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寧陪伴最不需要他人「施展專業」與「盡義務」，
僅只需臨在病榻旁的一點點膚觸與溫度，
以及同理共感地在「陪跑」到終點之前，
時光倒轉地將人生回憶一遍，
並於有聲或無聲的「重說」生命故事中再次「活著」，
也就足夠了。
回德國之後最常遇到的問題是：「你是誰？」
基福會採取輪班制，每次來的人都不一樣，再加上家庭醫師、送餐人員、救護車人員、急診室裡來來去去的醫生、護士們，一天下來我總要反覆被詢問：「你是誰？」
「我是她的媳婦！」
角色，似乎是最容易的答案，相應的義務既包套處理，也有簡易的參照行為模式，更容易落入他人與社會的期待。
然而，德國屬於社會福利國家，擁有完善退休養老制度，以及周全的醫療、照護體系，由國家擔負急難救助與傷病照顧的責任，因此親屬角色自然就少了照顧的「強制」義務。相較台灣，若是面臨家人重症或老人罹病，往往會帶來家庭生態的重大改變與成員壓力，甚至得辭去工作長期照料，特別是媳婦與女兒，或是未婚單身的子女，通常被視為必然的「免費」勞動力。
我的「志願義務役」多少受台灣傳統價值的影響，而這也挑戰了德國醫護人員的思惟，特別是德國著重個人主義，少有家屬會願意突然改變生活節奏與安排，投入居家安寧照顧的工作。如同大女兒睿家在經歷癌末照顧後，曾認真地告訴我︰「奶奶生病了，沒有人願意打亂他們原有的生活計畫與步驟，只有你讓自己停留在這裡，而別人卻是一直前進的。你以後若是重病或病危，我會直接將你送進醫院或安寧病房，而不要打擾到我既定的生涯規畫。」
乍聽雖然心驚，但是卻揭露了我夾雜在台灣與德國兩種文化，與相異的社會、老人照顧體系之間，面臨的不僅是心態的調適，更是自身「角色」與「自我」的再次辨認與協調。
「你在這邊做什麼呢？」
「家裡沒有請特別看護嗎？」
「為什麼是媳婦待在這裡擔任照顧工作？」
幾次被如此直白地質問，我從原本理所當然的「照顧婆婆」，到後來有些囁嚅地不知該如何回答。
當時在德國待職的大伯，以及沒有工作的大嫂，甚至是按照原定計畫去英國度假的大姑，他們從未想過回來擔任看護的工作。
由於婆婆非常眷戀這棟由公公親手打造的房子，生病前幾年早已幾次堅決拒絕大姑安排她進入養老院，即使突如其來的癌末報告，婆婆更堅持要待在家裡，不願進入安寧病房，最後僅同意先由基福會提供居家安寧照顧。
雖然基福會有專業醫護人員，按照病患需要安排數次不等的訪視與照顧，但是獨居的婆婆還是得需要有人隨侍在旁，特別是隨著病期的惡化，24小時貼身看護，絕對是後期必要程序。
然而，婆婆更是反對透過仲介，自烏克蘭申請特別看護的提議，主要關鍵在於德國人視家為嚴守重地，而婆婆在公公30年前過世後，更是以守衛自居，就是不願意陌生人長住家中。
婆婆的固執是有脈絡可循的，由於我嫁到德國時，當時先生獨自在法蘭克福上班，我曾與婆婆單獨居住了一段時間，後來即使先生派駐亞洲，我也會於暑假帶著孩子，在婆婆家住滿2個月，所以算是婆婆老年後與她貼近的「另一種」家人。
或許與婆婆漸漸少了過去家庭生活的摩擦與忌諱，所以那些年她對我傾訴了諸多不為人知的祕密與苦水，就連我先生也不曾聽聞過的。另外，沒有血緣的牽絆與不捨，婆婆倒是能很自在地與我聊到身後的想法與安排。
