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瞬息萬變的社會裡，報紙通常可以決定人們「曉得」什麼、「不曉得」什麼；「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手握一支筆的記者更是建構社會大眾對這個世界認知的靈魂人物。
報禁開放以後，報社由三十一家倍增為六十一家，全台灣的報紙記者已多達四、五千人。解嚴以後，「他們的活動空間呈等比級數膨脹。」一位觀察者分析，以前不能碰的題材，例如塵封已久的二二八事件、孫立人案、雷震案等，紛紛被挖出來回鍋；以前訪不到的黨政要人，例如李煥、郝柏村、俞國華，也不再抗拒和記者接觸，甚至談很敏感的問題。
最被巴結也最受詆毀
隨著活動空間拉大，他們的影響力也迅速擴張。過去政治權力分配和經濟資源移轉，大都是在「黑盒子」中進行，如今不同了。
在權力分配的過程中，政治人物能不能上報露臉，要看會不會吸引記者的眼光；在資源移轉的過程中，能不能多分一杯羹，要看記者支不支持；甚至影歌星會不會紅，也要看記者捧不捧場。一時間，「社會上最被巴結的是記者，最受詆毀的也是記者。」一位新聞從業員感嘆。
到底記者這個行業有什麼特殊之處？他們面臨那些陷阱與挑戰？工作如何左右了他們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報禁開放前後這一群人發生什麼改變？
「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是這個行業最迷人的地方。」當了十四年記者的工商時報駐美特派員冉亮一語道破。
對求知欲旺盛的人而言，報社內源源湧入的報刊、雜誌，採訪過程中接觸的人和事，都像一座座等待挖掘的寶山。冉亮形容記者生涯是一段「非常可貴的學習歷程」。從這段歷程中比她也深深領悟所謂學問，說穿了一個是學、一個是問，「而做記者最大的好處，就是永遠不必怕問。」
不用功，馬上落伍
在這個行業裡，永不停止學習是權利，也是義務。面對報社與報社的競爭、報社內部的競爭、自己和自己的競爭，「不能光靠經驗生存。」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副主任陳忠義體驗到，記者永遠希望寫出比別人好的文章，永遠希望訪到別人訪不到的人物，「只要有一天你不用功，馬上落伍。」他一臉凝重的指出這是記者最大的挑戰之一。
挑戰之二是追索事實和下判斷的挑戰。面對一個日漸多元的社會，事件的面相變得愈來愈複雜，資訊來源也愈來愈多，偏偏又各說各話。到底如何才能確定真相？有沒有真正的客觀可言？
一位親身經歷「五二０事件」的記者記憶猶新的指出，當天從中午十二點群眾在國父紀念館前集合開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群眾解散為止，整整經過二十個小時。
衝突發生的地點廣及中山南路立法院、忠孝東路警政署、公園路城中分局。被席捲的包括雲林來的農民、民進黨聲援人士、職業街頭暴動者、憲兵、警察、記者，還有一大堆看熱鬧的人。
「沒有一個記者可以看到或聽到所有經過，卻都可以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從不同立場的人口中得到完全相反的訊息。」他毫不掛諱言的說。
這種情況立即反映在第二天的各家報紙上，有的報紙說一警察打人」、有的報紙說「警察被打」；有的記者譴責假農民製造暴亂、有的記者歸咎警方處置過激。「這並不奇怪，因為記者筆下的事實全是拼湊出來的。」這位記者有感而發。
最近喧騰一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是否涉及緋聞；行政院秘書長王章清和立法委員吳勇雄之間「行賄」或「贈金」等疑案，雙方當事人公有公的說詞，婆有婆的證據，至於什麼才是事實，就變成記者手中的燙山芋。這一點對某些自我要求比較高的記者來說，構成了一項恐怖的考驗。
其實這個行業的恐怖還不在於可以看得見的挑戰，更在於隱藏其中的陷阱。
最難以察覺或察覺了也難以抗拒的陷阱，是由新聞供應者所佈下的。在採訪的互動關係中，記者總試圖挖掘一些內幕的、驚人的消息，而新聞供應者也不難摸出記者喜好的新聞口味，只要把經過妥善包裝的消息，透過不同管道「洩漏」出來，記者很容易就吃下去，大張旗鼓的猛做文章。
人性陷阱難以擺脫
在國民黨十三全會召開之前，內閣改組問題已成為新聞界最感興趣的消息，紛紛猜測那些人會上會下？那些人會進會出？內閣名單正式敲定前兩天，各報就已經言之鑿鑿的以顯著篇幅刊出「預測」名單，拿這份名單與兩天後發布的正式名單對照，幾乎「完全命中」。
於是有的記者又開始大作「適才適所」的應景文章。其實熟知內情的記者心裡明白：「你以為大家都猜得那麼準啊？還不是故意放的空氣。」
聯合報記者翁台生同時觀察到，當一件事情牽涉政府中一個以上的部會時，記者常各執一詞替自己跑的部會辯護。「在處處講究關係的中國社會，人情的包袱和壓力往往最難擺脫。」他語重心長的提出警告。
