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富比士》雜誌報導，美國的醫療產業包括第一線工作人員在內，有八成的員工為女性，我的好友R嫂便是其中之一。R嫂在南加大凱克（Keck）醫學中心工作的RN護理師 ，她工作的病房正好就是醫院安置新冠肺炎患者的地方。（本文摘自《美國女子學》一書，以下為摘文。）
R嫂的先生R哥是律師，擁有自己的事務所，也在私立大學兼職任教。因為疫情，R哥的事務所業績和收入都大幅降低。但R哥不只一次告訴R嫂希望她辭職，覺得整天面對肺炎患者太危險。R嫂雖然也明白，但不少同事都因為染病不能上班，健康的同事都在過勞加班，她現在離職，等於把爛攤子都丟給同事扛，她實在做不到。
而且R嫂偷偷告訴我，她覺得在家裡比在醫院更累。R嫂有兩個未滿2歲的小孩，在美國稱為two under two，一說出來都會得到其他父母無限同情和憐憫的眼光。加州的宅在家政策讓R哥在家上班，讓R嫂得不斷犧牲休息時間來顧兩個小孩。
T媽是我見過最像八爪章魚的媽媽，不但是心理諮商師和社區大學教授，更是社區診所心理諮商部門的負責人。新冠肺炎讓許多人處於焦慮或憂鬱情緒，自殺傾向也升高，讓T媽的工作量倍增。但T媽更多的工作則在下班後，包括照顧生病的長輩，確定全家人的午餐盒裡有食物、接送小孩等。T媽和T爸兩人都必須在家工作，平日習慣T媽準備午餐的T爸也理所當然的覺得T媽會定時餵飽全家人，遭到T媽抗議。明明兩個人都在家工作，之前能準備午餐的時間被線上諮詢的病人取代，應該由T爸負責處理午餐，夫妻倆就為了這個爭執起來。
新冠肺炎成為女性主義的一場惡夢？
R嫂和T媽不是唯二的例子，根據統計，即便是職業婦女，往往也比男人做更多家事、休閒娛樂時間比男性更少，令人嘆息的是，這種文化似乎無國界，不只在美國如此，在全世界幾乎都是這樣。《大西洋》的一篇報導更直截了當的說——「新冠肺炎將會是女性主義的一場惡夢」。疫情打亂了社會既有的節奏，也讓原本工作就相對較沒保障的女性雪上加霜。即便美國的兩性平權已經喊了多年，但統計數字發現，有六成的育兒方案還是落到女人肩上，而且美國的單親家庭比例中有3/4是女人。在疫情之下，女性失業率提高了0.9%，男性則提高0.7%，失去工作的比例也比男人高。
《大西洋》網站報導指出，美國30個最低薪的工作中，有23個為女性占多數。女性薪資比男性低了19%，甚至當女性在一種工作類型的比例變高時，這個工作類型的薪資便會隨之降低。這個狀態尤其反映在許多在上個世紀被認定為「女性應該在家提供的免費工作」，包括照顧長者、煮飯、洗衣、打掃、看小孩等。
尤其美國在醫療人力上依舊缺乏，在人口持續老齡化之下，報導預估美國政府在未來10年內，會需要160萬名護理師和護理師助理，以及至少50萬名居家看護。毫無意外的，療養院的員工、護理師及居家看護大都為女性，而這類型的工作待遇都不太優渥，甚至護理師、看護的薪資都比平均值低。
永遠被用更高標準評斷的女性
加州的學校因新冠疫情而關閉，但不是所有學校都有完善的線上課程。使得許多媽媽還得身兼孩子的老師和玩伴。S媽雖說是UCLA畢業，卻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不是當老師的料。沒想到這次疫情逼她成為孩子的老師，花了3個小時教孩子寫一篇作文，也寫不出一個屁來，令她和孩子都覺得挫折。
另一個朋友A媽則因疫情必須關閉牙醫診所，她完全放棄在家當老師，改當孩子的專業陪玩人士。有趣的是，在這兩個媽媽的抱怨裡，完全沒有聽到對爸爸參與的任何期待。
這個社會對男人的期待似乎就是把錢賺夠就好了，而只要該男能替他太太做任何賺錢以外的「一件」事情，比如替孩子洗澡換尿布、陪孩子看故事書、掃地拖地或刷馬桶、照顧岳父岳母等，就能贏得好先生好爸爸好女婿的標籤。但很多時候，女人做好上述所有事，也未必能拿到好太太頭銜。
我不只一次聽到爸爸們自豪的告訴我，他們幫老婆看小孩，英文用的字是babysitting，我都忍不住糾正，生養小孩是兩個人的責任，不是「幫」老婆看小孩，這是身為父親本來就應盡的職責和義務，應該叫作parenting。
電影《婚姻故事》裡離婚律師所說的一段話，我認為相當精闢：「我們可以接受一個不完美的父親，甚至好父親的形象只不過是在30年前被塑造出來的。在那之前，我們對父親的期待就是安靜無聲、往往不在、不能倚靠、萬分自私……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接納他們的錯誤，但人們絕對不允許同樣的過錯發生在母親身上……（女人）永遠會被用不同和更高的標準來衡量。」無論美國或臺灣，都是如此。
女性在家庭和工作兩頭燒的狀況已不是新聞，這個社會對男女的雙重標準更非一朝一夕，但是新冠肺炎硬生生的揭開高喊「男女已經夠平等」的粉紅泡泡，將真相攤在陽光下。某個角度來說，這並不是壞事，或許藉由這次的疫情，我們終於能看到，無論是在前方抗疫還是在後方照顧老小，都不得不承認——
疫情下的社會，由女性撐起半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