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兩岸僵局的態度是：「撼山易，撼一中難」；台北的態度是：「撼九二共識易，撼戒急用忍難」；兩難之間也就無法啟開兩岸的「機會之窗」。
游內閣「深耕務實、開創新局」的第一步，就是立刻要以「積極開放、全球布局」來替代「戒急用忍」與「有效管理」。
（一）「悶」的台灣與「旺」的江南
至少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一直陷於「鬥」與「悶」，大陸則展現「旺」與「勢」。五年前在《遠見》一文中（1997，6月號），我就這樣寫著：
「擁有七千多萬人口的江蘇省以及一千五百萬人口的上海，為當前投資者的最愛。一路上，所看到的、聽到的、談論到的、感覺到的，不再是盤旋在台灣的鬱悶，而是出現在江南的『旺』與『勢』。
這股旺的人氣、以及這股強的氣勢，在我們台灣的七○年代、八○年代都持續出現過。在那一時期，民間旺盛的企圖心、投資熱、以及政府領導階層的專心發展經濟與潔身自愛，厚植了台灣的經濟實力。可惜這幾年來在施政的優先次序錯置情況下，台灣經濟指標一路下滑，政府在山窮水盡之中，是靠著老本與公債維持今天的局面。」
次年在《遠見》5月號，「近訪大陸印象」的結論中，我是這樣寫的：
「半個多月在大陸大小城市的訪問，看到了他們活躍的經濟，尤其朱鎔基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大陸人民對前景充滿希望。回到台北，仍是一片低迷，尤其政壇人物的明爭暗鬥，社會治安的敗壞與貪污舞弊的接二連三，使人難以相信：這個充滿生命力的台灣社會陷入這般險境！
大陸仍待克服各種嚴峻的難題，但在力爭上游；台灣曾經擁有各種優勢，但江河日下。如果這種情勢持續下去，不出幾年，我們就會聽到：『大陸能，為什麼台灣不能？』」
這兩篇短文都是在李登輝主政時代所寫；可惜的是，政權移轉之後，民進黨執政一年多來，台灣經濟陷入了更嚴重的困境。
（二）「戒急用忍」早已不合時宜
今年1月下旬在上海、蘇州、昆山等地密集地參訪了台商之後，我的綜合觀察是：
（1）整體來說，台灣產業中重要的廠商，幾乎全已出現在江南（聯電與台積電是下一波），而且上下游的供應鏈也已逐漸成形。江南已經變成了台灣產業不折不扣的重要生產基地。
（2）這些廠商們對兩岸關係的可能突破，大體上已由期盼而失望而冷漠。目前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盡其在我，集中資源，加速在大陸市場的布局，而不落人後。
（3）這些廠商們在心態上及策略上，已經從過去求短期生存，改變為長期投資。江南不僅提供了優良的投資環境，也同時具備了合適的生活環境。
午夜夢迴，他們惦念著台灣；白天打拚，他們已逐漸融入當地社會。
在李登輝執政時代的財經首長，當他們親訪大陸之後，終於瞭解到當時是如何地對一個錯誤的決策（戒急用忍），在認真地執行。台灣為了這個錯誤的決策，直到今天仍然在支付這個慘重的代價：這就是台灣經濟正一天又一天地被邊緣化。而執政當局理念上的「去中國化」，更助長了世界舞台上台灣的「被邊緣化」。
在上海浦東的一個世界級新型大樓中，這位曾在台灣建廠過的高科技負責人說，「因為台灣的戒急用忍，使我不得不到台灣地區以外找優秀的人才，以及到海外籌集資金，現在我們已經在最短期間蓋好了廠，而且已經開始量產，比想像中還快還好。」
從全球布局來看，戒急用忍這種不合時宜的管制政策，只能表面上管制一時，也只能管制一些守規矩的廠商；即使最守規矩的廠商也總有對策。事實上，對早已採取「對策」的台商而言，「戒急用忍」除了造成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之外，早已明日黃花置之不聞。
在最近一波的批判聲中，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威盛電子總經理陳文琦等科技界領袖又不得不再說重話。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更要以辭退資政後的「自由」，爭取更多大陸商機。
（三）游內閣要敢於突破
在經濟衰退的關鍵時刻，游錫?先生接任了行政院長。他的樸實純厚、實事求是，以及廉能而乾淨的「宜蘭經驗」已贏得各方肯定；但是財經首長的組合，以及經發會多項建議之未見落實令人焦慮；尤其兩岸經貿在所謂「有效管理」下，仍然寸步難行。我不得不做兩項原則性的建議：
（1）兩岸經貿投資政策應由財經部會主導，而非任由陸委會掌握否決權，此即是「多一分經濟，少一分政治」的實踐。
（2）按照陳總統「三多三少」的原則——
多經濟少政治，多接觸少誤會，多信任少打壓，新內閣應勇敢地推動突破性的政策：
——因為「多」經濟，就徹底修正「戒急用忍」；
——因為「多」接觸，就立刻推動直接三通；
——因為「多」信任，就積極鼓勵兩岸經貿、投資、學術、文化、新聞等的互動及互訪。
游錫?先生在接任院長後，已立即表示我方將考量派員前往大陸訪問，就雙方關切議題交換意見，這正就是跨出了勇敢的第一步，值得喝采。
時間絕不站在台灣這一邊，游內閣「一念之間」的突破，或許就可以打開兩岸僵局；「一步之差」的遲疑，也可能又錯失良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