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歲那年秋天，我生了一場病。
也許這樣的敘述並不太精確，但那像一個原本大步前進的人，突然輕輕踩了一個錯步，踏上久遠時光裡的一顆未爆彈，碰！這個人就從中間折斷，還來不及感覺到疼痛，已經有人在一旁宣告，前頭有路，可是再也走不了了。
初秋的某一天，在例行檢查時候，一邊和熟悉的醫生聊著幾天後要開始的另一段人生計畫，一邊告訴她，這幾個月發現有些異常卻又似乎無礙的地方，那是我在左耳前方，一個突起的腫塊。
醫生伸手摸摸我說的部位，又摸了摸，確認再三，沉下原本的笑臉，嚴肅地吐出幾個字：「這個要盡快進行手術，我怕是不好的東西。」
她的用字頗為溫和，「不好的東西」感覺起來和「好的東西」相差不遠。
我露出了解的表情輕輕點頭，而站在一旁的媽媽看起來很想哭。
於是，被炸彈折了一半的人，就此成為兩段身體，左邊是傷口，右邊是平安無事。於是，被炸彈對折的人，沒辦法好好走路，好好聽完一首歌，好好在計畫裡走滿每一步。
我沒有因此哭過，比想像中平靜許多，把手續辦妥，也通知了幾個老朋友。
接著，取消了所有原本即將執行的計畫後，把自己停下來，生活裡單純地剩下許多想做卻一直沒做的事。
譬如在有陽光的日子想出門，就走到熟悉的公園，坐在草地上看書曬太陽。
譬如想和妹妹到東港吃一頓生魚片大餐，就和她一路愉快的南行。
譬如在住院之前，想見親愛的人，就去見。
妹妹替我的腫瘤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小可愛」，她說：「這樣聽起來，整個人都變得可愛了。」
我很喜歡這個名字，於是和大家介紹，這是我的小可愛，她真的很可愛，一點都不會帶給我疼痛，一點都不會不舒服。
可是小可愛長大的速度，比醫生預想的快上許多，在兩三個禮拜內的陸續檢查裡，她就長大了將近一公分。
在那些日子裡，家人在我沒看見的地方流了很多眼淚，和他們說話的時候，可以聞到苦鹹的味道，散在他們的眼角和髮鬢之間。
家人並不會因為自己的難過而哭泣，卻在其他人可能痛苦不安之前，就率先哭起來。
入院的那天早晨，是有著陽光的秋天，難得待在許久沒回來的城市，那天的陽光和身邊的人，都顯得特別難得。
抓了一點時間，我和他見了面。我看著他，他看著我的左邊耳朵。
我們的生命裡都會有幾個時刻，讓清風流過都有花香，讓陽光灑落都是暖燙，而命運的彎折，都發生在即將。
手術在入院後的隔天一大早，我甚至在前一個晚上睡得很深，趁著秋天的早晨還沒完全醒來，我順勢賴床。
妹妹在病床邊笑說：「等等打完全身麻醉，妳就要睡夠久了，現在還不快點起來？」
我笑著起床，換上手術服，是淺淺的綠色。
後來，經過漫長的手術，直到下午三點多，我才回到病房。
依照程序，離開手術室後，病人還沒恢復意識，要在恢復室裡由護理師們照看，直到醒來並且確認狀況，才能送回病房。
那個時候，我差點醒不來。
差一點點，就會永遠睡在夢的國度裡，無法回應世界的任何一句話。
總算恢復意識後，因為對麻醉藥強烈的反應，幾乎吐得又要暈過去，等到平靜了些，才被准許回到病房。
躺在病床上，讓護理師推著病床離開恢復室，爸媽和妹妹便馬上來到床邊。
那個時候第一次明白了，那些在電影裡看見家屬跟著病床走的鏡頭，躺在那裡的攝影機是什麼樣的感覺。
在不大的病床躺著，能看到的世界很小，除了一格一格經過的天花板，和一根一根晃眼的日光燈，視線所及就是爸爸、媽媽和妹妹。而床頭的醫護人員，我是看不到的，沒有力氣抬首，也沒有力氣抬手。
我努力對他們笑著，當下卻忘記麻醉還沒全退，所以肌肉根本無法牽動，在他們眼裡，可能只是一張微瞇眼睛的表情。
但他們跟我說：「很棒，妳很棒，沒事了。」
是這樣的，能夠縫好傷口，離開手術台，讓醫護人員說：「好，可以回病房觀察了。」
就可以沒事了，這樣就好了。
四粒輪子撐著一張床，躺好一個人，被好多雙手扶著，正在往回走去，喀啦、喀啦，輪子壓過地面磁磚接縫時，輕輕響起聲音。聽起來很遠，而躺平的我應該是離地板最靠近的人了。
我半閉著眼睛，感受著病床乘載身體的重量，以及許多顆心臟的重量。
回到病房，便沈沈睡去，偶爾從夢裡驚醒，睜開眼睛，爸媽和妹妹又會圍上床邊，問我是不是想吐，還是想上廁所。
我沒什麼力氣說話，連搖頭也會暈，還會扯到傷口和引流管，所以只是抿了抿唇表示沒有，又閉上眼睛睡著。
手術後的後遺症之一，是有一段時間，左半邊的臉知覺遲鈍，牽動嘴角想要笑的時候，顯得吃力許多，直到今天，左臉還是有些麻，縫了十幾針的傷口，仍然密密細細地痛。
生命裡種下一顆不曾定時的炸彈，在我們意想不到時爆炸，而我們張開雙手，以擁抱的姿勢，希望炸彈的碎片盡可能不要傷及家人們，然後在體無完膚之後，確認自己還活著，便期許明天的自己，還能笑得一樣。
即使後來明白，有時候要笑起來，必須花上更多力氣。
遇到炸彈了，碰，我還活著。
本文節錄自：《還想在你的未來聽到我》一書，愛瑪著，麥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