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台灣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曾在一次辯論賽中遭遇，辯題是「儒家文化可以抵禦西方歪風嗎？」結果台大以二比五失利。
事後自然引起台灣文化界的一些議論，對台灣大學生的文化修養、儒學程度，似乎頗多慨嘆。其實何止大學生？就是文化學術界的菁英分子，對所謂儒家恐怕也是誤解多於瞭解罷！
這當然也難怪，儒家精神－－或者說民族文化精神－－的沉隱歪曲本來就是三、四百年來的歷史大公案。借用心理學的觀點來說，就是整個民族的自我被壓入潛意識中，被他意識層面借自他人(例如西方文化的某些理念)的自我所否定，而無法充暢舒展，遂只好偶借機緣，以化裝、變形或夢的幽闇方式來流露。
於是中國人一方面醉心西洋文化，一方面又難抑在生命深處蠕動的故國情懷(且看近來的大陸熱)；一方面鄙薄傳統，一方面又愛在家裡點綴些古董文物。
其實絕大多數中國人在他的軀殼裡活著的依然是中國的靈魂，只是不自覺，遂不免有種種錯覺與誤認罷了！而由於誤認，就更不敢相認了，遂使真正的自我在潛意識大海中沉落更深。
對儒家的兩種誤解
這最通常的錯覺，就是誤以為儒家是抱殘守闕的，留戀過去陳述的，眼光只朝後看不往前看的。於是「保守」、「頑固」、「落伍」就成了儒家的代名詞，令稍有志氣的現代中國人不肯認同。
其實儒家明明教人要「自強不息」(易經)、「日新又新」(湯之盤銘)、對舊禮要因革損益(論語)，做「聖之時者」(孟子)。必要時甚至敢毅然將線裝書扔到茅坑裡，承認自己一切不如人，而如火如荼地推行「全盤西化」。
這其中也弔詭地涵有一種自尊與自信－－基於自尊不能讓中國滅亡，基於自信不怕全盤西化後會找不回自我－－這那裡是不朝前看呢？
於是又有第二種錯覺，就是誤認為儒家空疏、不踏實、好玄想，只會空談誤國。其實中華民族能強韌地在世上發榮滋長數千年，就已經是踏實不空疏的明證。說來以同一民族秉同一文化，生生不息，甚至以干支記日，記錄無一日中斷達數千年之久，在地球上中國是唯一例子。然則作為民族精神血脈之源的儒家會是空疏的嗎？
安身立命之學
其實要正確瞭解儒家，不能採取「朝前看」抑「往後看」這二者選一的思路。原來儒家既前瞻亦後顧，而且是一方面前瞻到無限遠而形成他光輝的道德理想，一方面又回省到無限遠要疏通歷史的所有鬱結，記取歷史的所有教訓。因為必須如此，才能使當下實存的生命(無論是個體生命抑民族生命)愈來愈健康條暢。
原來儒家的立足點或思想重心既不在未來，亦不在過去，而在過去未來之交的現在。
所以要充分前瞻，不是為懸想未來，妄測未知，而是要端正對未來的態度，好貞定眼前一步的方向。
所以要充分回省，也不是為了對歷史陳迦的眷戀、好奇、考據癖，而是要弄明白過去經驗給與自我的影響與意義，好正確研判我現在能做什麼、該做什麼。
這集中精神來處理「現在」的學問，才是儒家學問的核心部分，而稱為「生命的學問」、「性命之學」或「安身立命之學」。
這學問是兩個向度在當下的辯證綜合，這兩個向度就是仁和禮。仁是肯定生命的終極方向的問題，禮是尊重過去所有的歷史事實、生命經驗的問題。人當然必須把穩方向(這稱為理想或「性」)，又立基於既有條件之上(這稱為現實或「命」)，才能真作出有意義又有效果的行為啊！
尊重過去的經驗
就肯定生命的終極方向而言，儒家深知只顧短程利益的作法是得不償失的，以鄰為壑、以萬物為犧牲，終必會招來人之相爭、大地的反撲。因此眼光朝向終極的未來，而堅定地肯認性善、人我之終極和諧，與生心動念當喻於義。
這不是腐儒的冬烘想法，這是中國先賢的巨眼深心，使生命與歷史真能朝道德文明的方向逐步推進的原始動力。中華民族能數千年適存於世，何止是因為生命力的強韌？更是由於文化大方向的端正啊！
當然，僅有此方向是空疏的。所以儒家又有對過去歷史，以及由過去歷史造成的現實條件的充分尊重與儘力疏理。因為過去的經驗事實不但有其慣性的推動力量，令人不能漠視。
前瞻後顧都有必要
尤其應當注意的是，過去的成敗感受，在民族生命的心版上所烙下的刻痕，會使人在心理上對成功的歡愉過分貪戀，對失敗的創傷則深懷憂懼。這些都會形成生命的限制與陰影。
所以生命的學間的一項主題，也就是要誠實反省過去的成敗，記取其意義與教訓，卻解除其執看與禁制。庶幾當前的生命，能循看歷史的脈絡與節奏，順暢地發展，而不致暴虎憑河、冥行妄作，結果左衝右突，自陷於險地。
由此我們可知對生命的適存而言，前瞻與後顧都是必要的，而前瞻不是妄想，後顧不是懦弱，而是二者會注於當前生機暢旺的實存生命。所以問題的關鍵便不在往前看或往後看，而在當前的這個生命，心靈是否自覺？(由此而生自尊、自信、自主、自由。)生機是否暢旺？(由此而生實踐與開創的勇氣。)
