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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WHO,在這個組織台灣也被中國逼退!

文 / 謝明彧    攝影 / 張智傑、蘇義傑、賴永祥
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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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WHO,在這個組織台灣也被中國逼退!
圖/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取自IEEE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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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個月來,隨著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偏中的言論引起各國撻伐,其直指台灣「種族歧視」的說辭,更讓台灣人群起激憤。無論孰是孰非,全世界藉此驚覺中國早已「深耕」世界各大組織,但殊不知,不只是WHO台灣不得其門而入,就連台灣曾經舉足輕重的國際科技學術圈,也明顯出現了「台消中長」的反轉態勢下,台灣亦節節敗退。

今年1月中,台大公布一項喜訊,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張耀文獲選擔任2020/2021 IEEE CEDA(電子設計自動化學會)總裁,成為該學會首位非美國也非瑞士的最高領導人,他的出線,立即振奮了台灣高教暨學術圈。

畢竟,內行人都知道,這不僅又是個「台灣之光」,背後更大的價值則是,未來還可能因而大幅推升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未來競爭力。

這絕非言過其實。由於IEEE在全球電機電子領域具備擲地有聲的話語權,制定了全世界電子、電機、電算科學領域三成文獻、超過900個現行工業標準。而且,一半的電資領域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出自IEEE院士。

也因此,IEEE堪稱「高科技業的標準局」,不但最新、最重要的論文都會在此發表,更也是產、學界重量級大師、科學家、工程師的沙龍(salon),集高科技領域的關鍵知識、人脈於一身的場域。

其實,身為全球高科技業重鎮,半導體產業規模高居世界第二的台灣,過去在大學與產業的聯手助攻下,也曾在全球高科技產業的人才庫中,舉足輕重。

例如,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相關的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ISSCC)論文數量,台灣高居第三;高科技產業相關的電子設計自動化論文,更曾連續九年高居榜眼,僅次美國。每年晉升IEEE重要分會院士的人數,也只輸給日本。更遑論,有許多台灣學者,長期擔任高科技領域多本重量級期刊的審查委員。

但,近年來情勢急轉直下。

IEEE CEDA(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總裁、台大電資學院院長張耀文。張智傑攝圖/IEEE CEDA(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總裁、台大電資學院院長張耀文。張智傑攝

「台消中長」的國際學術圈

這次的新冠疫情發燒後,世人驚覺,原來中國大陸已悄然卡位了許多國際組織的重要職務,主導全球產、學、研,甚至政治的風向,其中,科技領域亦是如此。

大陸為了實現半導體自主的目標,以理工類大學龍頭北京清華大學為例,去年全校預算就高達新台幣1364億,其中針對科學技術、基礎研究、重點實驗室、科技重大項目等預算合計超過新台幣53.75億,在學術圈發揮重大影響力外,更聯合港澳地區大學,積極搶進國際學會爭取重要職務,全力助攻大陸學者在國際學術圈上位。

反之,台灣一年100多所大學的高教總預算僅1000億元,再加上近年來海外留學人數大減,讓以往台灣人在國際學術圈的龐大聲量,正隨著上一代旅美學者漸漸退休而消退。

拿IEEE來說,台灣近十年來的新增院士人數,每年始終維持在五到八位左右,但大陸早已從2012年的九位,去年已新增達28位,暴增三倍。

在台灣人為張耀文雀屏中選,當上IEEE各專業學會近20年來第二位台籍總裁而開心的同時,殊不知,大陸含港澳已出過六位學會總裁了。

近十年IEEE院士晉升人數,中國大陸明顯增加,台灣微幅下降。圖/近十年IEEE院士晉升人數,中國大陸明顯增加,台灣微幅下降。

很多人天真以為,學術的成就,端看各國的研究能量,但殊不知,關鍵在於科研的走向,也就是說,若在國際重要學會中,擁有自己人來預知,甚或主導科研風向,畫對重點,就能贏在起跑點!

