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一般認為教育是推動社會流動性的主要驅動力——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所得及社會地位越高。八國當中最平等的挪威，將近全數（97.3％）教育經費都屬於公共支出；反觀八國當中最不平等的美國，只有2／3的（68.2％）的教育支出由全民買單。這很可能嚴重影響高等教育的社會差距。
像我們的人是我們，其他人都是他們。
——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我們與他們〉（We and They）
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我們的富裕國家名單中，只有少數國家擁有可供國際性比較的跨世代社會流動性資料。我們的數據，取自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家喬．布蘭登（Jo Blanden）等人所做的一項研究。這些研究人員運用八個國家且具代表性的大型縱向研究，計算出父親在兒子出生時的所得，與兒子30歲時的所得之間的相關係數，藉此推估社會階級流動性。儘管只有八個國家的數據，世代間社會階級流動性與所得差距的關係非常強烈。圖12.1顯示，所得差距較大的國家，社會階級流動性通常遠遠落後於人。事實上，美國的社會階級流動率在八國中墊底，美國夢的實現無異於空中樓閣。英國的社會階級流動性也偏低，西德居中，加拿大與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社會階級流動性則高出許多。
圖12.1／國家越不平等，社會階級流動性就越低。（時報出版提供）
面對國家樣本數很小的數據，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尤其當欠缺同類數據供我們計算美國各州的社會階級流動性，並獨立檢驗它跟所得差距的關聯性時。不過，其他觀察——例如分析社會階級流動性的長期變化、政府投注於教育的公共支出、地域隔離的變化、社會學家對品味問題的研究及心理學家對「替代性攻擊」（displaced aggression，見第200頁）的研究，以及所謂的健康群集效應——無不增強了圖12.1呈現的理念的可信度。
我們的第一項觀察是，歷經1950到1980年間的緩慢增長後，美國的社會階級流動性突然暴跌，因為美國的貧富差距在20世紀末迅速擴大。圖12.2的數據來自〈2006年至07年間美國工作現況〉（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2006/7）報告。各長條的高度代表父親所得對兒子所得的影響力，所以長條越短，表示社會階級流動性越高：比較難用父親的所得預測兒子的所得。較長的長條顯示較低的流動性：富爸爸比較可能有富兒子，窮爸爸則有窮兒子。
圖12.2／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上升到1980年以後開始下滑（時報出版提供）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數據顯示，財富分配最底層1／5的父母，有36％的子女成年後同樣留在底層1／5；而在財富最頂層1／5的父母，有36％的子女同樣留在最上層1／5。金字塔頂端的人得以維持財富與地位，最底層的人很難在所得階梯往上爬，而中產階級則有較大的彈性。在英國，所得差距擴大的期間，跨世代的社會階級流動性也出現下滑。
支持我們相信所得差距擴大會傷害社會階級流動性的第二項觀察，來自政府的教育經費數據。在現代民主國家中，一般認為教育是推動社會流動性的主要驅動力——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所得及社會地位越高。我們在第八章看到了所得差距如何影響教育成就與志向，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八個擁有社會階級流動性資料的國家，政府投入教育（小學與中學）的公共支出，跟各國的貧富不均程度息息相關。八國當中最平等的挪威，將近全數（97.3％）教育經費都屬於公共支出；反觀八國當中最不平等的美國，只有2／3的（68.2％）的教育支出由全民買單。這很可能嚴重影響高等教育的社會差距。
爬上來，走出去
確認所得差距與社會階級流動性有關的第三項證據，源於在比較不平等的國家，貧與富之間的社會距離直接落實到嚴重的地域隔離。
美國的所得差距自1970年代開始逐漸擴大，貧與富的地域隔離也是如此。政治經濟學家保羅．賈爾戈斯基（Paul Jargowsky）分析美國的1970、1980及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發現這段期間，貧窮人口的居住地點越來越集中。社區貧窮集中度（neighborhood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是一項指標，顯示出多少比例的城市貧窮人口生活在赤貧地區。賈爾戈斯基估計，1970年，大約1／4黑人人口居住在赤貧社區，但1990年的比例已上升到1／3。在白人族群中，隨著所得差距日益擴大，貧窮集中度過去20年內成長了一倍。當貧窮高度集中，窮人不僅要應付自身的窮困，還得面臨社區貧窮的後果。