另一個難以擺脫的是人性的陷阱。記者生活本來多采多姿，今天訪問某部長，明天又和某委員稱兄道弟；幾篇特稿見報之後，即使不去找人家，人家也自動會找上門來，結果這些記者很容易就「忘了我是誰」，儼然以大人物自居。
記者真的無法避免罹患這種「大頭症」嗎？一位跑了多年黨政新聞的記者，在國民黨十三全會開完以後，想給一些新當選中央委員的「朋友」道賀，他本來準備每人送一盆花，可是仔細一算，光是送前一百名中央委員裡還算有交情的人，就要花掉好幾萬塊錢，當然他最後打消了念頭。
「可是你說他會不會自我膨脹？會不會忘了自己是誰？」引述這個故事的聯合晚報專欄組主任陳朝平相信這個問題的答案絕對是肯定的。
進一步分析，記者所面臨的挑戰和陷阱，與這個工作的本質－－競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競爭的本質構成記者生命的基調，滲透到他們的價值系統和日常生活中。
當名利戰勝理想
「記者當久了，得失心和名利心會愈來愈重，理想和感情的色彩漸漸褪去。」一位藝文記者回憶，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國畫大師張大千病危送醫急救，各報記者蜂湧而至，紛紛探詢：「怎麼樣？快了吧？還有多久可以發稿？」面對這群「稱職」的同業，她當時的心情是「深沈的悲哀」。
中時晚報資深記者朱立熙對這種現象的反省是：「誰不想天天搶獨家，又有誰不曾漏過新聞？把得失看淡一點吧！」
由於競爭的本質，為了保證「新聞到那裡，記者就到那裡」，現在記者身上幾乎都有一個呼叫器。聯合晚報記者陳朝平戲稱這個小小的呼叫器為「現代緊箍咒」，只要戴上它，記者這一行就變成「最不自由的自由業」。
新聞圈內長久流行一句不是笑話的笑話－－「我們夫妻每天都見面呀！但總有一個人是睡著的。」它鮮活地反映出記者家庭生活的困擾和無奈。
雖然這是一份充滿挑戰與壓力，又必須犧牲個人生活的工作，但仍有大批年輕人願意投入。「銘報」(銘傳商專大傳科所出版的刊物)去年曾針對國內七所大專院校新聞傳播科系應屆畢業生做了一次調查，發現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畢業後最想當記者。
「這個時代是我們的時代。」一位剛自新聞系畢業的年輕人得意地形容報禁開放後各報社的一求才若渴」。
「記者也由量變發生了質變，」當記者超過十年的翁台生發現，新一代記者顯得急躁，不避諱鮮明的態度和立場，喜好厭惡常在筆下盡情渲洩；較諸他們那個時代記者的按部就班，時時提醒自己只是個公正的第三者，他相信這種改變固然是因為「時勢造英雄」，但也頗為憂心當「參與者」和「報導者」的角色混淆不清，對社會所產生的衝擊。
黑暗中移動的光
某些人也查覺報禁開放之後，言論尺度驟然放寬，新手上陣打破了既定的遊戲規則，帶來輿論界的失序。
但在韓國採訪了三年新聞的朱立熙，曾親眼目睹韓國解嚴前後輿論界經歷的陣痛，「我們比韓國的情形好多了，不值得太憂慮，」他認為：「政府、民眾、新聞界都在摸索學習，等大家都成熟一些，自然會重新走上軌道。」
多年以前，美國著名的評論家李普曼先生，把記者比喻為在黑暗中不斷移動的光，它照到那裡，那裡就會亮起來。只要不失熱忱和虛心，「記者對於推動社會進步絕對有正面的作用。」朱立熙樂觀的說。
什麼是好記者？
有人說做記者常識要豐富，觀察要敏銳，要有鍥而不捨的精神，要能善於和他人相處……，其實這些條件放在公務員身上，放在銀行家身上，放在經營旅行社人的身上，還不通通適用？所以記者這個行業實在沒有什麼特殊，要先做好「人」，才能做好「記者」。
正因為新聞從業人員和其他行業的人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所以高希均教授所說經濟學家要有「溫暖的心，冷靜的腦」，也可作為記者的「條件」。
記者的職責是把社會上發生的事擇要報導給公眾，所以他對這個社會必須要有基本的關懷和適當的觀察。關懷的太少，有事不干己的冷漠，可能失去工作的動力；涉入的太多，又可能自以為是，影響客觀公正。要不遠不近的看，要在適當的冷熱之間，分寸把握並不容易。如果這也算一項「標準」，讀者不妨拿來衡量衡量你讀的報紙。
我欣賞而且贊成「不討好讀者的報紙」－－不是讀者歡喜看什麼就給什麼，而是他們應該看什麼就給什麼。
不討好讀者的報紙有危險性，因為這可能影響發行。所以它不僅考驗報紙的水準，也考察讀者的水準。
什麼是讀者應該看的？這就涉及新聞界的一種判斷。這當然需要學養和經驗，同時也需要誠懇和虛心。
如果以民國七十七年為分水嶺，在此之前，記者不應該讓別人牽著鼻子走；在此之後，則不應該牽著別人的鼻子走。我們的社會不能再容忍有人獨裁－－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還是新聞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