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動性:機會不平等

美國夢碎?50年觀察,富爸爸比較可能有富兒子

文 / 一流人      2019-07-31
美國夢碎?50年觀察,富爸爸比較可能有富兒子

僅為情境配圖。圖片來源:pexels



像我們的人是我們,其他人都是他們。

──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我們與他們〉(We and They)

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我們的富裕國家名單中,只有少數國家擁有可供國際性比較的跨世代社會流動性資料。我們的數據,取自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家喬.布蘭登(Jo Blanden)等人所做的一項研究。這些研究人員運用八個國家且具代表性的大型縱向研究,計算出父親在兒子出生時的所得,與兒子三十歲時的所得之間的相關係數,藉此推估社會階級流動性。儘管只有八個國家的數據,世代間社會階級流動性與所得差距的關係非常強烈。圖12.1顯示,所得差距較大的國家,社會階級流動性通常遠遠落後於人。事實上,美國的社會階級流動率在八國中墊底,美國夢的實現無異於空中樓閣。英國的社會階級流動性也偏低,西德居中,加拿大與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社會階級流動性則高出許多。

圖12.1/國家越不平等,社會階級流動性就越低。(時報出版提供)

面對國家樣本數很小的數據,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尤其當欠缺同類數據供我們計算美國各州的社會階級流動性,並獨立檢驗它跟所得差距的關聯性時。不過,其他觀察──例如分析社會階級流動性的長期變化、政府投注於教育的公共支出、地域隔離的變化、社會學家對品味問題的研究及心理學家對「替代性攻擊」(displaced aggression,見第二○○頁)的研究,以及所謂的健康群集效應──無不增強了圖12.1呈現的理念的可信度。

我們的第一項觀察是,歷經一九五○到一九八○年間的緩慢增長後,美國的社會階級流動性突然暴跌,因為美國的貧富差距在二十世紀末迅速擴大。圖12.2的數據來自〈二○○六年至○七年間美國工作現況〉(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2006/7)報告。各長條的高度代表父親所得對兒子所得的影響力,所以長條越短,表示社會階級流動性越高:比較難用父親的所得預測兒子的所得。較長的長條顯示較低的流動性:富爸爸比較可能有富兒子,窮爸爸則有窮兒子。

圖12.2/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上升到一九八○年以後開始下滑(時報出版提供)

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的數據顯示,財富分配最底層五分之一的父母,有三十六%的子女成年後同樣留在底層五分之一;而在財富最頂層五分之一的父母,有三十六%的子女同樣留在最上層五分之一。金字塔頂端的人得以維持財富與地位,最底層的人很難在所得階梯往上爬,而中產階級則有較大的彈性。在英國,所得差距擴大的期間,跨世代的社會階級流動性也出現下滑。

支持我們相信所得差距擴大會傷害社會階級流動性的第二項觀察,來自政府的教育經費數據。在現代民主國家中,一般認為教育是推動社會流動性的主要驅動力──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所得及社會地位越高。我們在第八章看到了所得差距如何影響教育成就與志向,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八個擁有社會階級流動性資料的國家,政府投入教育(小學與中學)的公共支出,跟各國的貧富不均程度息息相關。八國當中最平等的挪威,將近全數(九十七點三%)教育經費都屬於公共支出;反觀八國當中最不平等的美國,只有三分之二的(六十八點二%)的教育支出由全民買單。這很可能嚴重影響高等教育的社會差距。

爬上來,走出去

確認所得差距與社會階級流動性有關的第三項證據,源於在比較不平等的國家,貧與富之間的社會距離直接落實到嚴重的地域隔離。

美國的所得差距自一九七○年代開始逐漸擴大,貧與富的地域隔離也是如此。政治經濟學家保羅.賈爾戈斯基(Paul Jargowsky)分析美國的一九七○、一九八○及一九九○年人口普查資料,發現這段期間,貧窮人口的居住地點越來越集中。社區貧窮集中度(neighborhood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是一項指標,顯示出多少比例的城市貧窮人口生活在赤貧地區。賈爾戈斯基估計,一九七○年,大約四分之一黑人人口居住在赤貧社區,但一九九○年的比例已上升到三分之一。在白人族群中,隨著所得差距日益擴大,貧窮集中度過去二十年內成長了一倍。當貧窮高度集中,窮人不僅要應付自身的窮困,還得面臨社區貧窮的後果。從一九九○和二○○○年間的人口普查資料來看,賈戈爾斯基指出貧窮集中度出現下滑,尤其是內城貧民區的黑人人口;這跟我們在第十章結尾描述的、最貧窮美國人口的相對地位獲得提升的現象不謀而合。不過,儘管內城貧民區的貧窮集中度下滑,內郊區的貧窮集中度卻開始上升;有鑑於近年來美國景氣衰退,賈爾戈斯基表示,一九九○年代的進步恐怕早已逆轉。

