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兩岸僵局的態度是:「撼山易,撼一中難」;台北的態度是:「撼九二共識易,撼戒急用忍難」;兩難之間也就無法啟開兩岸的「機會之窗」。
游內閣「深耕務實、開創新局」的第一步,就是立刻要以「積極開放、全球布局」來替代「戒急用忍」與「有效管理」。
(一)「悶」的台灣與「旺」的江南
至少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一直陷於「鬥」與「悶」,大陸則展現「旺」與「勢」。五年前在《遠見》一文中(1997,6月號),我就這樣寫著:
「擁有七千多萬人口的江蘇省以及一千五百萬人口的上海,為當前投資者的最愛。一路上,所看到的、聽到的、談論到的、感覺到的,不再是盤旋在台灣的鬱悶,而是出現在江南的『旺』與『勢』。
這股旺的人氣、以及這股強的氣勢,在我們台灣的七○年代、八○年代都持續出現過。在那一時期,民間旺盛的企圖心、投資熱、以及政府領導階層的專心發展經濟與潔身自愛,厚植了台灣的經濟實力。可惜這幾年來在施政的優先次序錯置情況下,台灣經濟指標一路下滑,政府在山窮水盡之中,是靠著老本與公債維持今天的局面。」
次年在《遠見》5月號,「近訪大陸印象」的結論中,我是這樣寫的:
「半個多月在大陸大小城市的訪問,看到了他們活躍的經濟,尤其朱鎔基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大陸人民對前景充滿希望。回到台北,仍是一片低迷,尤其政壇人物的明爭暗鬥,社會治安的敗壞與貪污舞弊的接二連三,使人難以相信:這個充滿生命力的台灣社會陷入這般險境!
大陸仍待克服各種嚴峻的難題,但在力爭上游;台灣曾經擁有各種優勢,但江河日下。如果這種情勢持續下去,不出幾年,我們就會聽到:『大陸能,為什麼台灣不能?』」
這兩篇短文都是在李登輝主政時代所寫;可惜的是,政權移轉之後,民進黨執政一年多來,台灣經濟陷入了更嚴重的困境。
(二)「戒急用忍」早已不合時宜
今年1月下旬在上海、蘇州、昆山等地密集地參訪了台商之後,我的綜合觀察是:
(1)整體來說,台灣產業中重要的廠商,幾乎全已出現在江南(聯電與台積電是下一波),而且上下游的供應鏈也已逐漸成形。江南已經變成了台灣產業不折不扣的重要生產基地。
(2)這些廠商們對兩岸關係的可能突破,大體上已由期盼而失望而冷漠。目前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盡其在我,集中資源,加速在大陸市場的布局,而不落人後。
(3)這些廠商們在心態上及策略上,已經從過去求短期生存,改變為長期投資。江南不僅提供了優良的投資環境,也同時具備了合適的生活環境。
午夜夢迴,他們惦念著台灣;白天打拚,他們已逐漸融入當地社會。
在李登輝執政時代的財經首長,當他們親訪大陸之後,終於瞭解到當時是如何地對一個錯誤的決策(戒急用忍),在認真地執行。台灣為了這個錯誤的決策,直到今天仍然在支付這個慘重的代價:這就是台灣經濟正一天又一天地被邊緣化。而執政當局理念上的「去中國化」,更助長了世界舞台上台灣的「被邊緣化」。
在上海浦東的一個世界級新型大樓中,這位曾在台灣建廠過的高科技負責人說,「因為台灣的戒急用忍,使我不得不到台灣地區以外找優秀的人才,以及到海外籌集資金,現在我們已經在最短期間蓋好了廠,而且已經開始量產,比想像中還快還好。」
從全球布局來看,戒急用忍這種不合時宜的管制政策,只能表面上管制一時,也只能管制一些守規矩的廠商;即使最守規矩的廠商也總有對策。事實上,對早已採取「對策」的台商而言,「戒急用忍」除了造成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之外,早已明日黃花置之不聞。
在最近一波的批判聲中,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威盛電子總經理陳文琦等科技界領袖又不得不再說重話。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更要以辭退資政後的「自由」,爭取更多大陸商機。
(三)游內閣要敢於突破
在經濟衰退的關鍵時刻,游錫?先生接任了行政院長。他的樸實純厚、實事求是,以及廉能而乾淨的「宜蘭經驗」已贏得各方肯定;但是財經首長的組合,以及經發會多項建議之未見落實令人焦慮;尤其兩岸經貿在所謂「有效管理」下,仍然寸步難行。我不得不做兩項原則性的建議:
(1)兩岸經貿投資政策應由財經部會主導,而非任由陸委會掌握否決權,此即是「多一分經濟,少一分政治」的實踐。
(2)按照陳總統「三多三少」的原則——
多經濟少政治,多接觸少誤會,多信任少打壓,新內閣應勇敢地推動突破性的政策:
——因為「多」經濟,就徹底修正「戒急用忍」;
——因為「多」接觸,就立刻推動直接三通;
——因為「多」信任,就積極鼓勵兩岸經貿、投資、學術、文化、新聞等的互動及互訪。
游錫?先生在接任院長後,已立即表示我方將考量派員前往大陸訪問,就雙方關切議題交換意見,這正就是跨出了勇敢的第一步,值得喝采。
時間絕不站在台灣這一邊,游內閣「一念之間」的突破,或許就可以打開兩岸僵局;「一步之差」的遲疑,也可能又錯失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