記得10年前的暑假，幾次陪伴婆婆到隔壁小鎮的老人安養中心，探訪她多年的好友艾米（Emmi），她是婆婆40年前寡居後，加入女子登山社時所認識的友人，並且一起上瑜伽課，以及時常結伴度假。婆婆遠從拜恩州（Bayern）北部的法藍肯（Franken）嫁到西南德山間，除了地區方言、宗教與生活習慣不同之外，她幾乎沒有自己的社交網絡，因為照顧一家大小與大片的果樹與菜園，再加上每年都有姪子、姪女遠從拉丁美洲來長住，幾乎直到公公過世與小孩各自獨立後，婆婆才有了自己的生活，以及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難想見，艾米老邁體衰後住進養老中心，對婆婆的震撼有多大，除了往日共同從事的活動，少了一位好夥伴，讓她也開始意興闌珊地退回限縮的生活型態之外，婆婆難免也會想到自身處境，這或許是最令她無法面對的。
婆婆為此，抗拒了好久都不去養老中心探望，還是我得知之後，三番兩次勸服她，最後還是以老大睿家想念艾米奶奶，想跟她說說話，總算才讓婆婆踏進養老中心。
艾米為了我們的到訪，開心得像小女孩，特別是看到睿家長高了，一直拉她的手，還拿出偷藏的小熊軟糖給她。但是當兩位老朋友終於親暱地拉著手，低聲說著體己話時，艾米便開始淚眼婆娑，她並非抱怨養老中心不好，因為在我眼裡看來德國等級的環境與設施，在台灣可能四、 五星級飯店也不過如此，而且醫護人員專業、有愛心，飲食看上去都相當精緻，公共空間也是多樣化，但艾米不快樂的癥結在於她對老家的眷戀。
當婆婆看艾米眷戀地將老房子各個角落的照片，不時拿在手上端詳，訴說自己有多想家，回程路上就斬釘截鐵地告訴我︰「我以後絕不搬進安養中心！」
艾米在安養中心住了不到3年就過世，婆婆常感慨與執拗認定，就是想家的緣故，才會讓她放棄求生意志。
為了這件事，幾年前我還曾跟先生商量，由我們出錢買下房子，將屬於兄姊與婆婆比例的部分，向銀行借錢以現金付給他們，然後無償讓婆婆永久居住，以及負責修繕的經費。這樣除了免除大姑一直提議要將婆婆送到養老中心，讓婆婆心生恐懼之外，婆婆手上有多餘的現金，就更能優渥地安排度假與無虞享受。只是兄姊為了婆婆能否持有房子的所有權，以及得到財產分配比例有意見，因而破局，這也成為婆婆晚年的暗傷。
除了好友艾米的「前車之鑑」，讓婆婆下定決心「死守到底」之外，也是因為這是公公親手打造與裝修水電的老房子，有婆婆住了五十多年的情感與記憶，更是她心靈的庇護所。因為當年她剛結婚與公婆、小姑們同住，有太多被欺凌的不愉快經驗，甚至被她自己的公公毆打，連當時年紀還小的大姑都懂得「靠勢」，依向祖父母，而不服母親的管教，甚至出言不遜，將她視為外人。婆婆承受各方壓力幾近崩潰，最後公公當機立斷搬了出來，才讓婆婆有了喘息與重新生活的自由。
這棟房子是她新生的起點，亦是她做為一名女主人，出色與成功扮演「照顧者」的空間，更是她人生最重要的舞台。
記得與婆婆同住時，她每晚不只用內鎖，還要費事地用一把把鑰匙將大門、大門玄關，以及地下室通往後花園的門，從裡頭用三道鎖牢牢鎖住，起初我不解其意，認為內鎖就夠了，婆婆才向我解釋，用鑰匙從房裡頭鎖住，即使有人偷了家裡的鑰匙，也一樣從外面開不進來。
由此我才驚見婆婆對外嚴防的重視，以及守衛房子幾乎到了戰戰兢兢的地步。
然而，就在我到德國的幾日之後，大伯帶了一位人力仲介來到家裡，嚴厲要求婆婆簽下申請看護同意書，他們兩個男人首先分析烏克蘭看護的諸多優點，眼看婆婆不願讓步，便從原本的坐姿起身，開始提高聲量，咄咄逼人地要求婆婆認清眼前身體失能的事實，並直言她的頑固只會為自己帶來更大的不便與災難。
原本坐在婆婆身邊不發一言的我，突然也站起身來，鼓起勇氣說︰「我可以擔任看護……。」婆婆好像找到救兵似地猛點頭，沒想到大伯立即以我不是專業醫護人員回絕，瞬間也讓婆婆頹喪了臉，無助地垂下了頭，幾乎要整個人趴到桌上。
後來，就在他們連番繼續威脅婆婆要「理智」考量的高分貝裡，我將雙手按在婆婆肩上，輕緩摩娑著，並湊到耳邊低聲承諾她，我跟孩子們都會繼續留下來陪她，即使看護來了，我們也不會離開，而且我會緊盯著看護，不讓看護有造次的可能，婆婆才願意簽下申請同意書。
