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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說家要懂得人性的孤獨

文 / 謝其濬    
200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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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說家要懂得人性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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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怎麼看故鄉對你的影響?

A:桂林(白先勇在桂林住到五、六歲)在歷史上一直是屬於流放的地帶,雖然落後,但是相對來說,很樸實,有一些很基本的東西,我所謂的烈性,特別是男女之間的烈性。像「花橋榮記」裡那種對感情的執著,或是「玉卿嫂」裡那種西南邊陲女性敢愛敢恨的性情。所以我想,桂林的山水,和廣西人的個性,應該影響我不少,我後來發現自己也有那種廣西人的蠻勁。

在病中體驗孤獨

Q:童年時你生了一場大病?

A:對。一遷到重慶,我就被發現有肺病,立刻被隔離 ,大約有四、五年的時間 ,我本來是個很外向的人,很愛熱鬧,可是一下子就被孤立起來,好像是被囚禁。

Q:大陸學者劉俊先生說,你小說裡常有一種被壓抑的孤獨感,他認為這是在你生病那段時間形成的。

A:其實我覺得,寫小說不見得是寫自己,我要寫的是一種人類的感覺(human feeling),當然如果你自己經歷過,寫起來一定會比較深刻,但是你絕對不會只寫自己,因為這樣,你的文學世界會變得很小。所以我說,一個小說家要懂的是人性的孤獨,這是我嘗試在寫的,我試著在懂得人的孤獨 、沒辦法讓人瞭解。我想,如果小時候我很健康,跟很多同年紀的小孩子在一起玩,我可能沒有機會沈澱下來想很多問題。生這場病,的確讓我提早體驗到孤獨,不過這種孤獨感,人的一生遲早會碰到的。

Q:像你一生中,經歷過很多地方,像是一個生命的旅客,你常常感覺孤獨嗎?

A:孤獨的感覺當然會一直都在。我記得一九八二年,我在國父紀念館做「遊園驚夢」,那真的是盛況空前,演了滿滿的十場。最後那場演完,要拆台的時候,我進去看一看,我覺得一個人在那裡的時候,我覺得最孤獨,好像是一場熱鬧、一場繁華,一下子就沒有了。

Q:很像《紅樓夢》的味道。

A:所以《紅樓夢》會這麼偉大,因為這本書很早就碰觸到這種人類孤獨命運的主題了。

上海的風花雪月

Q:你提到過上海的變化極大,變化在哪裡?

A:應該說,又變回它原來繁華大都市的樣子了。

Q:那上海人呢?

A:上海人就是那個樣子,他們被共產主義壓了幾十年,非常不服氣、不以為然 ,我想上海人內心裡對於北京那一套社會主義,嗤之以鼻,他們覺得他們原來那套才是真的。基本上,即使嘴上不講,上海人把別人都看成鄉下人。上海骨子裡本來就是跟資本主義一拍即合。

Q:你本來在上海的住所,好像變成了餐廳?

A:叫作越友餐廳,我還去吃過,菜不錯,而且便宜。

新台北人的風貌

Q:你走過這麼多地方,桂林、重慶、南京、上海、台北,你覺得哪一個地方是真正的故鄉?

A:故鄉?這很難說。要說我從小長大的地方,應該是桂林,但我在台北住得比較久,情感上、心理上,台北又是另一個故鄉。

我在這裡很心安,因為這裡有朋友、親戚,而且我的青少年時代和大學時代,都是在台北過的。我回美國還會有時差,要一個星期才會恢復,回台北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Q:那你對台北的變化有什麼樣的觀察?

A:現在可以說是新台北了,就物質建設來說,台北現在等於是一座新城,台北人可以說是相當喜新厭舊,不過基本上,現在整個台灣都在向前跑,不往回看,也不要歷史,一邊在拋開歷史,一邊在創造歷史。

Q:所以你覺得現在的台北人是傾向不要有歷史,不要有傳統?

A:可能對他們而言,這是個負擔,但是他們不要這個負擔,把包袱都丟掉,感覺比較輕鬆,現在的年輕人走起路來都很輕的樣子。

Q:像你在《台北人》中,對中國的歷史和傳統文化表現出相當深厚的感情,不過這十幾年來,台灣整個環境有了很大的變化。就以台北為例,你覺得二十一世紀的台北該怎麼走下去?

A:我感覺台北這些年來一直在試著建設一個傳統,但是感覺好像很艱難的樣子。現在的台北人很急急忙忙,變來變去。

Q:所以台北人是很急於尋找自己的身分,你覺得我們找得到自己的identity(身分)嗎?

A:在尋找自己的身分上,台北一直有這個問題。不過台北人是有些共同的特徵,像是優越感,這種莫名其妙的虛榮心,覺得別人都是鄉下人,這一點倒是跟上海人很像。

Q:你很強調美這個元素,現在的台北人懂得「美」嗎?

