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管理大師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觀點，現代社會可被稱為一種「機構性社會」（institutional society），此即社會所需要的各種生活功能和服務，愈來愈仰賴形形色色的公私機構——包括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替代個人、家庭和政府予以提供。在這些機構中，大學所提供的功能和服務，主要是有關知識的創造、傳播和應用。隨著人類進入知識經濟，使得大學在社會中所扮演的功能和角色也愈形重要。
大學的存在必須配合外在環境
在這前提下，大學和其他社會機構相同，都不是存在於真空狀態中，其存在和運作方式必須配合當時的外在環境。以目前我國大學所面臨的生存環境而言，主要表現有以下特色：
多元化的社會。這代表社會對於知識的需要，無論自創造、傳播管道和應用領域而言，都不是定於一尊或局限於一狹隘的範疇之內，而呈現在研究專精以及應用組合之多樣化上。就以大學所負擔的人才培育任務而言，無論在學術人才或應用人才兩方面，不僅種類繁多，而且變化迅速，一所大學要在這些方面滿足社會所有的需要，做到面面俱到，除了極少數得天獨厚的大學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一般大學必須在眾多可能方案中選擇自己最擅長且又符合社會需要的領域，重點發展做為生存所需之特色。
高度競爭的環境。以目前國內大學院校數目之多，業已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態，如果再加上來自國外大學所帶來的威脅，在可見的將來，恐將出現某些院校因學生人數不足而發生財務危機。在這情況下，除非立法院通過將大學改變為國民教育之一環，由全體納稅人供應所需經費，否則這些學校中恐將難免發生倒閉情事。
在這種競爭壓力下，學校謀求生存之道：一則以低學費或保證就業以及廣告促銷等手段，爭取較多學生就讀；一則以提高學費收取標準以平衡收支。如採前者，等於以量取勝，難免降低水準，有如飲鴆止渴，步入惡性循環；如採後者，則必須發展特色和優勢以支持較高學費。目前國內已有某些中小學採取此一作法，社會也能接受。
在上述外界環境下，今後的大學為求生存，勢必要採取差異化和特色化的途徑。以大學之教育功能而言，配合社會所需要的人才，發展特色，一方面可以配合社會的多元需要，另一方面亦可避免走上價格——學費——競爭之途。在此，所謂發展特色，並非局限於就業方面之考慮而已，即使在學術和研究方面，大學也應該同樣地配合本身條件及世界潮流以發展本身特色，企圖在學術研究方面包辦一切，不但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必要的。
問題在於，大學必須發展特色之呼聲已有多年，然而成效不彰，其原因為何？何以成效不彰？淺見以為，主要原因包括：
●所謂特色，必須配合社會需求和潮流，而非憑空想像而來。但以我國大學而言，在組織設計上，並無哪一單位負有持續性地偵查和發掘社會需求之功能。一般而言，增設新系所，乃在已有之組織架構下進行，極難進行跨所系——更不要說跨院——間之整合或調整。結果所能做的，基本上乃在將原一單位內加以割裂為更細之單位，或增設一不致侵犯現有單位領域之一新單位。在這格局下，要能密切配合社會潮流發展本身特色，極其不易。
●多年來多數學校所努力者，主要在於改善學校教學研究之投入條件，例如增聘獲有博士學位之教師，增購圖儀設備和電腦軟硬體，改善教學和研究環境，擴大及美化校園之類。事實上，在這些方面確有顯著改進。但是這種努力和改善乃屬於全面性和一般性性質，未能凸顯社會所需要的特色所在。
●在心態上，甚多學校所追求者，並不在發展特色，而是努力成為「世界一流、研究取向之綜合大學」。事實上，這種研究至上的目標未必適合所有大學，但所造成的，卻是大家都朝類似方向努力，往往力量分散，效果有限。同時使得在這努力下所追求的升格——自專科改制為學院，學院改制為大學——結果反而可能犧牲了原來擁有的特色。
●自管理觀點看，影響特色發展的最大限制因素乃在於發展特色和學校收入之間並不發生關聯。主要原因在於我國不同大學之間所收學費——這是學校財務最主要來源——相當接近。而且在社會反對調整學費的聲浪下，似乎沒有一間大學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單獨提高收費水準。由於特色和學費脫節，發展特色不能反映在學費收取水準上，一方面，使特色發展失去一重大誘因；另一方面，也使得在學校發展特色是否配合社會需求這一問題上，失去一測試與回饋之市場指標。
●大學為了求好心切，有所謂採取「標竿學習」作法。本來在企業經營上訂定某些指標，利用標竿學習以求改善本身體質，有其一定作用，但在策略層次上，這種作法未必有助於發展本身特色。在極端狀況下，恐怕還不免產生「東施效顰」之反效果呢！
●社會上往往鼓勵學校之間採取「資源共享」作法，在道德觀點上，好東西不必占為己有；互通有無，共享共用，有其崇高的理想，此亦為早期共產主義之所以能打動人心——尤其弱勢或無產階級者——的原因。但如前所述，我國大學基本上，今後彼此間乃處於一種競爭狀態，策略聯盟或可增強合作伙伴之競爭力，但要做到「大公無私」之「資源共享」，恐怕將會對已發展優勢特色之一方產生稀釋效果，反將使其原有特色因而消失。
一律化的組織結構
自管理觀點看，大學之難以發展本身特色，和一律化的組織結構有相當直接的關係。首先，傳統上所謂按班級「四員一工」編制，早已為有識者所詬病；近年此一規定在制度上已見鬆動和彈性，但事實上由於缺乏更高層次之策略可供做資源分配之依據，使得實務上仍難採取較大幅度之變動。其次，在一更高層次上，現行大學法對於大學組織，不但採取列舉式之「三處一館五室」之一律化規定，尤其影響深遠者，對於一般所謂「學術性」之院系，如文理與社會科學領域，與「專業性」之學院（school），如臨床醫學、法律、工程、管理、會計、社會工作等領域，一視同仁，企圖將適用於前一領域之組織強加於「專業學院」之上，此對於後者所造成之限制和傷害尤其嚴重。
綜合以上所言，似乎影響我國大學難以發展特色的原因，有係制度性者，有係觀念性者。譬如在學校組織中缺乏規劃之專職單位負責院系或學程之調整與創新，學費收入無法反映學校所提供教學之價值等，屬於制度性因素。
但更重要者，乃在於觀念方面所造成之影響，例如：「萬般皆下品，唯有『研究』高」的心態；大學教育屬於國民應享之基本權利之要求；資源共享之理想化訴求等；直接或間接都是造成大學難以發展特色之根本原因。困難在於：自道德觀點，這些觀念似乎無瑕可擊，具有政治上極大的說服力，因而構成大學難以鬆綁的無形力量。大學要想突破這些觀念上的束縛，恐怕還需要極大的魄力和勇氣呢！
（作者為元智大學遠東管理講座教授、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理事長；專欄言論不代表本刊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