英國在所得差距日益擴大的期間,也出現類似的貧富隔離模式。富人願意花錢住得離窮人遠一點,以經濟線畫分居住區的隔離現象,在一九八○和九○年代間越演越烈。「破落區」(sink estate)這個詞清清楚楚勾勒出底層階級的貧困形象,一如美國的貧民窟。

大西洋兩岸的研究人員都明白,所得差距的擴大是導致富人與窮人日益隔離的主因。窮人集中在窮困地區,導致各式各樣的壓力、剝奪與艱困日益加劇──從增加離開窮困地區到其他地方找工作的通勤時間,到增加車禍風險、學校較差、服務水準低落、面臨幫派暴力以及污染等等。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在他針對內城區貧困現象的經典研究中,把窮社區的窮人稱為「真正的窮人」(truly disadvantaged)。另有兩項美國研究顯示,住宅區的經濟隔離提高了民眾的死亡風險,其中之一證明在比較不平等的城市,經濟隔離的現象也比較嚴重。這些過程當然會往復循環,進一步抑制了社會階級流動性。

品味與文化

所以,不平等社會的階級流動性比較低,地域的隔離現象也比較嚴重,彷彿較大的貧富差距讓社會結構變得僵化,人們越來越難在社會階級上下移動。

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論述,也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在階級分明的社會中,社會階級流動性受到較大的限制。他描述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差異(擁有的財富與資源)如何與社會差異的文化標誌重疊,成了勢利與偏見的基礎。我們皆以品味作為區別社會階級的標誌──我們以人們的口音、穿著打扮、語言、閱讀選擇、觀看的電視節目、吃的食物、從事的運動、喜愛的音樂,以及對藝術欣賞與否來評判一個人。

中產及上層階級的人有正確的口音,知道如何在「有禮的社會」舉止得宜,也知道教育能增強他們的優勢。他們將這一切傳遞給子女,好讓下一代學業進步、事業成功、締結美好的婚姻、找到高薪工作等等。這就是菁英階層建立並維持菁英地位的方法。

人們可以靠卓越與階級的標準配備(他們的「好品味」)來維持地位,但綜觀整個社會階層,人們也運用歧視與貶低的偏見來防止底層民眾往上爬。儘管當代已有機會平等的觀念,但這些品味與階級問題仍然局限了人們的發展──阻止他們相信自己能改善地位,並在他們努力嘗試時打擊信心。第八章描述有關刻板印象威脅的實驗,顯示刻板印象會對人們的表現產生多大影響。布赫迪厄把菁英階級用來維持卓越地位的行動稱為「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我們也可以簡單稱之為歧視和勢利。種族偏見已廣受輿論譴責,但階級偏見雖異曲同工,卻鮮少受到公開討論。

品味的社會體系(用來定義高雅與低俗)雖然經常變換內容,但總是與我們如影隨形。布赫迪厄在一九六○年代蒐集的案例如今顯得非常過時,但能清楚闡明事實。他發現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喜歡不同種類的音樂;較低層民眾喜歡〈藍色多瑙河〉那種朗朗上口的旋律,上流社會的人則表示自己喜歡比較「艱深」的巴哈〈十二平均律曲集〉(Well-Tempered Clavier)。上流階級的人偏愛抽象藝術與實驗性小說,較低階層的人則喜歡具象的圖片及精彩的故事情節。但假如人人開始喜歡巴哈、畢卡索和喬伊斯,上流階級的品味就會轉向另一個新事物──以重畫界線來維持菁英身分。布赫迪厄描述的是一種「文化財經濟」(economy of cultural goods),而這項經濟的不平等,對人們的影響不遜於所得的不平等。

人類學家凱特.福克斯(Kate Fox)在其著作《瞧這些英國佬》(Watching the English)中,描述英國人在談話語言、房子、車子、服飾及食物等層面的社會階級標記。約瑟夫.艾普斯坦(Joseph Epstein)在《勢利:美國浮華社會真實版》(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中,也對美國做了類似的針砭。兩本書都詼諧有趣又博學多聞,你很難不嘲笑自己的虛榮和別人的拙劣品味。

本文節錄自:《社會不平等》一書,理查.威金森、凱特.皮凱特著,黃佳瑜、溫澤元譯,時報出版。

關鍵字: 社會關懷閱讀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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