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本文作者拉古拉姆‧拉詹是當代少數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著名經濟學家。他曾擔任印度央行總裁、國際貨幣基金首席經濟學家,不但曾被評選為年度最佳央行總裁,更是少數預言金融海嘯即將發生的經濟學家。如今他看到一個愈來愈兩極化的世界,使得戰後70年來的和平與繁榮即將毀於一旦。(本文摘自《第三支柱》一書,以下為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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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國家自然而然會給自己更多的權力,如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安理會的提案擁有否決權,或是在國際貨幣基金擁有更多的投票權。即使是在戰勝國當中,美國的地位也遠高於其他國家,例如在國際貨幣基金對重大議案擁有否決權。
只要美國對自己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有信心,願意造福天下,不會只顧追求自己的利益,這個國際體系就可以好好運作。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經濟和軍事霸主。有一段時間,戰後機構的結構和實際權力結構互為鏡像。儘管像聯合國大會或國際貨幣基金這樣的多邊機構偶爾會為了聲明自己的獨立性批評美國,就重大議案而言,顯然美國仍是最後的裁決者。 在這樣的環境下,所有國家都受到任何現行法規的約束,但美國除外。美國的觀點具有決定性,因為美國就是七大工業國組織的老大,這個集團的其他成員國,包括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唯美國馬首是瞻,因此這個集團有足夠的票數可以推動任何議案,而且透過資金控制大多數多邊組織的財務。讓美國當老大並非完全不好,因為美國有明確的全球目標、國內利益與全球利益吻合,致力於建立更開放的全球體系,也能扛起實現目標的責任,包括設法平復不時動搖市場的小危機。
然而,美國將無法繼續當良善的老大哥。至今,美國的相對經濟優勢已大幅減弱,而且可能捲入貨幣政策、貿易或投資等爭端,不再能擔任無私的仲裁者。再者,美國的政治分歧使美國傾向本土利益,不再能承擔解決國際問題的責任,也不再願意慷慨解囊。美國一向自栩為世界警察,積極干預國際事務,但也為此付出代價,現在美國不想再扮演這個角色,想要頂替的國家則必須支付巨額的軍事開支。問題是,它們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嗎?自二次大戰以來,美國不斷努力釋出的善意與建立的信賴關係,現在美國的民粹式民族主義者似乎不惜前功盡棄,打算利用美國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藉著與盟國的關係榨取所有的好處。如此一來,美國和其他國家並沒有什麼兩樣。其他國家因此會問:為什麼該讓美國在全球機構享有特權地位,特別是現今的美國政府似乎執意和國際機構唱反調?或許最重要的是,隨著中國的發展突飛猛進,顯然美國不久將不再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中國希望在多邊機構獲得更多的認同和發言權。的確,中國想要取代美國,以囊獲一籮筐的特權。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的組織章程第八條第一款提到,組織總部應設於最大經濟體的成員國內,也就是經濟實力最強者。因此,國際貨幣基金很快就會從華盛頓遷至北京。對全球經濟的看法,北京的觀點和華盛頓的觀點截然不同。
然而特權也伴隨著責任與代價。我們很難想像中國可以順利取代美國,成為良善的老大哥,除了因為在戰後中國的立場和美國大不相同,也因為這個世界已經完全不一樣。不管怎麼說,這個世界已經變成多極化。從經濟方面來看,至少有三個大區塊,即美國、中國和歐盟。就軍事而言,還應該加上俄羅斯。我們的全球治理機構是為了單極化的世界建構出來的,如果不進行改革,恐怕遲早會癱瘓,無法因應這個多極化的世界。
隨著全球權力的位移,也出現一個機會之窗。全球機構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重建,為這個多極化的世界提供更好的服務。這些機構必須更加獨立,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所能操控,因此必須重新檢視出資比例、投票權與否決權。機構的人員招募和資金來源必須更加多元化,不再依賴良善的霸權來解決爭端,而且能在關鍵領域自行制定國際行為規範或遊戲規則,以避免政策外溢到國際造成磨擦。最後,國際機構必須建立可以仲裁意見分歧的公正結構。換言之,國際組織必須變得更透明和民主。
這一切都需要各國改變行為。國際體系的運作不再由美國負責。新興市場國家的權力愈來愈大,也必須承擔更多責任。有些責任包含在不斷演化的規則中,而規定則無法涵蓋所有的突發事件。有些責任則是不明確、模糊的,例如在全球災難之中挺身而出,與其他國家合作。在國際機構當中,即使一些國家不能擁有不容質疑的發言權,也必須坦然接受,其他國家也得妥協,以找出合理的解決方案。全球公民權包含主權與國際責任。
已開發國家因為目前的經濟實力,仍可以在多邊組織呼風喚雨。但這個世界正在不斷轉變,已開發國家的相對經濟實力無可避免會減弱,因此別浪費時間緊抓著權力不放。如果偉大意味著擁有相對優勢,這些國家不可能再度變得偉大,但可以一起努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大、更好。已開發國家應該好好利用這段時間來改變國際組織的治理結構,使之更有代表性、更民主、更有包容性,到了權力確實出現轉移的時候,才不會變成幾乎沒有發言權的少數。民主化才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