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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同減異的統一模式-大中華國協

梅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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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可望

198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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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同減異的統一模式-大中華國協
 

本文出自 1988 / 2月號雜誌 誰來領導?

去年一年,中華民國台灣推行了一連串令國內外叫好的革新措施;中共也經歷保守派與教革派的險惡角力,擠進開放的跑道。許多人預測,新的一年中雙方的實質接觸會愈漸頻仍,正是解決統一問題的新契機。

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目前提出了一個前瞻又富創意的統一方案,這個方案有一幅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的深刻背景。

回溯六0年代,統一中國最可能的方式是戰爭,不是「反攻大陸」,就是「血洗台灣」。其後,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接踵而至,兩個中國的主權問題受到國際矚目。

中共展開和平統一攻勢,陸續提出「三通」、「四流」,號召台灣回歸「祖國」。

台灣的回應是:中國應該統一,但必須統一於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基礎上,即所謂的「台灣模式」。民國六十九年,執政黨舉行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更出現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這種主張無疑是要中共徹底教棄共產主義、否定馬列思想,中共斷難接受。

這一時期,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魏鏞曾以學者身份,提出了「多體制國家」(multi-system nation)的概念;美國布朗大學教授高英茂主張仿效「德國模式」;還有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翁松燃的「奧運模式」,及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授張旭成提運的「新加坡模式」等。

這些建議透露出海峽兩岸已有可能各退一步,不再執意敵對的訊息。

當一九八三年香港問題談判展開,中共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一國」指的是是中共,「兩制」指的是在中共主權下也容忍資本主義存在。當然,中民國絕不會接受,因為這等於自甘降格為地方政府。

去年九月,清大理學院院長沈君山在遠見雜誌上正式發表了「一國兩治」的構想,主張海峽兩岸之體制人事各由兩地人民自主;兩個地區平等競爭,讓時間和實踐來決定那一個是最適合國家發展的制度。

回顧這一段由兩極對抗、拉鋸折衷到合而不同的演變歷程,再仔細思索梅可望先生的主張,或許能給所有期待中國統一的人新的啟示。

(符芝瑛)

以下就是他談話的重要節錄。

中國統一問題,多年來一直是一個令人頭痛,而又得不到完滿解答的問題。

過去幾年,由於我躲在台中,遠離台北的政治暴風圈,可能立場比較超然、頭腦比較清醒一些,對於如何解決統一問題,想出了一套辦法,也許不盡十全十美,但純粹是基於一個學政治而又愛中國的人的觀點,提供一些淺見供大家批評參考。

建立「大中華國協」

中國到底應不應該統一?我想海內外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同意中國應該統一,因為這是歷史的主流,是中華民族感情融合的表現。如果不統一,中國和中國人的前途,以及未來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用我說,大家恐怕也可以想像出來。

有人認為目前「台獨」的呼聲很高,似乎已成為一種趨勢,但我相信「台獨」只是聲音比較大,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事實上贊成統一的人還是多得多,這一點從前年底的選舉可以看得出來,執政黨拿到百分之七十幾的選票,表示大多數人還是認為統一比「台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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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中華民國的民間和政府,海峽對岸的中共和人民,都希望能統一。但因為雙方各有各的主張和立場,這些主張和立場又是相互排斥的,所以儘管喊得很響,始終沒有實際的進展。

中共那邊喊出的統一,目標是「一國兩制」,手段是「三通」、「四流」;我們的目標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手段是「三不」。雙方的結論都是「免談」,既然免談,根本無法統一。這就是今天問題癥結之所在:雙方都無法提出能讓彼此接受、讓彼此都有一點迴旋餘地的辦法來。

從歷史觀點來看,我認為中國統一是必然的結果,既然終究要統一,與其經過偶然的方式,例如靠戰爭、革命或大的災難來統一,不如預先做一個適當而合理的安排。

我的構想是不能期待立即的統一,而是要循序漸進。一開始的時候比照大英國協的模式,先建立一個「大中華國協」(The Great China Commonwealth),其下有三個主要的正式會員:台灣、大陸和新加坡,由此三地區中國人組成的政府,在國協中都是完整的政治實體。

由民意決定政體

其次,世界上由華人所構成、人數在五萬以上的團體,可以成為次列席(sub-associate)會員,例如香港、馬來西亞的馬華公會、美國的中華總公所等。如此一來,可以把全世界的中國人結合在這個組織之下,讓中華文化發揚光大。

在此大前提下,三個主要會員必須尊重彼此的政治獨立與主權完整,共同遵守下列三項信條:一、文化、教育、科技要相互合作;二、政治、經濟要相互交流競賽;三、軍事要互不侵犯。

下一步是每三年至五年,舉行一次民主的民意測驗,讓民眾表示他們願意選擇那一種政體。如果認為兩邊都不好,也可以提出改變的建議。以三十到五十年為期,最後決定一個適於所有中國人的政體,中國於焉統一。

也許有人會問:現在是不是倡議這個想法的好時機?我想,站在一個愛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任何時機都是好時機。何況任何新觀念的提倡,總須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才會慢慢被接受。假如發表出來之後能引起許多人的回響,就可以證明現在是一個好時機。

這個辦法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因為新加坡立場中立,可以擔任協調的角色,其他次列席會員也可以居中評估競賽的成果。原來是對抗的兩個政治團體,因此不致發生很激烈的衝突。

假如新加坡或其他華人團體願意扮演雙方溝通的管道,開始推動這個理想,我想對中華民國比較有利,中共那邊的抵抗力會比較大,因為他們必須放棄的比較多。當然他們不見得照單全收,會提出一些意見,但至少這是我們下的一著棋,對他們是一大挑戰,逼得他們不得不正視,也許經過討價還價,能找出彼此都可接受的方式。

創造中國人的世紀

也有人擔心中共這個官僚化的共產主義體系,會不會接受這種理性和民主。但拿蘇聯為例,戈巴契夫為什麼要改革?難道他不曉得獨裁比較舒服嗎?

改革是因為內部的壓力太大。中共也是如此,不是因為鄧小平一個人想開放,而是資訊愈來愈多,來往愈來愈頻繁,封鎖不佳的時候一定會變;如果不變,政府就會被推翻。我們不要太執看於共產主義是不會變的,只要壓力夠大,一定會改變。

這個方法主要的出發點是大家都是中國人,基於全中國的福祉,漸漸的增加同、減少異,以提升中國人的生活水準,促進全中國的富庶。如果真能做到的話,其他國家一定會害怕,說不定日本會最先出來破壞。

我這個循序漸進的方法,可以解除海峽兩岸的緊張狀態,也不致防礙雙方的利益,威脅這兩個政府的存在,把中國人的智慧和能力結合起來,促進所有中國人的安全、繁榮和幸福,希望建立一個空前卓絕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世紀。

(符芝瑛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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