若然，則前瞻足以貞定方向，回顧亦有助於立穩腳跟；若不然，則不管是中國人西方人，前瞻都徒足以引發幻妄，四顧亦徒足以更增感傷罷了！
而儒家精神，其核心要義就正在豁醒生命當下的自覺，以開暢仁禮二向度，來豐潤這實存的生命。是要在這裡看出儒者(或說有良心的中國人)面對理想的光明俊偉、堅貞強毅，以及面對歷史的洞明練達，知幾守分。又那裡可以用一些簡陋的標籤(如抱殘守闕、滿口仁義道德)來辨認儒家呢？
事實上，處在今日這個時代大變局中，一切有民族愛、有時代感、有良心自覺、有歷史意識，為民族前途在苦籌對策、艱辛奮鬥的人，都是儒家、龍的傳人，頂多只是在純駁之間，各有等差罷了！又那裡是讀線書，研究中國哲學的人才是儒家，或就是儒家呢？
領導者善盡職責
於是我聯想到近來的歷史翻案風，也不妨在此辨一辨義利、人禽、王霸。翻案當然無妨甚且必要，即當看動機是為了疏通歷史鬱結、解除心理陰影、光暢生命前途，還是為了借題發揮，以逞一己之私，卻反而拿歷史作工具、以前人作犧牲？
就拿所謂民主來說，自從進入李登輝時代，兩位蔣總統就在新時代的標準下被若干人士檢討批判得體無完膚。其實民主要從終極理想處衡量才絕無可疑，而落實去推行則更當體察現實條件，納入歷史脈絡，才能順利成功。
在這裡我們不但要超越現存各種民主制度，直從根本處民主精神的掌握來貞定我們推行憲政的方向；更當順著過去歷史的發展，一步步轉化體質，才能有效實現憲政而不留下許多後遺症。
中國人秉其文化涵養是有這種遠見的。所以 國父的三民主義不肯照抄西方，而要從傳統中拈出那一點政治哲學的心傳(就是那一點以道德為本的仁政罷！)為民主制度之本。又訂出軍政、訓政、憲政的實踐程序，不敢漠視現實，深知還是要逐步達成。這點遠見是十分了不起的。
而執行這程序的領導者自然就是兩位蔣先生。老蔣總統是秉其剛毅引導我們的政治由軍政過渡到訓政，經國先生則是以其隨和開放，負責引導從訓政過渡到憲政。
從一個宏觀的觀點來評量，我們應該說他們都善盡了他們的職責。原來民主的實現有兩個先決的條件：其一是政治體的獨立與統一，其二是經濟上中產階級的產生與教育上民智的普及。
就前者來講，大陸時代的動盪不說了，至少來到台灣，老蔣總統確是能對內擺平紛爭，對外抗拒強權。
幾乎所有新興國家倉卒施行民主都無法避免的兩大弊病：共黨顛覆(是因驟然開放，民眾力量失控而導致)與軍人干政(是因社會動盪，秩序面臨解體危機而導致)，在台灣都幸而沒有發生。
奠定經濟與教育基礎
在強權的壓力下還能勉力保持一點自主的尊嚴，部隊的指揮權畢竟不曾旁落，我們的領袖也不致如韓、越、智利等等輕易為人謀殺，蔣公的堅忍剛毅能不予以肯定？
即使不免有時剛愎，但畢竟沒有像馬可仕之流在大權在手之後嚴重腐化，他每天讀王陽明，做誠意正心工夫還是沒有白費的啊！很多事(甚至如孫立人事件)是要落在歷史脈絡中才能知其意義與艱難的。
原來國家必要在生存上站穩了，民主與開放才有所附麗，否則只是外國政府乃至商業團體的附庸，民主投票又有何意義呢？所以獨立自主是民主的第一條件，軍政是實施憲政的必要階段。
其次，民主的第二條件是經濟與教育。牟宗三先生曾屢次說「經濟現代化是政治現代化的基礎」。西方民主政治的發生也是在中產階級出現之後。
原來當人人都豐衣足食，而且有身家財產之後，開放才不會導致動亂，否則民生貧困，人是一個，命是一條，挺而走險的事就容易發生。而教育的普及則是明辨是非的基礎。必有此經濟與教育兩點基礎，民主才不致被金錢暴力與謊言所污染。
儒家原是邊緣人
而經國先生的成就無疑就在此處。然後，民主的條件逐步成熟了。政冶才禁得起一波波的開放 而經國先生晚年毅然開放的心態與政治決策，亦誠難能。然則我們又怎能以今日開放後的尺度，去反過來抨擊長期忍辱負重，呵護民主政治之成長的掌舵人呢？
當然，如果根本態度端正，則春秋責備賢者，也自無不可。再者，引導時代過渡到新階段的人，也應當心知難免有如此反受非難的命運而從容承受。
我們只是藉此事例，說明所謂儒家的地位，原就在過去未來之交，既要兩邊兼顧(且要比理想主義者更徹底地理想主義，比珍惜歷史者更充分愛顧歷史)，即同時不免夾在過去未來中為保守的傳統派與激進的革新派所誤解。
從某一觀點看，儒家原是個邊緣人，在歷史上儒家亦始終沒有停止過被批判。然而儒家以及中華民族也就在不斷的批判反省中日新又新地創進發展了。在今天儒家精神又一度沉隱淆亂之時，我深願中國人在認取自家真面目這一點上，猛省。
(曾昭旭為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