當大伯與仲介滿意地帶著同意書離去，婆婆整個人軟癱在椅子上，一隻手卻緊按著我放在她肩膀上的手，雖然隨著她的虛脫而漸次流失氣力，但彷彿有一份很深的信託，深嵌在我的手背上。
至今我依然能感受到婆婆這份氣力與體溫漸失的緊握膚觸，並不時自問︰「角色或專業？哪一個最該出現在病榻邊呢？又或者，這兩者通通不適任？」
當時的我並不專業，再加上困囿於媳婦的角色，讓腦袋的「義務」與「行動」取代了五感的真實感受。至於所謂專業的烏克蘭看護，就在我們申請兩週之後，她即將出發的前一晚，婆婆就已經往生。
完全始料未及，卻也引動我持續深思︰「臨終病榻旁，最重要的究竟是什麼呢？」
後來嘗試倒帶臨終照顧的過程，我發現癌末的不可逆，「專業」的極致不過就是在生命末了幫助減緩疼痛，不讓身體過度承受折磨，拖絆了靈魂的出脫。
再則，對於婆婆而言，身心逐漸失能的狀況下，她對自己的諸多社會角色已逐漸脫鉤，自然也就不會要求我與其他人該如何實行自己的相對角色與義務，特別是在進入譫妄之前的某一小段異常清醒時刻，她沒有特別提出希望哪位親人出現在身旁，反倒是對我這位沒有血緣關係的異鄉人，凝望許久並情意綿長地說聲︰「謝謝你。」
至今想來，病榻邊的「專業」與「角色」終究走到窮途末路與無用的時刻，臨在（Be Present）才是臨終者與陪伴者兩方皆能受用的。
安寧陪伴最不需要他人「施展專業」與「盡義務」，僅只需臨在病榻旁的一點點膚觸與溫度，以及同理共感地在「陪跑」到終點之前，時光倒轉地將人生回憶一遍，並於有聲或無聲的「重說」生命故事中再次「活著」，也就足夠了。
於是，哪怕只是一段陽光午後的無言凝視，或是一抹同在的膚慰，一句善解的話語，甚至什麼都沒有想的靜默同步呼吸，我想對於臨終者而言，就是最有品質地被陪伴與活著。同樣地，對於陪伴者自身而言，這樣的存在必然有別於浮生日常，非得使出渾身解數才能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而是全然回歸到人所俱足的本身，「我的在，本身就已是最大的價值了！」這份價值的「給出」，對象不僅是臨終者，更是再度走回物質人世的自己。
再則臨終者的「時間感」，已與常人不同，因此時間陪伴的時間，並非絕對的越長越好。臨終就像將時空象限放進了一顆濃縮膠囊裡，生命的「剎那永恆」最能於此體現。
「誰該來病榻旁？」
「該在病榻旁守多久？」
這是每個人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都會遭逢的自我疑問，又或者臨到生命終點，反向詢問或要求周遭的人。
從婆婆病榻邊的陪伴經驗，我體會了「陪伴」的真實觸受，毋須等到自己臨終時刻，才巴望等待親人「兌現」角色義務的給予，或是苛刻要求專業醫療人員的付出，而是在當下就樂意陪伴他人，並且於生活中敏受揀選與人同在的質地，找到對的人陪伴自己，讓每一次的人我相遇，都是互惠與美好的體驗。
時時刻刻廣結善緣，以及自我深化「陪伴」的意義，或許在未來對於誰能在病榻邊照顧自己，也就能隨緣自在，不罣礙非得子女或親屬陪侍在旁。
不過這一切也需國家層級的臨終照顧革新，因為唯有政府能落實安養照顧政策，減少親屬在相對角色上的義務重擔，這樣每一個人才能在身心自在的狀況下，在生命的最後一哩路程上，相互給予最有品質的陪伴與祝福。
本文節錄自：《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臺灣女兒、德國媳婦的生命照顧現場》一書，吳品瑜著，時報出版。（圖／時報出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