人身心成熟的關鍵時期，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認為，在這個階段把優秀學生集中教育，利用同儕的競爭壓力，可以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教育成效，對國家社會有利。
洪蘭曾於1986年到安徽科技大學教「少年先修班」，這一百名學生是從大陸一百萬名高中生中選出的，程度非常好，「幾乎是一點就通，」他們大學畢業後，幾乎都出國深造，成為大陸科技發展的接班人。
相形之下，隨著民主化，台灣高中教育的政策重心也由過去的精英化轉向均質化，現在的國中畢業生想繼續升學，百分之百有學校可以念。
建國中學校長吳武雄直指，十年教改，大家重視多元入學管道，忽略精英教育其實也是多元教育的一環。
曾經草擬北市資優教育白皮書的吳武雄質疑，「教育主管單位有多少經費是用在高中社區化上？又有多少是用在資優教育上？」
以教育部2004年度的預算編列為例，「推動綜合高中和高中職社區化」經費達4億2727.2萬元，而「加強推展資優教育」經費2053.2萬元，連個零頭都不到。
教育主管機關為推動高中社區化，對於被納入專案補助的學校一年約有100萬到200萬元的補助，甚至有時候還提供就近入學的學生一年1萬元的高額獎助金。
成立只有十五年、北市社區化高中重點學校松山高中，近年來的錄取分數排名一直坐四望三，就是因為擁有令人稱羨的軟硬體設施。例如，松高有將近四十間的專科教室，足敷學生所有實驗課所需，活動中心有溫水游泳池，而且全校老師平均年齡只有四十多歲。
反觀空有「明星高中」之名，剛慶祝完一百零六周年校慶的建中，至今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只有十一間。
明星學校消失中
對於精英教育被忽視的質疑，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長李然堯回應說，追求卓越和機會均等是各國教育普遍面臨的兩難問題。不過，根據歷次的意見調查，台灣目前主流意見主張教育均等，反對增加對精英學校的補助。
事實上，大陸偏重精英教育也已經產生了副作用。
李然堯表示，中國的大學花得起大錢請諾貝爾獎得主給學生上課，但是許多小學卻是窮得必須在茅草屋裡上課；中國義務教育號稱九年，但許多地方政府實際提供的教育年限不到五年。
除了政策的轉向，聯考的廢除、系統銜接的不足，都是台灣精英教育弱化的關鍵。
過去高中聯考滿分七百分，現在基測滿分三百分，每一分所涵蓋的學科程度比以前廣泛，學生應考時可能一個不小心，就與建中等第一志願學校擦身而過。松山高中校長林石得笑說，基測造成校際分數線模糊，松高因此「撿到幾個建中生」。
但即使能夠進入建中、北一女，這些明星學校一樣沒有針對精英的特殊教育方法。
外國的高中生一學期只上五、六門學科，台灣高中生要上十五、十六科；外國高中生下午三點半放學，台灣高中生是朝八晚五；外國高中選修課琳瑯滿目，台灣高中必修課五花八門。
吳武雄說，台灣高中生要做的日常功課，建中一樣也不能少。有位奧林匹亞數理競賽金牌得主，而且已獲台大電機系入學允許的建中同學，「照樣要到校上課，即使（來學校）是睡覺，他也要到學校睡覺，」吳武雄無奈地表示。
美國資優教育則有一整套系統，只要通過鑑定，隨時可以跳級升學，因此，才有十二歲念大學的例子。
大陸的重點高中如北大附設中學、清華大學附設中學等，資優班學生高三就可以到大學修課，高中課程兩年就可以修完，比台灣還要靈活。
對於台灣高中精英教育的爭論，美國的反省歷程非常值得參考。
美國人道主義者曼恩（Horace Mann）曾說過：公立學校是「全面的平等促進者」，「是機會的台階」。
受到曼恩的影響，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就致力讓所有人能進公立高中，以縮小一般人與私校精英分子間的差距。
美國青少年高中畢業的比例由二十世紀初的6.4％，上升到1930年的25％，1950年更突破90％，比台灣早了將近半個世紀。但是在高中教育普及的同時，美國也發現高中生程度在下降，1950年代，十個美國高中生裡有四人拿不到文憑。