A:台北人已經經過很多外國文化的洗禮,是開始慢慢地在尋找什麼是「美」,甚至開始返回傳統。

就像是前一陣子我在台北聽崑曲,我發現其實有很多年輕的觀眾,平均年齡三十幾歲。

台灣本土也有很多很美的東西,比方說台灣的流行老歌,像是我最近打開電視,都會聽到好多老歌,「舊情綿綿」啦、「碎心花」啦、「孤戀花」啦,都是很感情真切的東西。

Q:你對台北的未來很樂觀。

A:我非樂觀不可啊!

在海外尋找中國的根

Q:你是什麼時候決定在美國定居?

A:我是一九六三年到美國,從一九六五年開始教書,所以我在美國待了三十幾年了。

Q:我記得你以前寫了很多留學生小說,講台灣留學生面臨東西文化的衝突,你為什麼選擇在美國待那麼長的時間?

A:因為我一直在美國教書,所以就待了下來。我在美國那麼多年,對於美國人的優點,我很清楚,也很佩服他們,他們有這樣的成就 ,自然有他們厲害的地方。但是他們過分強調科技文明 ,還有他們的通俗文化,是我比較不喜歡的地方,所以生活在美國,對我來說,就更需要有中國文化的根,讓我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地方,可以更從容地生活下去。

Q:你退休後都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A:我現在喜歡種花,像園藝這些,基本上聖塔芭拉拉是座很寂靜的小城,我的生活算是很簡單。

Q:就一個小說家的觀察,你對大陸的發展是樂觀還是悲觀?

A:很難講,除非他們能最後拋開意識形態的包袱,當然不是馬上拋開,是慢慢地消失,沒有了意識形態,就可以自由發展,中國人的創造力是很可觀的,這麼長的古文明,看看這次的兵馬俑 ,那是讓人無法忽視的。不過這個問題真的是很複雜。

Q:你的小說常常在討論歸宿,所以你怎麼看中國人的歸宿問題?

A:我想,歸宿是一個文化上的問題,從二十世紀以來 ,西方文明興盛之後,中國人好像都變得很飄泊,所以所謂找到歸宿,最後是回到文化上的歸宿,你是不是對自己的文化有所認同。

像台灣現在也在尋找文化上的根,我想,什麼時候我們找到文化上的根,什麼時候我們就有真正的心靈歸宿。

關懷愛滋

Q:你這些年非常關懷愛滋議題,為什麼?

A:我想,愛滋病是近代人類的一個大災難,從八○年代起,像洛杉磯、舊金山一帶,就有很嚴重的愛滋問題 ,許多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消失。八○年代中期,這個疾病開始竄流到台灣,但是媒體的報導,常常模糊焦點,造成愛滋病患的雙重歧視。所以我希望讓台灣人瞭解,愛滋病其實只是一種疾病,和別的疾病是一樣的。

Q:談到健康這個議題,你好像一直有在練氣功?

A:大概在一九九三到九四年之間,我有暈眩症,也就是中耳失去平衡,西醫治療都沒效,後來我在聖塔芭芭拉遇上一個年輕的氣功師,就開始練氣功,我的暈眩症就慢慢消失了。

Q:你現在每天還在練嗎?

A:每天晚上睡覺前,大概會練上三十到四十五分鐘,我也把練氣功當成是一種運動。

Q:你覺得練氣功最重要的祕訣是什麼?

A:練氣功其實很簡單,就是要有恆心。我練了七、八年,精神真的有變得比較好。

用小說探索人生

Q:看崑曲好像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為什麼?

A:我想崑曲是非常成熟精緻的一門藝術,融合了詩歌、舞蹈、音樂,非常非常動人。

像前一陣子上海崑劇團來台灣演「長生殿」,我有好些作家朋友也去看了,結果都被感動得流淚。

Q:你建議可以從哪些角度來認識崑曲?

A:我想崑曲和其它傳統戲曲不太一樣的是,崑曲的音樂大量使用管樂,所以聽起來特別好聽,崑曲的舞蹈身段也是非常漂亮的。我不覺得崑曲「曲高和寡」。

Q:談到戲劇,我知道你非常喜歡寫「慾望街車」的田納西威廉斯,為什麼?

A:基本上,我非常喜歡美國南方作家的東西,像田納西威廉斯和福克納,他們在刻畫人性上都很有一套,比方像「慾望街車」「玻璃動物園」這些作品。

Q:你會不會覺得你和田納西威廉斯很像?因為你們都非常擅長寫女人,也和姊姊的關係非常親密。

A:我想這部分的遭遇是相似的,我姊姊很不幸地也有精神分裂症。

Q:我想替很多白先勇小說迷問的是,你現在還創作小說嗎?

A:我一直都在寫,但是寫得不多。小說對我來說,還是非常個人的一件事,一種很personal的探索和表現,所以我喜歡寫小說,那是我對人生的探索和表現。

本文出自 2001 / 03 月號

第17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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