從1990和2000年間的人口普查資料來看，賈戈爾斯基指出貧窮集中度出現下滑，尤其是內城貧民區的黑人人口；這跟我們在第十章結尾描述的、最貧窮美國人口的相對地位獲得提升的現象不謀而合。不過，儘管內城貧民區的貧窮集中度下滑，內郊區的貧窮集中度卻開始上升；有鑑於近年來美國景氣衰退，賈爾戈斯基表示，1990年代的進步恐怕早已逆轉。
英國在所得差距日益擴大的期間，也出現類似的貧富隔離模式。富人願意花錢住得離窮人遠一點，以經濟線畫分居住區的隔離現象，在1980和90年代間越演越烈。「破落區」（sink estate）這個詞清清楚楚勾勒出底層階級的貧困形象，一如美國的貧民窟。
大西洋兩岸的研究人員都明白，所得差距的擴大是導致富人與窮人日益隔離的主因。窮人集中在窮困地區，導致各式各樣的壓力、剝奪與艱困日益加劇——從增加離開窮困地區到其他地方找工作的通勤時間，到增加車禍風險、學校較差、服務水準低落、面臨幫派暴力以及污染等等。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在他針對內城區貧困現象的經典研究中，把窮社區的窮人稱為「真正的窮人」（truly disadvantaged）。另有兩項美國研究顯示，住宅區的經濟隔離提高了民眾的死亡風險，其中之一證明在比較不平等的城市，經濟隔離的現象也比較嚴重。這些過程當然會往復循環，進一步抑制了社會階級流動性。
品味與文化
所以，不平等社會的階級流動性比較低，地域的隔離現象也比較嚴重，彷彿較大的貧富差距讓社會結構變得僵化，人們越來越難在社會階級上下移動。
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論述，也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在階級分明的社會中，社會階級流動性受到較大的限制。他描述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差異（擁有的財富與資源）如何與社會差異的文化標誌重疊，成了勢利與偏見的基礎。我們皆以品味作為區別社會階級的標誌——我們以人們的口音、穿著打扮、語言、閱讀選擇、觀看的電視節目、吃的食物、從事的運動、喜愛的音樂，以及對藝術欣賞與否來評判一個人。
中產及上層階級的人有正確的口音，知道如何在「有禮的社會」舉止得宜，也知道教育能增強他們的優勢。他們將這一切傳遞給子女，好讓下一代學業進步、事業成功、締結美好的婚姻、找到高薪工作等等。這就是菁英階層建立並維持菁英地位的方法。
人們可以靠卓越與階級的標準配備（他們的「好品味」）來維持地位，但綜觀整個社會階層，人們也運用歧視與貶低的偏見來防止底層民眾往上爬。儘管當代已有機會平等的觀念，但這些品味與階級問題仍然局限了人們的發展——阻止他們相信自己能改善地位，並在他們努力嘗試時打擊信心。第八章描述有關刻板印象威脅的實驗，顯示刻板印象會對人們的表現產生多大影響。布赫迪厄把菁英階級用來維持卓越地位的行動稱為「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我們也可以簡單稱之為歧視和勢利。種族偏見已廣受輿論譴責，但階級偏見雖異曲同工，卻鮮少受到公開討論。
品味的社會體系（用來定義高雅與低俗）雖然經常變換內容，但總是與我們如影隨形。布赫迪厄在1960年代蒐集的案例如今顯得非常過時，但能清楚闡明事實。他發現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喜歡不同種類的音樂；較低層民眾喜歡〈藍色多瑙河〉那種朗朗上口的旋律，上流社會的人則表示自己喜歡比較「艱深」的巴哈〈十二平均律曲集〉（Well-Tempered Clavier）。上流階級的人偏愛抽象藝術與實驗性小說，較低階層的人則喜歡具象的圖片及精彩的故事情節。但假如人人開始喜歡巴哈、畢卡索和喬伊斯，上流階級的品味就會轉向另一個新事物——以重畫界線來維持菁英身分。布赫迪厄描述的是一種「文化財經濟」（economy of cultural goods），而這項經濟的不平等，對人們的影響不遜於所得的不平等。
人類學家凱特．福克斯（Kate Fox）在其著作《瞧這些英國佬》（Watching the English）中，描述英國人在談話語言、房子、車子、服飾及食物等層面的社會階級標記。約瑟夫．艾普斯坦（Joseph Epstein）在《勢利：美國浮華社會真實版》（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中，也對美國做了類似的針砭。兩本書都詼諧有趣又博學多聞，你很難不嘲笑自己的虛榮和別人的拙劣品味。
本文節錄自：《社會不平等》一書，理查．威金森、凱特．皮凱特著，黃佳瑜、溫澤元譯，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