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和作家的組合關係也很有趣，如果是1995年—我寫《哺乳期的女人》的那一年—31歲的作者該如何去寫《推拿》呢？我想可能是這樣的：他一定會把《推拿》寫成一部象徵主義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感情也是次要的，他要逞才，他要使性子，他要展示他語言的魅力，他要思辨。亨廷頓說了，這是一個「理性不及」的世界，借助於盲人這個題材，31歲的年輕人也許會鼓起對著全人類發言的勇氣，試圖圖解亨廷頓的那句話。年輕人很可能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張三象徵著局部，李四象徵著局限，王五象徵著人與人，趙六象徵著人與自然—所有的人都在摸象，然後，真理在握。在小說的結尾，太陽落下去了，它在什麼時候才能再一次升起呢？沒有人知道。盲人朋友最終達成了這樣一個偉大的共識，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太陽，它只是史前的一個蛋黃。
寫作其實不是文學，而是化學。這麼多年的寫作經驗告訴我：同樣的人、同樣的事，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它們在小說家的內部所構成的化學反應是完全不一樣的。什麼是好的語言？布封說：「恰當的詞放在恰當的地方。」什麼是好的機遇呢？我會說：「恰當的小說出現在恰當的年紀。」在恰當的年紀，作品與作者之間一定會產生最為動人的化學反應。
我寫《推拿》的那一年是43歲，一個標準的中年男人。因為長期的家庭生活，中年男人有了一個小小的改變，過去，中年男人無比在意一個「小說家的感受」，為了保護他的「感受力」，他的心幾乎是封閉的、絕緣的。但是，生活慢慢地改變了他，開始留意家人，他開始關注「別人的感受」。對一個家庭成員來說，這只是一個小小的變化，但是，相對於一個小說家而言，他邁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就在我寫完《推拿》不久，我在答記者問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對一個小說家來說，理解力比想像力還要重要。」這句話當即遭到了學者的反對。我感謝這位學者的厚愛，其實他完全用不著擔心，想像力很重要，這個常識我還是有的。我之所以把理解力放到那樣的一個高度，原因只有一個，我43歲了。我已經體會到了和小說中的人物心貼心所帶來的幸福，有時候，想像力沒有做到的事情，理解力反而幫著我們做到了。
想像力的背後是才華，理解力的背後是情懷。一個47歲的老男人可以很負責任地說：人到中年之後，情懷比才華重要得多。
情懷不是一句空話，它涵蓋了你對人的態度，你對生活和世界的態度，更涵蓋了你的價值觀。人們常說：中國的小說家是「短命」的，年輕時風光無限，到了一定的年紀，泄了。這個事實很能說明一個問題，我們不缺才華，但我們缺少情懷。
小說家的使命是什麼？寫出好作品。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小說家也有提升自身生命品質的義務。在我看來，生命的品質取決於一件事，做為一個人所擁有的情懷。我渴望自己有品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我至今也不認為《推拿》是一部多麼了不起的作品，但是，對我來說，它意義重大。我清晰地感受到，通過這本書的寫作，我和生活的關係扣得更緊湊一些了，我對「人」的認識更寬闊一些了。這是我很真實的感受。基於此，我想說，即使《推拿》是一部失敗的作品，在我個人，也是一次小小的進步。
我找到了我的新方向，我又可以走下去了。
本文節錄自：《我有一個白日夢》一書，畢飛宇著，九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