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到一九七○年，美國人口在一百三十年間成長了十二倍，但是大學入學人數卻暴增了四百一十七倍，到一九九五年止，美國登記有案的大學或獨立學院接近四千所。
大西洋的另一端，往歐陸走去，一九八○年時法國念大學的人口只有一百萬，但到了一九九六年，短短十六年間，法國大學生總人數超過了兩百萬。
再繞到南半球，紐西蘭十八歲到二十一歲的青年在學率，由一九八五年的一五％，一路攀升至一九九五年的三二％，成長了兩倍。
像是場無聲卻驚人的革命般，從學校數到就學人數，大學的版圖不斷在全球擴增。
台灣也捲進這股浪潮中。
民國六十五年到七十五年，大學及獨立學院僅增加三所，但之後十年間由二十八所躍升至八十一所，截至今年二月止，向教育部提出籌設申請案的還有二十所。高等教育人口的粗在學率，同時在這段期間宛如水銀受熱後的溫度變化般，由二五％急速升高到五一％。
版圖重劃，大學定義起變化
版圖重劃，大學的定義跟著起了變化。
從階級取向的精英教育變成眾生平等的普及式教育；由遠離世囂的知識殿堂走入擾攘多元的政治社會叢林。大學除了扮演過去知識創造者、青年心靈啟蒙師、文化傳承的轉軸器外，在十倍速變化的科技時代中，大學的功能被賦予更大的定義：「國家競爭力的啟動機」。
大學不僅要創造知識，更要把創造出的知識拿來應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以「知識工場」（knowledge factory）重新定義現代大學的角色。因此各國對高等教育投資的重視，背後隱含的即是對「成長發展的在乎」。
近幾年在台灣，過去被大學嗤之以鼻的「產學合作」紅得發紫。不論是各校積極推動的在職進修推廣班；台大、政大、中山等校專為高階經理人設計的EMBA；交大邀請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到校授課；中原等大學針對中小企業成立的「創新育成中心」；乃至元智要求學生的畢業實習等等，都是「學以致用」思考下的產物。連教育部在評鑑各校研究能力時，國科會研究案都已不再是唯一指標，「民間機構」委託研究案件數的多寡同樣受到重視。
「教育的需求已經改變，大學必須認清這樣的使命，」元智大學校長王國明一語道出十多年來高等教育的變化。
需求改變，大學學系學習的範圍同時重新定義。保險系變成「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會計系變成「會計資訊系」、統計系變成「精算數學與統計學系」；另一方面，新興科系不斷成立冒出，如資訊傳播、休閒運動、醫務管理、生命科學學系等，為的是配合社會變遷所需（見頁二一八）。
改變風貌的大學，在教育政策鬆綁下，更衝擊到大學間的互動關係。
首當其衝的是國立大學缺乏教育部高額經費的補助，也要開始面對財務壓力。一些由企業支持、財源雄厚的新學校則躍躍欲試、虎視眈眈。「公、私立大學間的差距正在縮小中，」王國明信心滿滿地說，國立大學的後天條件漸漸不良，私立大學恰可利用績效與教育部新頒的學雜費調整政策拉近與國立大學的距離。
曾經參與教育部對私立大學評鑑的台北師院教授楊龍立也說：「論進步的幅度，這幾年私立大學明顯比國立大學多。」
連續三年，《遠見》雜誌的大學聲望調查證明了這樣的變化。元智、長庚、慈濟等校的表現即是大學競爭進入戰國時代的例證（見頁三四，表一）。
「大學行銷」的概念沸騰滾燙
大學有競爭更要有「市場策略」。
當大學入學管道愈來愈多元，推薦甄選、申請入學的名額不斷提高，大學與考生的主被動關係早已易位，考生「挑」學校念的時代已然降臨。大學想吸引優秀學生必須主動出擊，將自己的優勢告知考生；考生想從五花八門的科系中做出正確選擇，更需要大學不斷釋出相關資訊。
面對兩年後考、招完全分離的趨勢逼近，許多大學已開始因應。
清華大學主動邀請高中生與輔導老師到校參觀，各系主任更直接到高中辦說明會。清大校長劉炯朗說：「我們不能再有﹃我就是好，隨你愛來不來﹄的想法，還是要盡力做應有的宣傳。」
清大外文系主任梁耀南則說，在這樣的趨勢下，系主任責任愈來愈重大，來自香港的他笑著說：「要開始學宋楚瑜一樣『下鄉』走透透。」
「大學行銷」的概念，如熱水中的氣泡般，逐漸在各個學校沸騰滾燙。
同樣位於新竹的中華大學，則在校長室下剛成立一個文宣工作小組，「經費無限制支持，」校長郭一羽說，要傾全力在考、招分離以前將學校知名度打開，因為新學校面臨的壓力更大。東吳、台大則成立「招生策略小組」，統籌與招生有關的各種文宣、策略研擬。
「競爭」像洪流朝大學撲天捲地般襲來，沒有一所學校可以拒絕這股力量，大學的「實力」必須攤在陽光下接受檢驗，有競爭才會有進步。對大學來說，單一檢驗時，每所都是獨一無二、表現最棒的大學；但進步是相對的概念，未來決定各大學表現好壞的關鍵，便是對外在環境改變的回應能力，誰先體察到誰就掌握進步的契機。
不論是從大學聲望評價、辦學績效調查或各校軟硬體資源運用情形普查，《遠見》雜誌今年的大學特刊中，我們期望透過不同角度審視各大學追求進步的努力結果，並願所有即將成為「大學客戶」的新鮮人在最完整的資訊中，做出最佳的選擇。
（劉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