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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之後,情懷比才華重要得多?

最為動人的作品,出現在作者恰當的年紀
文 / 一流人    
201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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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之後,情懷比才華重要得多?
僅為情境配圖。圖片來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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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和作家的組合關係也很有趣,如果是1995年—我寫《哺乳期的女人》的那一年—31歲的作者該如何去寫《推拿》呢?我想可能是這樣的:他一定會把《推拿》寫成一部象徵主義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感情也是次要的,他要逞才,他要使性子,他要展示他語言的魅力,他要思辨。亨廷頓說了,這是一個「理性不及」的世界,借助於盲人這個題材,31歲的年輕人也許會鼓起對著全人類發言的勇氣,試圖圖解亨廷頓的那句話。年輕人很可能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張三象徵著局部,李四象徵著局限,王五象徵著人與人,趙六象徵著人與自然—所有的人都在摸象,然後,真理在握。在小說的結尾,太陽落下去了,它在什麼時候才能再一次升起呢?沒有人知道。盲人朋友最終達成了這樣一個偉大的共識,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太陽,它只是史前的一個蛋黃。

寫作其實不是文學,而是化學。這麼多年的寫作經驗告訴我:同樣的人、同樣的事,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它們在小說家的內部所構成的化學反應是完全不一樣的。什麼是好的語言?布封說:「恰當的詞放在恰當的地方。」什麼是好的機遇呢?我會說:「恰當的小說出現在恰當的年紀。」在恰當的年紀,作品與作者之間一定會產生最為動人的化學反應。

我寫《推拿》的那一年是43歲,一個標準的中年男人。因為長期的家庭生活,中年男人有了一個小小的改變,過去,中年男人無比在意一個「小說家的感受」,為了保護他的「感受力」,他的心幾乎是封閉的、絕緣的。但是,生活慢慢地改變了他,開始留意家人,他開始關注「別人的感受」。對一個家庭成員來說,這只是一個小小的變化,但是,相對於一個小說家而言,他邁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就在我寫完《推拿》不久,我在答記者問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對一個小說家來說,理解力比想像力還要重要。」這句話當即遭到了學者的反對。我感謝這位學者的厚愛,其實他完全用不著擔心,想像力很重要,這個常識我還是有的。我之所以把理解力放到那樣的一個高度,原因只有一個,我43歲了。我已經體會到了和小說中的人物心貼心所帶來的幸福,有時候,想像力沒有做到的事情,理解力反而幫著我們做到了。

想像力的背後是才華,理解力的背後是情懷。一個47歲的老男人可以很負責任地說:人到中年之後,情懷比才華重要得多。

情懷不是一句空話,它涵蓋了你對人的態度,你對生活和世界的態度,更涵蓋了你的價值觀。人們常說:中國的小說家是「短命」的,年輕時風光無限,到了一定的年紀,泄了。這個事實很能說明一個問題,我們不缺才華,但我們缺少情懷。

小說家的使命是什麼?寫出好作品。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小說家也有提升自身生命品質的義務。在我看來,生命的品質取決於一件事,做為一個人所擁有的情懷。我渴望自己有品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我至今也不認為《推拿》是一部多麼了不起的作品,但是,對我來說,它意義重大。我清晰地感受到,通過這本書的寫作,我和生活的關係扣得更緊湊一些了,我對「人」的認識更寬闊一些了。這是我很真實的感受。基於此,我想說,即使《推拿》是一部失敗的作品,在我個人,也是一次小小的進步。

我找到了我的新方向,我又可以走下去了。

人到中年之後,情懷比才華重要得多?本文節錄自:《我有一個白日夢》一書,畢飛宇著,九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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