不能只是埋頭研究,更要抬頭關注、參與國際學術行政

「擔任國際學會的行政角色,不代表就可以獨斷產業走向,但絕對可以洞燭先機,」張耀文說,身為總裁,光是每年籌辦年會時,與會員一起商討年會主題、挑選要上台發表論文的講者,等於是站在產業制高點,「知道哪些技術可能成為未來業界主流,就等於搶占先機。」

他進而解釋,歷史經驗顯示,「早鳥」擁有高達15%的市占率優勢,足以拉開一家公司甚至一個國家與競爭對手的距離。「反之,一旦後知後覺,甚至看錯風向,那根本是全盤皆輸,」

以2006年台灣發展無線通訊為例,錯押在英特爾(Intel)提出的WiMAX系統,五年後宣告失敗,不只數千億的投資付諸流水,政府還被業者集體求償200億元:「其實當時在學界,很多人早就看到國際風向並不在WiMAX這邊。」張耀文語重心長地說。

此外,總裁還主導、決策學會的人事、業務、行銷和行政,如年會召開地點、主題、與會人士……「如真有私心,要力捧自家的學者或主軸,都未嘗不可,但公正行事才能獲得尊敬。」

「學會是科研的集散地,科研則是產業的先行者,可以說,誰拿到發聲權,誰就掌握了未來!」因此張耀文提醒,台灣不能只是埋頭研究,更要抬頭關注、甚至參與國際學術行政。其中,參與國際學會行政事務,以及擔任「國際期刊編委」都不可或缺。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洪瀞,從博士班時,就主動擔任土木領域國際期刊的助理編輯,參與國際期刊的運作,至今擔任過近10本土木領域重要期刊的副主編和主編,每個月依然要幫忙審查七到八篇論文投稿。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洪瀞。蘇義傑攝圖/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洪瀞。蘇義傑攝

他說,論文能否登上期刊,關乎到一個國家年輕學者的國際能見度。此時,看似平庸的期刊主編,則可以運用訂定期主題、提供學者修改意見、決定上刊論文……無形當中,都可以暗助到自家學者。

另外,儘管許多年輕學者都認為,一但擔任期刊編輯,就得犧牲自己的時間幫人審稿,浪費時間,但洪瀞不以為然。他強調,主動擔任期刊編輯,不但可以察覺當前趨勢,更避免與人撞題。「研究能否切合潮流,將影響科研經費的取得,及能否登上國際頂級期刊,」洪瀞進一步說,科研不但得作得好,還要作得早:「只要別人早你一個月發表同類型論文,你的研究就等於付諸流水。」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期刊審委通常為無給職,讓人興趣缺缺,而洪瀞近年觀察,負責期刊審查第一關的助理編輯,通常會找博士生來協助,「期刊編審,好聽是人脈互相幫忙,說白了也就是學術派系的集結,」但偏偏,目前在海外,大陸博士生遠多於台灣,再加上台灣博士生意願不高,因此,在期刊審核上,台灣人的勢力明顯褪色,愈來愈邊緣化。

「80、90年代時,美國學術界的華人教授曾80~90%都是台灣出身,但現在可能只剩下10%,」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也憂心忡忡分析。

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賴永祥攝圖/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賴永祥攝

早年台灣高教環境還不完整,優秀學生要深造碩博士,只能去美國,學成後許多人就留在當地,也讓學術界與產業界的華人臉孔,許多皆是台灣出身。而這股勢力,不容小覷,當年台美斷交,《台灣關係法》的設立,也是他們居中奔走。

後來隨著台灣高教環境成熟、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愈來愈多台灣學生選擇當土碩博士,空下的位置,也就被中國留學生取代。「在哪唸書不是重點,關鍵是,台灣的土碩博士,能否得到得歐美大學的青睞而獲聘教職?」

張耀文呼籲,台灣過去一直有著「老二思維」,習慣當歐美日等國頂尖學者的追隨者,但,科技業就得有先鋒思惟,「一個關鍵技術勝出,能創造出台積電,反之,能摧毀一家諾基亞(NOKIA)。」  

足以見得,這次張耀文的總裁之職,帶來的,不只是一時的掌聲,更是台灣學術能量,是否在國際發聲,年輕學者能否就此抬頭看世界的關鍵時刻。

本文出自 2020 / 06 月號

數據.紅利.階級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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