反精英危及美國安全
冷戰時期，採精英教育的蘇聯對採普及教育的美國，將產生國安威脅的顧慮，在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後引爆。美國輿論認為，美蘇之間有腦溝（brain gap），聯邦政府在「危機中的國家」報告裡，大肆抨擊了盛行已久的均等教育制度。報告指出，「如果一個不友善的外國勢力，試圖在美國施行水準不高的教育制度，我們大可視為戰爭行為。」
當時，美國的高中都是學區制的綜合高中，但自1970年代開始，各州的大都市地區普遍出現具有學校特色及允許跨學區就讀的「磁性學校」（magnet school），台灣移民最熟知的加州維尼中學就在這個時期成立。
在磁性學校的課程，除了讀、寫、算，還有特殊專長學科，如音樂、戲劇、電腦、科學及視覺藝術等。
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磁性學校學生大學升學率，遠高於一般綜合高中，這是因為磁性學校的家長具有強烈的參與感，經常協助指導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價值觀念；磁性學校教職員也有這種特別的優越感。
美國聯邦政府還訂立「國防教育法案」，接管州政府對高中教育的控制權，加強科學、數學、外語教學，此後還有針對學生統一性的全國考試。
小布希總統2000年當選後，更進一步實施「一個兒童也不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透過全國統一的測驗，如果某校學生連續兩年沒有改進，家長可以將孩子轉校。
即便如此，美國近百年來忽略精英教育的弊病，依然無法根治。
2002年全美教育發展評估報告發現：美國高中畢業生，十個人當中，至少有八個人會有一科基本科學測驗沒通過；63％不會四年級簡單乘法（例如，郵寄一個包裹，依重量計算郵資）；十個人裡面有九個即使用計算機，也算不出存款的利息；數十萬大學生必須補修初中程度的數學。由於高中生整體素質下降，美國本地的大學生主修數學、科學、工程等科系者已經愈來愈少。
日韓的教訓
日、韓實施的高中均質化政策，也同樣造成整體成績下降的問題。南韓於1973年公布「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改革方案」，以抽籤的方式決定就讀學校，抑制了學生湧向大都市明星學校就讀，但1980年後就不再擴大實施，原因之一就是精英學校喪失。
雖然曾接受教育部委託、研擬高中社區化政策，但師大教育系教授楊思偉一向主張，高中精英教育應該保存，他的主張是根據日本的經驗而來。
二十多年來，日本高中入學採中學區，例如東京分十個學區，聯考前先填志願，而且一人只能填一個學校。這項政策的用意是要學生先自我選擇，其次就是強化老師在輔導學生選校上的作用。
但是學區制推行後，原來明星公立高中的精英教育瓦解。優秀學生轉讀私立高中，導致公立高中大學升學率全部向下掉，私立高中的升學率則往上升。過去幾乎是公立高中生天下的東京大學，現在有一半的學生來自私立高中。
精英教育不能投票決定
楊思偉指出，日本的精英教育可以由私立高中承繼下去，但台灣的私立高中資源普遍不及公立高中，一旦公立高中的學生程度被拉平，誰來擔起精英教育的重擔。
以「台北二一」一片獲得亞太影展最佳影片的導演楊順清表示，他對於電影的愛好是在建中參加社團時養成的，同儕的影響真的大於老師和設備。 他認為，文明走向是由少數人決定，精英教育絕對影響文明走向，不能用民主決定。
建中校友會董事王嘯虎的孩子也就讀建中。他認為，高中是人格成形的階段，國中可以均質化教育，高中不應該。「美國一些飯店負責開門的小弟，十六歲是開門的，六十歲也還是開門的，」王嘯虎說。
目前擔任恆豐集團董事長顧問的王嘯虎指出，精英的產值絕對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精英的領導是會改變組織的，抹滅精英只會降低整個社會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